学与音乐的

总是会受其所处环境中的音乐的影响，他们聆听、表演并研究周围的音乐。20世纪，人们可接触到的音乐种类远远大于之前的任何一个世纪，音乐学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同却又紧密联系的阶段。{dy}阶段始于19世纪，属于停滞期，许多几乎是{yj}保留的音乐受到普遍欢迎。这一阶段的音乐发展几乎与音乐学毫无干系，而更多地受到社会、思维、经济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同样影响到其他领域。大部分迎合公众和商业场合的管弦乐、合唱、独唱（独奏）音乐会最终削弱了作曲家、资助者、资深者对何种作品的决定权，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得新作品的演出机会不断减少。然而，到了第二阶段，音乐学开始对音乐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以至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许多学者埋首于图书馆和档案室里搜寻过去几个世纪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已经xx不在演出剧目范围内而被人们所淡忘。学者们重新对这些作品进行描述、分析，并用现代记谱法出版印刷，以满足当今音乐家的需要。他们深入表演实践，并设法复制曾在古代这些作品的古老乐器。

    随着反对以大量新作品僵化地扩充曲目的呼声越来越高，关于古乐主体（以及作品本体）的信息便越来越有用武之地。经过实践证明，这类年代久远的音乐更易被普通听众和大部分表演者所接受。日益增多的古乐逐渐成为了20世纪音乐的一部分。对于一个处在成型期的作曲家来说，他所耳濡目染的不仅是当代和前一时代的音乐，还有数百年前的音乐。因而他们便受到大量创作规则和风格的影响。通过研究分析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够在所有层面看到古代音乐对其创作的影响——从特定体裁的作品（如牧歌、帕萨卡利亚、赋格曲以及其它古老体裁）到形式结构的运用（大原则、多种精致的复调安排，还有采用古代作品材料的手法等），以及多种音响、织体乃至和声思维，无一不体现出作曲家对古代音乐的借鉴。

不同的作曲家与古代音乐和音乐学事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接触。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便是未曾接受过正规音乐学训练作曲家之一，他与音乐学院或严肃音乐学家都没有过多交往，却对大量古代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许多古代音乐元素——如东方教会圣咏、俄罗斯民间音乐、14世纪弥撒音乐，乃至杰苏阿尔多①、佩格莱西以及18世纪作曲家的作品等等——他之所以能过接触到这些古代音乐材料还要得益于音乐学家的努力成果。亨德米特则与机构联系甚广，并亲自参与修订、整理、表演、指挥文艺复兴时期前后的音乐，而他自己的作品更是从古乐中受益无穷（结构、和声、织体、对位等方面）。在这一领域的另一端，许多作曲家投入到认真的研究中去。安东·韦伯恩的博士论文便是对16世纪早期作曲家海因里希·伊萨克（Heinrich Isaac）的研究，并对这位多产作曲家的作品进行了学术编辑。比利·吉姆·莱顿（Billy Jim Layton）的论文题目则是15世纪早期意大利弥撒音乐。在他为和而作的《5 Studies》中，有多处通过改变材料和速度的手段使用了这些音乐；他也分层创作，常常以定旋律为基础，并使用等节奏结构，这些都是古代音乐所特有的创作手法。20世纪初，意大利音乐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位作曲家，分别是吉安·弗朗西斯科·马利皮耶罗( G.F.Malipiero)②和阿尔弗雷多·卡塞拉(Alfredo Casella)③，他们研究了古代音乐风格，并重新应用一些古代音乐的规则和审美标准。

音乐学家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发现和修订古乐文献。音乐学最初的定义主张将全面系统分析所有音乐作为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当今大多数机构的音乐学研究已经脱离了理性系统的音乐要素分析，转而将这个任务托付给了理论家和作曲家，这类音乐学研究步骤的根源及其与其它音乐学研究层面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事实。部分学者目前将音乐学定义为是一种理性研究所有音乐所有层面的方法，并声称整个历史和理论性的系统研究皆属于音乐学的范畴。不断有作曲家进入学院和大学组织教授系统音乐分析课程，这种作曲家自身参与学术研究的活动可以被视为对音乐学家挖掘出的音乐的深层思考和论述。“音乐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这一观念使得理智分析揭开了音乐的神秘面纱，并可以应用于大部分的古代音乐，而这一观念迟早也可以应用于新作品或即将问世的作品，进而成为一种符合逻辑乃至必要的态度。理性作曲方法在新旧作品中都能够看到，罗格·塞欣斯（Roger Sessions 1896-1985)、罗斯·李·芬尼（Ross Lee Finney 1906-1997）、米尔顿·巴比特（Milton Babbitt 1916-）以及其他许多作曲家的作品都xx统一于这一理念。将其它研究成果融合在自己富于创造力作品中的作曲家更是不计其数。声学研究室音乐学最早的分支之一，本·约翰斯顿（Ben Johnston 1926-）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使用了非平均律音，这其实是他多年进行音乐学研究的成果。肯尼斯·加伯罗（Kenneth Gaburo 1926-1993） 在一些作品中做了关于分裂词语和音节的实验，这则与他对更全面的文本设置问题的推理研究密不可分。当然，还有许多作曲家并不接受与古代音乐密切相关的理念，也不以理性的方法创作音乐。例如约翰·凯奇（John Cage 1912-1992）、白南淮（Nam June Paik 1932-2006）、特里·赖利（Terry Riley 1935-）等人的创作更多地是关于当代社会的参照架构、当代音乐以及当代艺术和科学。然而，他们与音乐学也有一个触点——即他们的思想，这也属于音乐学的范畴。

            ——选自《二十世纪音乐辞典》（约翰·文顿主编《Dictionary of Twentieth-century Music》 Edited by John Vinton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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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卡洛·杰苏阿尔多（Carlo Gesualdo， 1566年3月8日－1613年9月8日），韦诺萨亲王、孔扎（Conza）伯爵。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杰出的作曲家、鲁特琴演奏家。杰苏阿尔多的音乐在20世纪越来越受重视，很多艺术家都对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斯特拉文斯基曾整理改编过杰苏阿尔多的作品。

②吉安·弗朗西斯科·马利皮耶罗（Gian Francesco Malipiero，1882年3月18日－1973年8月1日），意大利作曲家，音乐学家。他擅于从意大利xxx乐派，如维瓦尔第的作品中吸取灵感。他的则复兴了蒙特威尔第的精神。另外，他在维瓦尔第，蒙特威尔第等人的作品编辑和研究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③阿尔弗雷多·卡塞拉（意大利语：Alfredo Casella，1883年7月25日－1947年3月5日），意大利作曲家，音乐学家，钢琴家，指挥家。一战以后他进入创作生涯的高峰，力图重现巴洛克时期意大利音乐的辉煌，作品多采新主义风格，常使用一些巴洛克时期的体裁形式，但不盲目复古，大胆结合现代和声和对位技法，使音乐充满动力和现代性。卡塞拉还是一位音乐学家，写过关于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重要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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