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为众：中国在体制和女性经济地位上比印度有优势

印度经济近年也在持续高速发展，但从基础设施看，给人的印象却是挖了一个浅坑，打了几根细桩，却在飞快地砌墙盖摩天大楼，有时让人怀疑其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为什么印度一面是先进的IT软件和外包服务，一面是落后的基础建设？原因其实很简单：前者是公司决策，后者是政府决策，政治体制成了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中国妇女地位高，对工业作用大。

得天独厚的英语优势，使印度在外包业务上{lx1}中国；没有包袱的传统文化，使印度人在攀登跨国公司高管职位的阶梯上{lx1}中国人；从企业经营看，中国企业是硬件硬、软件软、理念差，印度公司则具有理念上的优势。不过，中国在“铁公基”建设、体制和女性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印度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模仿。

随着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创造的名词“金砖四国”被广为传播，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流砥柱，形成了一股世界瞩目的力量。依笔者之见，“金砖四国”既不可能成为欧盟那样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也不会成为东盟那样的松散型组织。而四块金砖中，印度和中国因为同样具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更具竞争性和可比性，我们不妨以跨国公司的视野来审视两国的优劣势。

印度:语言、文化与企业理念上的优势

相比中国，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拥有得天独厚的英语优势。在印度，被宪法承认的语言就有23种，所以英语几乎相当于中国的普通话。尽管很多去过印度的人对当地人的英语发音不敢恭维，但语言上的优势使得印度的外包业务这些年蓬勃发展，截至2008年，外包业为印度提供了70万个就业机会，相关销售额达110亿，接近印度GDP的1%。因为外包业务的发展，这个有着12亿人口、每年有25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国家，居然出现了人才供不应求的现象，外包业的工资因此保持每年递增10-15%的势头。更有意思的是，印度的外包服务公司常常派出一些精兵强将到跨国公司总部接管一部分不得不留在总部的业务源头，这些空降兵到达后，往往享有和跨国公司同事们同工同酬的待遇。

虽然中国的外包业近年来一直稳居世界亚军，在外包业的评估中，中国的投资环境甚至更好，但因为语言障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里赢得聪明能干声誉的中国人，却不能不把外包业的{gj}拱手让给印度人。中国企业和人才要走向世界，先要大力普及英语这个世界语。

语言优势，使印度在外包上{lx1}中国；没有包袱的传统文化，则使印度人在攀登跨国公司高管职位的阶梯上{lx1}中国人。在美国西海岸的IT公司，往往有一种“美国公司、印度上司、中国工程师”的怪现象：每逢公司出现管理职位空缺，在技术上和华裔不分高下的印度人往往能再上台阶，而其他亚裔尤其是华裔常常在这关键的时刻落选。开始华人会在一起发发牢骚，说印度人会溜须拍马，就靠卖嘴皮子，可是一来二去，上司都成了印度人，这个原因就很难说得通了。说他们有语言优势吧，也不全对，因为落选的除了{dy}代移民，还包括美国出生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我把这个病根归结为华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听话文化以及“君子讷于言敏于行”的含蓄美德，这是一个作茧自缚的丝织天花板。印度人虽然不像美国人那样外向和具有强烈的领导欲望，却普遍比华裔更加敢于、善于表达自己，应该说是亚裔的一个例外。

很多跨国公司的华裔高管只能回到母语地区为总部在当地的本土化扬长避短，而难以进入公司执委会(Executive Committee)等{zg}决策机构，也就是说，他们还领导不了西方人。依我自己的体会，作为一个外国人，要突破美国商界的“玻璃天花板”非常难，在知名跨国公司担任一把手更是不可思议地难，但有两个印度人不但进入了知名跨国公司的决策层，而且出任要职：一位是花旗集团CEO潘伟迪(Vikram Pandit)，另一位是可乐董事长兼CEO卢英德女士(Indra Nooyi)。潘伟迪16岁赴美留学，卢英德则在印度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习并开始了职业生涯，23岁才到耶鲁大学学习，25岁获硕士学位。他们二人只是冰山一角，前赴后继的优秀人才，是印度的又一大优势。

从公司层面比较，印度企业也比中国企业在理念上棋胜一筹。跨国公司挑选供应商的标准因行业和公司不同而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多数标准都可以归纳为理念、软件和硬件三大类：理念指价值观、商业习惯和准则，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做人做事的原则；软件指经验、技术、制度、程序和人力资源，常常代表一个公司的效率和执行力；硬件则指厂房、设备等。中国的企业是硬件硬、软件软、理念差，印度公司则具有理念上的优势。

2002年，我到新德里作工厂培训，那是我{dy}次在印度介绍公司对厕所的验收要求，我原以为会像当初在中国推介一样遭到xx，没想到却得到与会全体厂商的一致认同，一位当地xx的女服装企业家更表示：“在我们印度传统的包办婚姻中，年轻人定亲前，双方父母亲都要走一走未来的亲家，探一探对方的家底，如果对方家里的洗手间很干净，说明家境富裕、人的修养好，今后孩子的婚姻和生活都有保障。工厂也一样，有干净厕所的工厂常常是生产优质产品的工厂。”

迈克尔斯公司新近增加了一家纸制品供应商，我参加了评估。业主盖瑞是个印度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评估完毕，我对他的经营理念暗暗称绝：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工厂分别设在中国和印度，以分散西方国家反倾销的风险，并且充分利用两国的资源；产品设计和开发中心设在美国西岸，规模不大但画龙点睛，意在填补亚洲厂商普遍不了解美国消费者习惯的先天性不足，而大多数中国供应商还停留在靠业主多年积累的市场经验、根据客户的要求揣摩和猜测进行产品开发的阶段；新盖的厂房符合环保潮流，房顶上有花有草，而且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板，厂房周围装有雨水集储系统；最有吸引力的是，该企业承诺，推出的环保型产品和非环保型同类产品保持相同价格。中国企业在环保意识方面近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理念上大多还停留在“要我做”的状态，而印度企业已经开始了“我要做”，这才是{sjj}的经营理念。

评估完毕，我们专门开会研究这家供应商的营运模式，并破例将其立即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这是一家印度企业吗？除了业主是个印度人、在印度有一家工厂，你根本就找不到其他印度的痕迹。它的棋盘是一张世界地图，每一个棋子都放在恰到好处的地方，把“比较优势理论”用到了{jz}。毋庸置疑，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的强有力对手，将是像盖瑞这样的印度企业家。

中国: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体制的竞争力

当然，中国并非没有优势，与印度相比，中国的主要优势同样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到访印度的人都对那里的脏乱差印象深刻，有印度朋友告诉我，印度{zd0}的失误就是近60年里没有大力投资基础建设，目前的“铁公基”至少落后于经济发展10-12年。一位在印度第二大外包服务商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任职的朋友则表示，公司每年用于1.8万名员工的通勤班车和交通补助费就达500万美元，因为公共交通根本处于瘫痪状态。几年前，在新建一家新的芯片工厂时，最终从印度、越南两个候选地中选择了越南，消息传来震动全印。而作为公司国际货源的决策人，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作出类似的决策，原因恰恰是印度“铁公基”的脏乱差。事实上，脏乱差也是出差到印度的跨国公司管理人员经常聊起的一个话题，的一个朋友曾告诉我，因为当地机场缺乏防雨的仓储设备，2006年10月，他们在印度生产的手机在一场大雨中全部变成“落汤机”，损失惨重。

据印度政府估计，因为交通堵塞和基础建设落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年就达60亿美元之巨。显然，“信息高速公路”无法取代“铁公基”。诚然，印度经济近年也在持续高速发展，但从基础设施看，给人的印象却是挖了一个浅坑，打了几根细桩，却在飞快地砌墙盖摩天大楼，有时让人怀疑其可持续发展的势头。相比之下，中国民间素有“要致富，先修路”之说，政府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与民间传统一脉相承，因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又是基础建设化的过程，中国先进的基础设施恰恰像一个巨大的地基，打着密密麻麻硕大的地桩，中国经济就是建造在其上的摩天大楼。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铁公基”这一优势，印度很难在短时间内模仿。

为什么印度一面是先进的IT软件和外包服务，一面是落后的基础建设？原因其实很简单：前者是公司决策，后者是政府决策，政治体制成了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印度采取的是英国式议会民主制，这一体制在发展中国家特定时期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印度总理辛格就直言，在议会民主制里推行改革步履维艰。拿零售业来说，跨国公司在印度开设连锁店的计划，遭到了重重叠叠的限制和封锁，全国成千上万家夫妻店的小老板们个个都是选民，大家一反对，开放零售业的计划就夭折了。这样的零售业巨头同样眼看着印度这个巨大的市场无从下口。同样是零售业，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显得坚定果断，现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重大突围的坚强后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新路，同时又不断孕育新的民主，催发新的改革。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妇女能顶半边天”使中国拥有印度难以企及的另一大优势。人们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分析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犯了一个表面性的错误，即认为中国有13亿之众，印度有近12亿人口，作为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力资源都很丰富。剥去几层洋葱皮细细探索就会发现，女性在中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她们对中国经济腾飞的直接影响远非其印度姐妹可以同日而语。

中印妇女在历史上的地位低下有着令人惊讶的近似。1985年，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OSU)学习时，曾对她们受到的歧视和迫害进行比较研究，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的缠足和印度的莎提(Sati)。萨提是古老的印度习俗，指妇女在亡夫的葬礼上投身燃烧的柴堆，把自己作为祭品殉夫。如今，缠足和莎提已成历史，女性在中印社会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女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更为举足轻重。参观过印度工厂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生产线上，无论操作缝纫机缝制服装，还是制造皮鞋，基本都是大老爷们笨手笨脚在干活，女性非常罕见。问起当地企业家，原来出口企业的工作在印度挣钱多、有脸面，一般都会优先录用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男性，这和中国以“打工妹”为主的农民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印度，只有在传统的、通常没有工资的家庭作坊式农牧企业，妇女才是就业的主力军，当然，在外包业这个需要英语、电脑知识和技能的新兴行业是个例外，印度女性扮演着和男性同等重要的角色。

我也常常被美国同事们问起为什么中国女性比印度女性享有更优越的地位。我告诉他们，这一方面归于xxx“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趋势，使得数以亿计过去围着锅台转、以伺候公婆和传宗接代为己任的农村女性，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业工人，获得了经济独立，其社会地位自然得到了提升。越来越多的“打工妹”在通过劳动挣到一份财产后，也为自己的前途和择偶挣到了话语权。在与中国供应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见识过无数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无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还是“中国制造”成为高知名度的品牌、中国工人赢得的吃苦耐劳心灵手巧的世界声誉，都有“打工妹”们的一份重要贡献。众多农村女性的转型，已经形成了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实质性的优势，虽然它往往被人们忽略。

作为“金砖四国”中分量最受瞩目的两块砖，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腾飞格外引人注目。在欧美，人们经常会讨论中国和印度究竟谁更具竞争力、两国究竟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伙伴？依笔者之见，在日益扁平的世界上，两国合作则双赢，健康的竞争更会使双方得益，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将成为与全球化合拍的地区合作主旋律。而合作的关键是增进了解，我有很多印度朋友，他们非常渴望了解中国、向中国学习，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密切xx中国的成功经验，相比较而言，中国企业对印度企业在人才培养与经营上的{lx1}优势则认识不足、研究不够，未来，印度企业应当与欧美企业一样进入中国企业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