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提到“农业综合企业”使美国商业化农业变为现实，农民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负债累累，成为为农业综合企业服务的一环，这个转化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恩道尔：农业的商业化运行在整个美国已经很成熟，这也是所谓的农业商业化，这是基于一种将“成本代价”压缩到{jd1}最小值的商业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容易受到攻击而忍受{zd0}成本压力的是整个粮食产业链上的家庭农场，他们担当着最有价值的环节，却更加依赖这种商业模式，而这些农场也必须直接负责可食用的安全食品的供应。在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商业化模式得到{dy}次的发展，而传统的、曾经xx自豪的家庭农场主沦为与商业化企业签定契约的劳力，一种新的中世纪式封建农奴模式在形成，这些劳动力都与孟山都、嘉吉或其它的农业企业巨头签定契约。

　　以动物饲养业务(CAFOs)的工业化鸡肉为例，健康与安全的法规遭受违犯，非法移民的劳动力(担心被驱逐出境的人群)被迫地在非人的工作环境中为阿肯色州的泰森食品公司这样的农业巨头追求{zd0}的利润。农业商业化革命的核心在于这种垂直型经营，它在区分优先秩序中只有一样东西：季度利润额位于公司之首，不管是嘉吉还是爱荷华的泰森食品公司还是联合利华还是卡夫食品。

　　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让独立家庭式农民饲养的牲畜价格下降，农民被迫放弃农业生产而离开这个行业。1979-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万人，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数据来源于美国关爱农民协会)。2004年11月，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了一份少数派报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4家{zd0}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猪屠宰。4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而这份报告因美国总统大选临近而束之高阁。

　　记者：美国的商业化农业中大型企业将大量的禽畜进行圈养，从而降低了禽畜的质量和加重了环境的负担，美国政府如何就这个问题向民众交待？

　　恩道尔：集中畜牧经营(CAFO)的肉类食品在出售时被打上了“便宜肉”的红色标志。华盛顿政府在热情推进农业商业化的进程中极大忽略了其对健康造成的危险性。被他们称作“被限制的饲养肉”或“集中动物饲养业”的部门，有时却是极其荒诞却是合理地被商家和哈佛商学院共同认为是利润{zd0}化的先锋模范。集中畜牧经营把牲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为500—600磅，从未离开过和它几乎大小相同的栅栏，有些在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见过阳光。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可达28%。

　　在美国，在我的游历和对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了解最多的是，3至4家农业巨头公司至今在牛肉、猪肉和几乎全部的鸡肉的生产方面占有支配的权力。美国国会研究所已经调查并对这些集中动物饲养业令人震惊的健康和卫生条件发出了警告。成千上万的动物从饲养到屠杀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被让其快速长肥的xxx刺激得上气不接下气。被快速传播的疾病却经常被忽视。美国公众健康的疾病的紧急事件时而发生，比较普遍的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和粪便大肠菌等，其含菌量可达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这些都归咎于此种不卫生的大规模养殖的方式。

　　据调查，最近爆发的H5N1和很多亚洲国家发生过的禽流感直接原因归咎于泰国和其它一些地方像集中动物饲养商业化这样的家禽加工厂。我个人在德国已经不在饭馆里吃鸡胸肉，因为这个尝起来已经不像是真正鸡肉的味道。{zh0}吃的鸡肉仍然是那种家庭农场养殖的可以在院子里徜徉的带骨的鸡肉。欧盟的大部分家禽养殖业也已经商业化经营，或者是进口美国，或者是其它集中畜牧经营的肉类。但这也不xx是消极的消息，欧盟已经开始猛烈地打击美国用xx喂养的牛肉进口，甚至按照WTO的章程进行处罚。

　　在中国时，我注意到，中国食品相对于我在欧洲的饭馆吃到的味道和质量都有极大的差异，当然也不同于美国的。我希望这样的品质和新鲜感，自然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永远保留在中国的食谱中。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是谁在推动全球农业的商业化进程——嘉吉、ADM、邦吉、孟山都、道化学、杜邦等——这些企业已经有长期的计划和市场运做经验。正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1970年发布的言论表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类。”在1950年哈佛大学缓慢地开始进行农业商业化革命之前，整个人类从未受过对食品链的集权控制这样的威胁。

　　洛克菲勒基金的力量

　　转基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孟山都集团的贪婪和对种业的垄断，尽管他们对此也很贪婪。这与背后的权力有关。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的可行性的大规模研究，那时他们称“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因革命。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得知，在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转变世界粮食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1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几亿美元，由此可见，基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在1984年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IPRB)启动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已经盯上了亚洲的金饭碗——水稻。而他们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选择从水稻开始是谨慎的。正如一位水稻研究人员丹尼斯(Dennis Normile)所指出的那样，水稻是24亿人的主食，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农民驯化和发展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和食品安全紧密相连。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把水稻作为日常饮食的主要食品。恩道尔说，30多年来的绿色革命过程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利用他们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方案等方面的国际市场中，这一切都是来源于西方的农业综合企业。

　　记者：我对您在书中提到的“绿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减少了农村人口……这绝非偶然，这是为计划中的美国未来的跨国制造业积蓄廉价的劳动力”这个观点感到很震惊，在您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去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恩道尔：我在印度和其它地方都接触过一些农业方面的积极分子和活动家，他们已经证实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绿色革命”宣传并非基于事实。小麦1公顷的产量在{dy}或第二个收获季节呈上升趋势，但接下来产量就会再度下降。印度、墨西哥等一些地方的大农场主购买了大量的机械化设备，使收益达到{zd0}化。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的生物多样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多数的植物只能依赖于孟山都、杜邦等大的种业企业。美国国际开发署、洛克菲克基金会和后来的福特基金会扮演的角色成为进行绿色革命的主推手，甚至想让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二战以后，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他的兄弟们——戴维、约翰三世、劳伦斯——开始为他们用于战争中的化学制品寻找新的市场。他们发展他们所说的绿色革命以便于创造大的氮肥、汽油的新市场，以满足拖拉机、化学除草剂、杀虫剂等类似产品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方的农村居民人口在减少。我当然并不是反对拖拉机或者食品生产中的新科技，但是对于人体和动物的消费而言安全，健康的食物应该是整个进程的核心内容，而不仅仅是为私人企业的极大利润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众多案件中，发展中国家正在反对对他们的农场进行农业商业化。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机构很难单方面促进农业商业化的议程。我相信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角色以帮助那些更小的国家脱离苦苦支撑着的农业商业化破坏性的影响，当然也决定于中国本身的选择意向，或者对生物安全食品的促进，或者对转基因种业繁殖的释放。

　　记者：您的论点是围绕着怎样的思路？您想揭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恩道尔：转基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孟山都集团的贪婪和对种业的垄断，尽管他们对此也很贪婪。这与背后的权力有关。他们照搬的手法与1840年xx战争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如出一辙。英国海军和xx以及政治的力量来自于私人垄断集团在背后的支撑，他们主要的意图在于用xx让中国人沉溺其中，从而阻止中国向西方的开拓，并控制了中国的发展。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xx战争。

　　下篇：转基因在中国

　　也许今天当人们吃到转基因的大豆或玉米时，已经很少人去考虑它安不安全，更少的人会想到，这些转基因食品竟有一段势力扩张的历史，而这个历史的进程中，有着当今转基因农企巨头强势的身影。“如果像中国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能够强有力地阻止转基因作物和农业商业化的破坏性影响，我相信转基因将会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丧失影响力。”

　　2008年7月9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该专项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科技部的专项经费，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直接投入120亿元，课题承担单位配套120亿元。资金将主要投入到　　消息一经传出，各种声音纷沓而至，占主流的声音认为这个专项的通过能够掀起中国日后农业发展路线的轩然大波。事实上，转基因科技在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谓经历了千辛万苦。

　　早在2001年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两院”院士石元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从技术层面来讲，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对人体不存在利弊的问题。但由于转基因食品是把一种外源的基因转移到生物体中，因此可能存在潜在的危险，因此需加强监管和审批。那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谨慎的。

　　2002年3月，芝加哥的大豆期价一夜之间跳涨了10美分之多，原因在于中国传来的报道称，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条例的态度骤然变化，美国和中国已经达成某种临时性的过渡协议，美国得以继续对中国不受干扰地出口转基因产品。

　　2004年末，中国国内媒体曾经相继报道，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已经上了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桌，转基因大米可能很快就能端上中国人的饭桌。

　　2005年春天，被国内外媒体转载的湖北省出现转基因稻米“抢跑”事件，给中国造成了负面的国际影响，更被认为是对严格审批制度的一种反弹。绿色和平中国项目副主任马天杰对此评价说：“某些专家和研发部门有意无意地泄漏种子，是为了达到一定种植面积，造成无法回收的既成事实，从而对政府造成压力。”农业部对转基因商业化的态度再次保持谨慎。

　　自2006年转基因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wy}一个农业科技重大专项后，它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之中。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告诉《大生》记者，“此次转基因重大专项的通过经历了不计其数的讨论和修改。”而目前中国的态度是：一边实施，一边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有过这样的建议：如果现在依然停留在转基因是否安全这个问题上，那未免会纠缠不清，因为这只是在学术上的争论，而转基因已经在市场化运作，在人们生活中普及。

　　《大生》记者得到{zx1}的数据：英国Cropnosis咨询公司2007年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全球市场为69亿美元，占2007年422亿美元的全球作物保护市场的16%，以及2007年全球商业种子市场340亿美元中的20%。这69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市值包括32亿美元的转基因玉米(1527,3.00,0.20%,吧)(从2006年的39%上升到相当于47%的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值)，26亿美元的转基因大豆(3288,53.00,1.64%,吧)(37%，2006年为44%)，9亿美元转基因棉花(11810,125.00,1.07%,吧)(13%)和2亿美元的转基因油菜(3%)，价值69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市场，有价值52亿美元的市场(76%)在发达国家，价值16亿美元的市场(24%)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的市值是基于转基因作物种子的售价加上全部技术转让有关的费用。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首次商品化以来的11年期间累计的全球市场估计为424亿美元，预计200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大约为75亿美元。

　　中国科技部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软科学组织处处长赵刚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从长期目标来看，“产量高，品质好”的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国家决定战略的关键。因为粮食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面临着涨价，短缺等难题。种子技术成为高科技的关键技术，尤其在发达国家这个系统非常成熟，也非常受重视。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技术储备”

　　“对于粮食安全，国家已经从战略层面来考虑国家粮食的竞争力，转基因专项的通过也是战略的一个方面。”

　　于建嵘告诉《大生》记者，中央要解决农业问题，一定要在政策上考虑到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有自己的农业、自己的科技。《大生》记者继而就此专项的通过采访了多家种子企业，他们当中有一些觉得问题敏感而三缄其口，有一些觉得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是个利好消息，更多的则持乐观而谨慎的态度。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转基因重大专项目前还是停留在技术研发阶段，由国家的科研单位在进行技术开发，对于企业来讲影响还不是很大。转基因这个技术是全世界都可以进行研究的，研发不一定在中国，比如新的基因在抗寒、抗旱、抗绣方面比较有优势，也是研发的目的，但是在后期新品种的选育时一定要在中国进行，这要结合中国的气候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转基因是否安全的争论一直都有，目前美国比较主张，欧盟极力限制，中国的态度也很谨慎，但是要进行一些研发作为技术上的储备。”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培劲的态度十分谨慎，他告诉《大生》记者，“目前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暂时不想发表与这个相关的言论。”

　　另一种声音是质疑，这些质疑声不仅来自绿色和平等国际组织，也有来自反对派的技术专家，更有媒体直指部分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出于个人利益驱动而急于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虽然支持派的科学家纷纷高调宣传转基因稻经过严格实验证明是安全的，但该商业化申请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农业部的审批。

　　《大生》记者了解到，2005年下半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同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针对上述报告公布了一份由两位英国科学家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该报告认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解决。由于论战双方都无法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说服对方，各执一词，农业部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大生》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