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两岸的经济结构，吴纬国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分析：台湾高科技实为“三缺一多”型产业，缺水，缺电，缺人才，{wy}多的是便捷灵活的金融和股票市场——“钱多”；而大陆的产业则恰恰相反，水多，电多，人才多，{wy}缺少的是资金。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吴纬国早在1989年就将自己生意的大本营转移到大陆。如今，南科拥有华南地区{wy}拥有6英寸芯片生产线，与单纯代工相比，其采用了IDM模式，跨了IC设计、芯片制造、测试和封装在内的4个生产环节。
南科投产的芯片主要用于挂钟、闹钟、指针表上的机芯，以及其他消费类的集成电路上。国内每月对以上的芯片需求消费将近2亿颗，庞大的市场使得珠海南科集成电子有限公司在投产后的第二年便实现盈利。
在大陆，吴纬国曾任珠海市台商协会副会长和广东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等职。1997年，他曾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发展集成电子产业，加速祖国和平统一》的建议。“这对3年后的‘18号’文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吴纬国说。
《21世纪》：南科在广州的8英寸厂是因为融资出现问题了吗？
吴纬国：也不全是。我们不是不做8英寸，我们还是会发展8英寸，现在厂房都已经建设好了，不过我相信，这个要等到国内的融资环境和相关的政府配套成熟的时候去做。
我们现在的优先次序是先做封装厂，再在这里上马一条6英寸的生产线，并且进军太阳能和发光二极管领域。而且我们当初开工典礼上说的就是6-8英寸。
《21世纪》：你在2003年曾表示，广州科学城的项目“总投资差不多1亿美元，其中30%由南科向银行抵押xx，其余靠海外融资”。
吴纬国：后来我们了解到，集成电路在世界范围内很难融到资金，尤其是现在，这类项目根本不新鲜。既然不新鲜，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人工比重不高，大部分是设备的折旧，这就要看有没有本事找到投资者和钱。
集成电路已经是个世界性的制造业，最难的就是资本筹集，难度很大。
《21世纪》：当时南科在广州科学城的项目得到了什么样的优惠？
吴纬国：税收优惠是大家都有的，“18号”文中规定两免三减半优惠，而且这要获利才行，可是在发展获利之前要有个资本累积的过程。
我们以便宜的价格买了土地，我们认为这个的确是比较务实的政策，减少了初期的投入。土地我们不能带走，也不能出售卖钱，仍需要我们去投入。事实上，从2003年，我们已经在广州的科学城已经投入了近2亿元。政府也帮我们介绍融资，但是银行是银行，政府是政府。
《21世纪》：今年以来，常州纳科8英寸厂停滞；阜康国际在北京林河的8英寸厂转投成都；有些地方的12英寸厂则涉嫌欺诈，你怎么看？
吴纬国：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没有配合好，真的想做的做不起来，不一定有这个资源，做不起来的到处在开花，也都没有结果。
集成电路不是简单的加工贸易，各地靠低价地、送地的招商引资方式对于真正的高科技难以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来的都是封装厂，并且都在当地销售的原因。其实，国外对自己真正的高科技技术都有限制。
《21世纪》：关于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出现泡沫化的说法，你怎么看？
吴纬国：集成电路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只是现在国内的资本市场没有形成，因此它难以发展，海外集成电路发展就是因为有资本市场的支撑。资本市场使企业靠着融资来支撑亏损，同时产业在发展，我们这边全是硬碰硬的，靠自我积累。
而且不光是集成电路，资本市场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台湾在集成电路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光电，发光二极管，也是资本密集型的。
2000年左右，台湾的半导体行业曾对大陆很恐慌，认为大陆市场庞大，纷纷要过来卡位，但是经过6年下来，台湾半导体行业看清楚了，如果资本市场的问题不解决，他们是不会过来的。
另外，增值税率高就容易出现走私漏税，税制的不规范，会造成大陆的芯片产业不适合正规军作战，有阵地和堡垒的就不好发展，适合打一枪换个地方。
尽管鼓励集成电路的“18号”文把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增值税率降到6%-10%，比原来17%的增值税率虽然降低不少，但是较之5%左右的走私成本仍然过高，因此走私难以禁止。由于走私的冲击，南科在国内每月2亿颗需求的消费性集成电路市场，一直维持在25%左右，其实，南科本可供应七成以上。
《21世纪》：你胞弟在北京林河的项目搁浅，转到成都。据说，你8月1日也出席了阜康国际在成都的8英寸晶圆厂剪彩仪式。
吴纬国：他的事情我管不到，我们现在是独立在做事情。我只是作为嘉宾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