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地，你需要考虑的是：你最希望得到什么？是幸福、爱，还是少一些奋斗？还是一张不可取消的压力缓解票？不久你就会发现，你xx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实现这些目标。否则，你可能在堆积如山的失望与沮丧面前xx失去希望。当然，我知道你的感受: “这有什么用呢？”正确？错误！这样的痛苦和无奈往往把你逼入凄凉的死巷，反而让你失去了内心的平静。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你要等待下一个良好的机遇。机会往往是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次，它来自于你的情感自由。雪后初霁，地上的脚印不会只有一个那必预示着一条新的路径。你刚迈出的几步着实值得纪念。永远不要忘记它们，来听听我的故事吧！
1968年，年少的我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情感自由之门在我面前轰然打开。当时我只有16岁，正值花季，穿着佩斯利涡纹旋花呢的露脐上衣，剪着破洞的牛仔裤，光脚穿着深绿色的皮靴，深陷毒瘾之中。我的父母为此而抓狂。他们试图做我的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叛逆不仅是为了反对他们，也是为了拯救我自己。爸爸妈妈从此不再爱我了，他们秉承主流观点，认为我该如何，觉得那样我才会幸福，但这些让我感到窒息。犹太教国家的俱乐部、“规矩的”服饰、保守的朋友 这一切我都不认同。有几个晚上，我穿着自己钟爱的牛仔裤（妈妈很是看不惯的）睡觉，觉得那样更舒服。同时，我不想再做原来的自己非常敏感，但不认同这个世界。从小时候起，我就多次经历了直觉和梦想变成现实的故事。当时，我预见到祖父的去世，父母的朋友们的离婚，任何其他人事先都没有觉察到这些。这几件事和其他类似事件让我觉得不安和困惑。更为糟糕的是，惊恐不安的父母竟然禁止我跟他们说起我的直觉。后来，我确信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终日与恐惧为伴。我不再预言什么事情。该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吧！就这样，巨大的力量搅得我内心不得安宁，而自己又无法改变它们。
我似乎在医院的每一分钟都充满活力。我是那样地xx别人给予的温存。开始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名囚犯。合作？怎么可能。我考验着周围每一个人的耐心。我在每天举行的分组xx座谈会上拒绝发言。我们的领导原来是一名摩托车手，充满爱心但十分严厉，时常穿一身粗斜纹布的工作服。他走到我面前说：“朱迪（我的小名），你为什么这么爱生气？”“什么？我很好啊！”我轻蔑地说，然后紧闭双唇，气呼呼地待在那里。她问得越仔细，我越不开口，装作没事的样子，好像什么问题也没有。我跟我的心理xx医师一样都是那么直截了当。吃饭时，我们二十来个孩子一起坐在米黄色调的自助餐厅里，用的是塑料器皿（因为银制餐具可以用来当作武器），吃的是胶质食物。我把自己xx封闭起来，直到后来，一个带有嬉皮士风格、名叫温迪的病友住了进来。她穿着一件褐色的软羔皮夹克，上面带着长长的流苏。她对我很友好。我这么爱生气，她似乎并不反感。温迪那纯真的天性很快也赢得了我的好感。于是，我们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们几个病友，在休息时间聚在我那装有铁窗的房间里，计划如何逃走。夜间值班的清洁工要用车拉着他们的拖把和扫帚经过封闭的戒瘾中心的入口，我们可借机溜走，并设法不让他们看见。然后，我们搭便车来到几英里外的海边公路上，自己也不知道逃到了哪里。反正那里没有父母，没有人管，我们自由了。我们的大逃亡并没有什么成果，所有的只是谋划和欢声笑语，唱着斯通（Stones）的歌（“你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你只能得到自己需要的”）。这让我们的幽禁生活变得更加快乐。
但我仍然讨厌被羁押，觉得没有必要检讨自己的生活或做出改变。然而，其他在我控制之外的神秘影响力似乎发挥了作用。我记得在绿色油毡铺顶的大厅尽头有一扇门，它矗立在我们和一个四周有着高墙的院落之间，我们经常在那里玩排球。明媚的阳光透过铁丝网窗棂照进来。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光明之处，它是那样可爱，让近乎咆哮的我平静下来。它带来的慰藉是任何语言所不能企及的。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融融的爱围绕着自己，就像一位看不见的朋友呵护我。通常它待在背后，但现在它正朝前运动。我体内似乎酝酿着某种变化，尽管我对它进行xx，它还是按照原来的速度前进。后来，就在我来到这家医院的第十四天，我的立场奇迹般地软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