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际学校里的给予树

元旦假期，细雨绵绵，得以清闲下来，听听音乐，看看书。从书柜中拿出前不久淘回来的由《中国青年报》的资深编辑李大同著作的《冰点故事》。（1995年，《冰点》作为《中国青年报》专题特写版在一片“焦点”“热点”声中诞生。《冰点》为《中国青年报》{wp}栏目，至今已经有560多期，多篇报道引起重大社会反响，李大同用翔实的故事，回顾《冰点》十年的实践。）对于传媒类型的书籍，不怎么习惯太过理论性的，倒偏爱于《冰点故事》以及《南方传媒研究》这类注重实践的书籍。《南方传媒研究》已经收藏4本了，常常去附近逛逛，看有没有{zx1}的期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记者的手记，以及他们采访的细节与历程，在这里，你可以随着他们一起成长。

一直有个文学的理想，自己也在工作中慢慢的实现与改观此理想，最终寻觅到“知心姐姐”是我最终的归属。本家“知心姐姐”卢勤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在孩子的心中，“知心姐姐”是一个守护神，是小心灵的一个大慰藉。几十年的时间，“知心姐姐”温暖了多少孩子的心灵，圆了多少孩子的心愿，为多少孩子的童年带去了欢笑。卢勤已记不清了，她说“知心”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需要用一生去诠释。读完《冰点故事》与《南方传媒研究》，我认为，传媒人不该只是理性的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而更应带着那颗慈悲心，去感染更多的人。

在冰点特稿上看到一篇《献给生命的礼物》的文章，讲叙的是2000年4月1日深夜，德国人普方一家在南京的家中被苏北的四个入室盗窃无业青年所杀害。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9年前，当这些创始者们决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纪念普方一家之后，他们很快便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12月2日18时，这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召开了2009年的{zh1}一次例会，饥肠辘辘的人们从南京城的各个角落汇聚到城东的一家甜品店，还没顾上吃，就开始了热切地讨论。参加这样一场历时两个小时的会议，你会发现西方人做慈善，绝不只是掏点钱或冬天捐一床棉被那样简单，这里面全是细节和琐碎的事务，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问题是，9年过去了，在场的普方会员中，只有朱利娅是德国人且认识普方一家，为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愿意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这个没有任何报酬的协会中？“有时间去我们学校看看吧。”一直帮忙做翻译的南京国际学校澳大利亚籍教师罗宾对记者说，“你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两天后，记者走进南京国际学校，很自然地直奔传说中的“giving tree”。临近圣诞节，那棵接近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上，已经缀满了五彩斑斓的饰品和写着受助学生信息的卡片。此时，树下也堆满了整整70份打包好的礼品袋，里面装着“佳洁士牙膏”、“中华牌铅笔”、“德芙巧克力”……据说，剩下的礼物将在3天内筹备完成。这项倡导“给予”的活动已经延续了3年。每张卡片上还附有苏北学生的照片。国际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就拿着这些照片，为那些学生精心挑选帽子、围巾和手套。

“这里大部分学生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罗宾介绍说，“我们要让他们从小就明白，必须学会关心别人。”

在这所学校里，从幼儿园到高中，老师一直在灌输“giving is better than receiving（给予比接受好）”。孩子们并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但很多人会问，“这么大的一棵树，干嘛的？” “这是圣诞树。”“那为什么要挂着名字呢？” 

这时候老师和家长就会告诉他，在离他们生活的城市不远的地方，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同龄人。

实际上，这些国家一向的教育理念，都是通过从小耳濡目染，把帮助别人变得习以为常。 围绕着那些圣诞树下的礼物，还曾有过这样的插曲：{dy}年的100多份“帽子围巾手套”被委托当地派发之后，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无意中问了一些孩子，结果有些孩子说，“没见过礼物”。  于是从第二年开始，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每次都在南京租一辆车，委托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把礼物亲手交给学生。“实在是不值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女士这样评价说，她常年和这些被资助的孩子打交道。“你知道租车要花多少钱啊？有这些钱还不如多资助几个学生或者委托当地的工作人员代买。”可国际学校的老师们不大能接受这种中国式的实用主义，他们觉得孩子们精心准备的圣诞节礼物就像是中国春节的压岁钱一样，都是最珍贵的祝福。

“这就是文化差异。”爱德基金会原副秘书长张利伟评价道。张利伟至今仍然记得，当年朱利娅带着律师来跟自己商谈资助项目时，有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 长期从事对外交流工作的张利伟发现，西方的宗教文化一直将追求和解与宽恕作为一个重要主题。而且最初这些外国人成立普方基金会，只是为了纪念被杀害的普方一家。后来西方文化中的另一种力量起作用了，开始讲究慈善，讲究回报社会。最近几年，张利伟都会获邀参加普方晚宴。在他的印象中，早些年普方晚宴可能更像是追思会，随着认识普方家的外国人逐渐离开中国，这项活动逐渐变成了纯粹的慈善活动，甚至把西方好的传统转移到中国来了。

据一位去年参加了普方晚宴的媒体人描述，当晚，舞台上摆放着一块大展板，展板上贴满了被资助的贫困学生的黑白照片。每当有人愿意资助其中的某个孩子，主持人就揭去一张照片。等黑白照片全部被揭开的时候，一幅完整的彩色照片便显现出来。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温馨。其中的寓意很明显：只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就可以使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欢乐。

 这一切已经超出了张利伟当初答应与普方协会合作时的预期了，他xx没有想到，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影响了一批中国人，去回报社会，关心弱势群体。比如，一位家具城的中国老板从拍卖家具的钱里拿出10万元，捐给普方协会。又比如，一位在普方运动会上受聘帮孩子画彩绘的中国老师，听说是这样一个活动，就不肯收钱了。在这个热心公益事业的中年人看来，慈善最基本的层次是帮助别人，比如具体到帮助苏北的贫困孩子完成学业，更进一步的作用，则是“把人们心中善的力量激发出来，成为社会的矫正器”。 

 国际学校师生与受助学生交流

台湾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张春兴说：“如将青少年问题视为一种病态现象，其病因根植于家庭，病象显现于学校，病情恶化于社会。”正因如此，青少年更应得到社会，学校，家庭更多的关爱。所以张利伟企盼着，有朝一日，“慈善也会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