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之父”的秘密(图)
2010-02-20 08:56:11 中国经济网
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每一件文物的前世，都见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每一件文物的今生，都蕴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2003年2月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1840年xx战争以来的近现代藏品20余万件，是国内目前收藏近现代藏品最多的博物馆。这些藏品，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事件最有代表性的见证者。我们从中挑选若干，按开国往事、两弹一星、改革开放、两岸三通、科技强国和国际交往六个主题，邀请国家博物馆专家，讲述藏品本身故事及其收藏内幕，在新春佳节之际，与读者共享。
一只木箱：“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秘密
这只普通的木箱是我国xx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从1971年至1978年，随核武器研究机构“二机部九院”迁到四川工作时装运资料使用的。木箱上写着“北京王京<10>”等字样，“王京”就是王淦昌，1961年到1978年，为了秘密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他更名为“王京”达17年之久。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次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师从xx女物理学家迈特内，开展β谱学的研究。他刻苦钻研，很快跻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1941年，他提出了验证中微子的实验方案。
1950年4月，王淦昌调任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杨承宗、何泽慧等共同着手筹建我国{dy}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在当时简陋的实验条件下，他们仍积极开展科研实验。回忆那段时光，王淦昌总是说：“当时，我们想的只是工作，浑身上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1954年，他在云南落雪山领导建立了中国{dy}个高山宇宙线实验站，使中国进入宇宙线研究的国际先进行列。
50年代末，王淦昌带领一批中青年科学家如周光召、丁大钊、王祝翔等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苏联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原子能研究的联合基地，研究人员来自多个国家，王淦昌担任副所长，领导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使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不久，他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通知他“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于是，他悄然回国，毅然放弃了所熟悉的基本粒子的研究，奉命踏上研制原子弹的艰苦旅程。
当时，由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需要严格保密，参与的科学家们不得不隐姓埋名。他们的名字或在各种报刊上和对外联络中消失，或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失踪……由于王淦昌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为了研制工作需要，他给自己取了个“王京”的化名，是“北京的京”，从此他从世界学术界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整整17年。
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他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的成功。1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他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亲自进洞做一次{zh1}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尽管大家一再保证工作的质量，但他想到周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还是爬进洞内，逐个部件进行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检查完毕，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之后的几十年间，王淦昌从未离开过祖国核能研究的{dy}线。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致信中央领导建议发展核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建议，最终得到批准实施，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将个人志向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表彰他对我国核工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99年9月18日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99年8月，王淦昌的长子王德基先生将这只木箱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手摇计算机：“两弹元勋”的艰辛日夜
42年前，有这样一群人，踏遍戈壁草原，连克千重艰辛，视名利如粪土，隐姓埋名投入到中国{dy}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而当时年仅34岁的邓稼先，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参加组织和领导了我国核武器的研究和设计工作，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1945年他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于1948年赴美国普渡大学学习，1950年获博士学位，有“娃娃博士”之称。随即他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国参加建设。
1958年他秘密地参加了中国{dy}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苏联单方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后，面对留下的残缺不全的核爆大气压数字，为了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时任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的邓稼先和二机部的科研班子带头攻关。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只能使用算盘和4台老式的上海通用牌手摇计算机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就这样，他领导二机部科研人员用算盘和4台老式手摇计算机，日夜加班，对原子弹爆炸时的物理过程进行了“九次”模拟计算和分析，最终xx了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结论。到1962年终于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的关键性难题，迈出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dy}步。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dy}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早在一年前，邓稼先、于敏等就率领二机部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起中国{dy}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邓稼先因此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他经常来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冒着酷暑严寒在现场领导核试验，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从而获得了极为宝贵的{dy}手资料。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他总是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dy}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线之时，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事故，核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掉在地上摔碎了。为探明原因，邓稼先亲自前往寻找核弹，他直接用双手捧起弹片检验，因而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经检查，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即使这样，他仍执意回到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还要坚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xx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1986年7月29日，由于长期劳累和辐射，邓稼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所做出的{zy1}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逝世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1999年9月18日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筹办展览时，将这台极其珍贵的上海“通用”牌201型、编号为第34659号的老式黑色手摇计算机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前身为二机部九院）征集入馆。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材料专家的冤死
“两弹一星”作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成就，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地位。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表彰大会，授予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2月22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捐赠仪式上，姚桐斌夫人彭洁清女士将这枚被追授的奖章捐赠给了博物馆。
姚桐斌是我国航天材料工艺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45年毕业于贵州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51年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冶金博士学位后，于1957年怀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回国，并担任航天材料工艺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对现代冶金学中有关金属及合金粘性和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成为中国{dy}代极其优秀的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
1959年至1964年间，姚桐斌积极贯彻聂荣臻提出的“材料要先行”、“加强工艺研究”方针，领导所内开展研究课题500余项，领导和指导研制成国产一号和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振动疲劳和失效分析，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作用。他领导开展的许多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的空白，有的成果转化为民品，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xx”开始后，航天材料研究所的科研工作陷入无政府状态，姚桐斌深感痛心，但他仍风雨无阻地坚持上班，并积极着手解决生产中的停工问题。1968年6月8日中午下班后，几个气势汹汹参加武斗的人冲进家门对他又打又骂，他头部多处被铁棍猛击，血流不止，导致昏迷。之后他被拖到武斗者的总部接着拷打，并被阻止送往医院。下午3时，姚桐斌停止了呼吸。姚桐斌之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xxx总理听到这一消息时，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1978年姚桐斌获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足金质地，图案以五星、长城、橄榄枝和光芒组成。五星居中象征国家；长城既象征中华民族精神，又象征中国国防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橄榄枝则表达了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意义。背板以钛金、红木等制成，图案为原子弹爆炸蘑菇云、火箭发射架、东方红一号卫星和研制人员欢呼雀跃的组合场面，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伟大精神。
庆功会请柬：气象学家的杰出贡献
气象条件是核试验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64年和1967年，我国{dy}颗原子弹与{dy}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为“两弹”试验提供准确天气预报的我国气象学家和工程官兵们功不可没。xx气象学家、大气物理学家顾震潮就是其中的一员。
顾震潮是我国数值天气预报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1920年9月19日出生于上海。1942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地理系，次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院，师从xx科学家赵九章，研习理论气象。1945年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47年，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气象系公费留学，追随国际xx气象学家罗斯贝攻读博士学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震潮决心回国效力。当时，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通过答辩取得博士学位了，可当他接到老师赵九章要他速回国参加建设的信，以及时任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的邀请函时，他不顾导师的挽留，毅然决定放弃留美奖学金和即可获得的博士学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因害怕新中国，百般阻挠拒发签证，一时难以成行。耽误了5个多月，{zh1}由罗斯贝教授出面担保，打通了渠道，顾震潮夫妇才得到签证。回国前，他将路费之外的所有钱都用来购买气象杂志和气象仪器。1950年3月,夫妇二人终于漂洋过海回到祖国。
回国后，顾震潮应国家之需，受命担任“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主任，和陶诗言等同志一起领导建立起我国天气分析和预报业务，并培养了大批气象人才。他开辟了我国数值天气预报、云物理和人工影响天气、雷电物理、大气湍流和大气探测等多个研究领域，成为我国大气科学研究的开拓者。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核试验期间，顾震潮担任气象保障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试验基地罗布泊风大沙急，气候严酷，不仅不适合人类生存，而且复杂的地形条件和地表状况使这里的天气系统异常多变，对气象预报工作是个不小的考验。
1964年10月，顾震潮首赴基地执行任务。他常常天不亮就来到场区会商室分析气象资料，指导工作人员，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组织深入讨论。他率领团队对不同类型的天气系统进行分型，从天气形势、天气系统和单站气象要素演变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最终形成了一套将天气图分析和概率统计相结合的综合预报方法。在当时既无气象卫星、雷达等现代大气探测工具，又无任何数值预报结果可供参考的情况下，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气象保障任务。
首次核试验成功后，荣获集体一等功的基地气象室全体同志致信给他：“……您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远千里两次到我们xx指导气象保障工作。您一到这里，就深入了解情况，根据我们的薄弱环节，在业务建设的各个重要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如加强天气过程模式的总结，加强对单站气象要素的研究等，对于完成这次任务起到重要的作用。您不但善于出主意，而且什么工作都自己亲自动手去做。您一一翻看各种重要的天气过程，给我们总结工作具体的指导。您亲自点绘气象要素曲线，从繁杂的资料中找出辅助天气预告的好办法。您工作认真负责，废寝忘食……总之，您对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工作踏实、细致的作风，和没有架子等等，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因对核试验气象保障工作的重要贡献，顾震潮受到了xxx的接见，并两次荣获个人一等功。1965年5月30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功招待会，顾震潮收到请柬并出席，会后他一直珍藏着这张请柬。
1971年，顾震潮带队到山西昔阳县开展人工消雹试验。他一到大寨，就立即投入工作，背着行李到各防雹点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十分辛苦。当时恰好遇上一位农村妇女产后大出血病危，急需输血，顾震潮毫不犹豫地要为她献血。由于当地卫生条件较差，针头xx不彻底，以致xx时他不幸染上了血清型肝炎，后终因医治无效，于1976年3月27日，在北京英年早逝。
2005年11月21日，顾震潮夫人周桂棣老人主动给国家博物馆的征集人员打来电话，欲捐赠顾先生生前的一些资料与照片。11月24日，征集人员{dy}次赴周家，在交谈中，表达了收藏意愿，得到周老的热情支持，并获得了更多的征集线索。经过数次拜访，征集人员从周老处共征集到涂长望就回国事致顾震潮信、罗斯贝教授在其回国前赠送的瑞典风情木版画、顾震潮获得的科技进步奖章等重要实物，使老一辈科学家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得以{yj}收藏和展示。
（来源：北京青年报 刘艳波 安跃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