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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科研单位对于仪器设备的态度是：只要拥有，别无他求。北京市审计局2008年公布的审计结果显示，6所高校部分设备设施购入后形成闲置，涉及金额2941万元。以至于有些机器都快到了使用期限，还没有拆封，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有人总结，一些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和昂贵的仪器设备存在“三低”：管理水平低、共享程度低、使用效率低。与此相关的一个消息是，中国早就成了论文{dy}生产大国。科研仪器设备闲置浪费，正是中国创新力下降的表征。论文抄袭成风，何需劳之科研设备。（2009-8-22中国青年报）

美国的一位xx教授访问过中国的某研究小组后称，“This group has a lot of equipments．（这个研究组有许多设备）”。似乎，不无羡慕之情。正因为在“硬件”上的“崛起”，科研人员在向外国同行介绍工作时，大都是“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仪器设备”，而不是介绍用这些仪器设备都做了些什么。曾以提出“纳米晶体材料”的概念而闻名于世（后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的德国卡斯鲁厄研究中心的Herbert Gleiter教授却坦陈，“我对这些设备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国家也有先进的仪器设备，xx没必要到这里来看，即使有些设备我们暂时没有，也很容易买到。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拿这些设备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或将设备“供”起来，以备参观。一工科研究生曾在网上发帖：“我们学校某个学院买来的气相、液相和质谱等仪器，放在实验室，几乎没有用过。只在有领导或专家来考察的时候，才被掀起‘红盖头’展示一下。研究生们找到学院领导要求使用，领导说：‘现在还没调试好，还没有安排实验员管理，尤其重要的是，你用坏了怎么办？’”；或购买了先进的电子显微镜，可使用设备的人连比较简单的“选取电子衍射”都调不出来，使其在为废铁一堆；或“我们的××设备目前全世界达到这样指标的只有三台，另外两台在美国、日本。”却只求拥有，别无它求；或“买得起马，配不起鞍子”。许多大型、xx仪器设备的使用与维护费用极其昂贵，“伺候”不起（如大量耗电、耗材）。有些仪器，除了对温度、湿度要求极高，稍微震动一下都有可能导致报废。

私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并不需要它们。既不需要对学科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研究，也不需要对科研课题进行实验确证，更不需要对仪备设备的使用效率考绩考核。不需要它们，依然可以制造和生产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论文。《人民日报》所载“我工程论文发表数跃居世界{dy}”新闻称，按《工程索引》（EI）数据库统计，2007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为7.82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19.6％，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dy}（2008-12-11中青报）。只可惜对此盛誉，我们自己反倒愧祚。由于缺乏原创性，大量的重复，大规模的抄袭，导致学术论文泡沫化，垃圾化。

此前不久，就有外藉学者抨击中国学者是废纸生产者。很少有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研乃至与国际学术界有互动关系。对科研的方法论大都一知半解，缺乏进行实质性研究的能力。把自己拘囿在孤立而缺乏原创性的国内学术界，不费吹灰之力便在国内取得名誉与影响力。剽窃这一国际学界公认的滔天罪行，在中国可谓司空见惯。很多学者对他人的作品进行“废纸再生”，做拼贴、改写，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一些学者未经许可就去搜集国外的论文，以自己的名义发表。（7月9日环球时报）

对此洞若观火的讥刺和剖析，我们几乎无话而说，也无言以对。不断曝出的丑闻正在大量的提供着确凿的证据。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广州体育学院现任院长许永刚、西南交大副校长黄庆等都被指学术xx，均身陷抄袭门。且有的是屡犯，黄庆如此，许永刚亦是如此。许永刚博士论文《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抄袭情况极其严重”。全书共354页40万字中，竟然有202页约19万字为抄袭而来。{zj1}讽刺意味的是，抄袭的对象既有体育总局副局长，甚至连自己2006年“抄袭门”事件中被曝光的论文再次收录，诚可谓变本加厉。(7-7成都商报)既然我们连自己都不用劳烦，何需惊扰那些仪器设备呢？它们也乐得闲置逍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