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寿螺“围追战”的启示

                                                                   ⊙潘  亮

　  北京等地因食用“福寿螺”而引发群体性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经CCTV等各新闻媒体大量报道，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无形中成为向大众普及此类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知识的极好机遇。“福寿螺”事件从确认病原到全面“防控”约两个月，公共卫生机构的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实战考验。6月24日，北京原本罕见的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在友谊医院得以确诊。临床医生亲自到餐馆进行调查并采样检测，最终确认其加工的“福寿螺”携带广州管圆线虫幼虫。临床医生凭职业敏感和临床经验及时报告，使整个事件较快得到应急处置，近千名北京卫生监督员随即参与了对福寿螺的大范围“围追战”。

一、福寿螺是何生物？

    据查，福寿螺（Amazonian smail；Ampullaria gigas spix），俗名大瓶螺，是两栖淡水贝类软体生物，在生物分类上属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中腹足目，瓶螺科。成螺雌雄异体，贝壳近似圆盘形，一般具有6螺层；卵圆球形，成虫有啤酒瓶盖大小，初产时深红色、粘稠，孵化前变淡；卵成堆垒产，每卵块3~5层，约100~960粒不等，呈水红色。幼螺软体部分呈深红色，可在水中爬行，栖于缓流河川及阴湿通气的沟渠、溪流及水田等处。白天多沉于水底和附在河边，或聚集在水生植物下面，夜晚寻食。成螺食性杂广，1年可产卵5、6千个，孵化率约90%，繁殖速度极快，产卵次数多，产卵量大，每交配一次可连续产卵10多次。在干旱季节可埋藏在湿润的泥土中休眠6—8个月，一旦遇水，又再次活跃。

    福寿螺是外来物种，此“海外来客”原产地是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中国台湾，1981年引入广东、厦门等地，作为养殖食用。可能由于当时烹饪技术不过关，食客太少，1984年后在广东等地被大量抛弃到野外，由此迅速扩散于河湖、田野，繁殖蔓延开来。该螺食量大，食物杂，对粮食作物、蔬菜和水生农作物破坏极大，已成为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有害外来生物物种。更麻烦的是，福寿螺还是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的重要中间宿主，带来公共卫生问题，广州管圆线虫只是其中一种，还可能传播华枝睾吸虫(又称肝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又称肺吸虫)、异尖线虫、姜片虫等多种寄生虫病。估计南方各省有螺分布的水域（池、湖、水田等）不下10万公顷。目前对福寿螺的防治有化学防治、人工防治、生物防治（养鸭食螺）等，其中改善烹调技术，让人们食用福寿螺，也曾被认为是有效防治方法之一。但专家指出，这一做法的前提是确保福寿螺养殖区的规范和条件，必须确保螺类符合卫生安全条件，经检测安全后方可食之。

二、广州管圆线虫与“闽籍学者”的贡献

    这次大闹京城的广州管圆线虫病，其发现者是赫赫有名的闽籍医学寄生虫学家和医学教育家陈心陶先生（１９０４—１９７７）。陈心陶１９０４年出生于福建古田一个邮差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家贫志远，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１９２５年在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受聘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后被选送赴美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寄生虫学，获理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９年转入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比较病理学，１９３１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xx学教授，生物系主任和理科研究所所长。期间他发现了一个肺吸虫新种，命名为“怡乐村并殖吸虫”，后又发现“广州管圆线虫”，陈教授以发现地广州来命名这种新发现的线虫。１９３９年，抗战期间，广州沦陷，岭南大学被迫几度搬迁、停办。１９４２年，他转任南昌中正医学院教授兼任江西省卫生实验所所长。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１９４６年，岭南大学复办，他回校任寄生虫学科主任、教授、代院长。在日军侵华的苦难岁月中，他辗转内地，饱尝战火之苦，但均未放下科研工作，在寄生虫学领域仍有多项发现。１９４８年，他再赴美国华盛顿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和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考察，完成了绦虫囊尾蚴的免疫反应实验的重要研究。１９４９年建国初期，他谢绝了亲友的劝阻和美国一些大学的聘请和挽留，在广州解放后第3天，就回到岭南大学医学院，继续任寄生虫学科主任。解放后，陈心陶倾尽心力投入我国的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并一直担任中山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组主任、教授、广东省血吸虫病研究所所长。陈教授奉献毕生精力研究寄生虫病，贡献{zy1}，培养了我国一大批寄生虫学优秀人才。

    陈教授逝世10多年后，另一批闽籍寄生虫防治专家继续了该病研究，他们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广州管圆线虫，对广州管圆线虫感染人及发病机理等项目开展多项研究，他们大胆做了多项生物感染试验，确定了此寄生虫引起感染的全过程，获得科技进步奖。我们在尽享现代医学的进步成就时，不要轻忘了那些长期默默奉献、顽强拼搏的人们。

三、广州管圆线虫病是啥病？从哪来？

    广州管圆线虫病自上世纪30年代由陈心陶教授发现以来，经数十年研究，已明确是食源性寄生虫病的一种，又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是由鼠类的心、肺部所寄生的线虫，称为广州管圆线虫幼虫或成虫寄生在人的xxxx系统所引起的一系列综合症状。人体感染主要是因食用生或未熟的含有幼虫的螺肉所致。广州管圆线虫主要寄生于鼠类肺部血管，中间宿主包括褐云玛瑙螺、皱疤坚螺、短梨巴蜗牛、中国圆田螺、东风螺和福寿螺等，而福寿螺危害更大些。此病可引起脑脊液内出现大量嗜酸性粒细胞，能在脑脊液中查出幼虫，由此引发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或脑膜脑炎。该寄生虫寄生在人的脑脊液中，引起xx、头晕、发热、颈部僵硬、面神经瘫痪等症状，严重者可致痴呆等。该病潜伏期为约10天，少数患者在进食螺肉数小时即有xx、恶心，有些病人xx症状为发热、打喷嚏等类似感冒症状，个别患者出现皮肤斑xx或荨麻疹，持续数天消失。多数患者急性起病，xx几乎是所有患者的突出症状，间歇频繁发作，可伴痛性感觉障碍。血象检查中，白细胞总数正常或偏高，但嗜酸细胞显著增高。xx常采用xx驱虫及对症xx。该病轻重不一，但只要早发现、早xx，绝大多数患者均能康复，仅少数重者患者可遗留四肢皮肤感觉异常或减退等慢性感觉神经症状。临床诊断中，如果在脑脊液或组织中检出第5期幼虫即可确诊，由于检出率低，一般主要依据临床症状及流行病学调查确诊。

    这种病从哪儿来？上世纪80年代初，福寿螺被引入广东省之后，广州市便发现了全国首例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有研究证明，每只福寿螺内含广州管圆线幼虫多达3000～6000条。如果生吃或半生吃福寿螺、陆地螺、淡水虾、蟾蜍及蛙等，或是喝了被幼虫污染的生水，被带虫螺爬过的蔬菜，幼虫即可经口到达消化道而进入人体。病变主要集中于xxxx系统内。病人轻者只有一过性皮肤感觉异常、轻度xx及低热等，大约3～5天症状就会消失。重者可引起较重的神经系统病变，头疼难忍，两肋皮肤奇痛不能触碰等。前些年福州某银行晚上加班后领导带队去吃霄夜，其中吃了福寿螺，导致集体感染，银行关门。随着当今社会人流频繁，北方引进南方的螺类，南方也有大量北食，食源性、生物源性引发“南病北上”和“北病南下”的现象都已出现，应高度注意。

　  广州管圆线虫病是可以预防的，只要加热到80摄氏度以上，就可杀死这种寄生虫。市民不要食用生鲜或者未经彻底加热的螺、鱼、虾、蟹和其他水产品，从事螺肉加工的工人、厨师等人员要做好防护工作。如果市民生吃了不熟的猪、牛、羊、鸡、鸭、兔、淡水鱼、虾、蟹、螺等出现异常症状，如出现“三高”（高热、嗜酸细胞高、颅压高）、“三痛”（xx、肌肉痛、皮肤刺痛）等症状，要及时就诊，以免贻误病情。

四、广州管圆线虫“围追战”给我们的启示

    （一）、美味食品莫生吃。据了解，对人类健康危害严重的食源性寄生虫有广州管圆线虫、华枝睾吸虫(又称肝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又称肺吸虫)、异尖线虫、姜片虫、肝片虫等。这类疾病主要通过进食生的或未经煮熟煮透的淡水产品、生菜等而感染。而抓鱼后不洗手、使用切过生鱼的刀及砧板切熟食或用盛过生鱼的器皿盛熟食也能使人感染。淡水产品生活的环境如被污染，也容易感染寄生虫病和其他致病微生物，进食未经煮熟煮透的淡水产品极易致病。预防这类疾病必须做到：加工淡水产品坚持烧熟烧透后再进食，不要进食生制或未彻底加热的淡水产品；烹调加工食品过程要注意生熟分开；有关医疗救治单位要有职业警惕性，对发生的可疑病人要及时报告。

    笔者一位好友是港大知名历史学研究员，到云南出差，生吃了当地的不洁食品患了肝片虫病，费尽周折才获确诊，并做了肝叶切除术。另一近亲本身是医师，到东南亚旅游，也因食物引发了罕见的“人附红体病”，备受磨难。而这次北京等地发生的广州管圆线虫病，使大众对食源性寄生虫病有了更深刻认识。

   （二）、野生动物莫乱吃。近年大众对食品安全的敏感性已大为提高。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人吃毛蚶引发甲肝大暴发；2003年，广东人怀疑吃果子狸引发“非典”，如今的“福寿螺”引出广州管圆线虫病。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喜欢吃奇异的食物而自酿苦果呢？实际不然，我国目前并无十分详细的关于食品加工方面的法规条文，处于无章可循的现状，《食品卫生法》对于这方面的规定也比较宽泛。野生动物来自人迹罕至的深山，在历史上，引发巨祸的人兽共患病有多种，都与野生动物有关。野生动物是病原体的巨大xx储藏库。人们在经济开发中不注意防范人兽共患病，人流物流激增，“北病南下，南病北上”的疫情态势都已显现，应予警惕。

   （三）、外来物种应警惕。上世纪８０年代，因传闻生长于南美亚马孙河流域的福寿螺肉质嫩、味道鲜、营养丰富，台湾水产养殖业者首先引进福寿螺作为美味食品种类推广。紧接着，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开始养殖福寿螺。不久，福寿螺因其肉质太松软，烹调不得法而失去市场，养殖户纷纷弃养，将其随意抛进水沟、池塘、荒郊野外，被弃养的福寿螺从此迅速扩散到田间，不到几年，便酿成螺灾。当时早有专家曾警告：此类螺有可能在一定区域造成生态危害，但未引起重视。其实此类危机早已有之，大米草、水葫芦、互花米草引发的生态灾难此起彼伏，而随人流物流不断加大，此类问题将越来越突出。专家认为，外来物种成为侵袭物种概率只有１‰，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几率却大大提高了，现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和威胁。据专家初步分析，世界上１００种最坏的外来入侵物种约有一半已入侵我国，福寿螺只是其中的一种。

目前我国对外来物种管理至少还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

    一是忽视了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已有的法律法规中对外来物种的防治主要是考虑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的影响，而未重视外来物种入侵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所构成的威胁。 二是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防治体系。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性的外来物种防治法，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已有的法律法规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且在管理对象上范围较窄，不是针对所有的外来物种进行防治。如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针对的是病虫害，不属于病虫害范围的外来物种，包括走私生物较易进入我国境内。三是缺乏统一的监督管理机制。我国目前应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主要通过动植物检疫部门，同时涉及到环保、农、林、牧、渔、水利、海洋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和职责分工并不十分明确，使得各管理环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监管机构的行动不一致，导致采取的防治措施不力。尤其是在外来物种的侵入初期，往往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错过了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大好时机，造成大范围的扩散和泛滥，后期防治成本极高，难度很大。

    通过这场对福寿螺的大规模围追战，我们除了对生僻的“广州管圆线虫病”有了深入了解，得到的启迪可能更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