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元的毁灭--资产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1949年刚解放时，我国产业工人只有 300多万，革命的{zd0}多数是农民。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主要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但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到{dy}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产业工人迅猛地膨胀到了一千多万。最最主要的还不是人数的扩大，而是水平的提高。解放前我国的工厂大多数不过是手工作坊，300 多万产业工人分布在12万个工厂里，平均每厂20多人。{zd0}的工业城市上海，大多数工厂人不过一桌（八人和八人以下，包括管理人员甚至老板），资金不满万元。在这些厂中产业工人不过三五人，甚至更少。稍微大一些，真正可以称之为工厂的全国不过一千多个。经过十几年的建设，特别是大跃进，我国有了真正的工业 ——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人阶级随着生产力的这一质的大飞跃，也有了相应的时代特征。农民阶级也经过了农业集体化，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既有了集体农业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干了千百年来从没干过的大事业的经验，也有了“三自一包”，“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倒退到解放前”带来的惨痛的教训。 1976年我国产业工人，包括社队企业的工人和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地区的农业工人，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了世界上规模{zd0}、人数最多的产业工人队伍。不但上海市和辽宁省，而且大多数省、自治区实现了工业化，我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门类全齐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也有了相应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大革命以前比，已经大不一样。 农民阶级也是一样，1966年到1976年，我国的集体农业创造了极大的奇迹。在一个人均耕地极少、易垦土地xx没有的国度里，连年丰收。1972年的全球性的自然灾害，我国纹风不动。这样的奇迹任何社会制度都没有创造过，只有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才能创造出来。农民阶级亲身经历这一奇迹，体验到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跨到农业机械化的大门坎。尽管由于复辟资本主义，农业机械化和社队工业事业被破坏，但有一小部分地区已经稳稳地扎下了根子，那儿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农民阶级，而转化为工人阶级了。其他地方的农民，虽然在即将机械化时重新成了手工劳动者，但即使没有吃到猪肉，也看到了猪儿跑。大多数农民尝到过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的甜头，他们当然是拥护的——这样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旧式的局限于手工劳动的农民了，而是追求{zxj}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正在工人阶级的大门口。就在资改强行推行大包干，并推倒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时，就在农业机械化被破坏、社队企业被摧毁时，我就亲耳听到不少农民和家在农村的工人说：“不是说四个现代化吗？怎么用人力来拉犁了？”并且断言：“无论如何，现在用人力来拉犁耕种，这不是四个现代化。” 应该承认，在七十年代中期，正在建设的庞大新生产力尚未建成，相应地，新产生的无产阶级队伍也不成熟，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没有马上进行革命的条件。人们的思想也相当混乱。 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归根结底还是眼最亮、心最红，香花毒草分得清。资改一复辟，各类走资派立即嚣张起来。工人阶级非常明白，自己已经陷入了历史的地狱。他们的态度是沉默，一时也只能沉默，对资改之流的倒行逆施，心中是清楚的。如：资改提出一个口号：“要给厂长松绑。”我就亲耳听到工人们说：“给厂长松绑，目的正是为了把松下来的绳子来捆我们工人。”。 确有一些实行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的沿海地区农村，利用自己发达的经济，通过市场剥削全国，又雇佣其他地区劳工剥削，使得那些地方的农民资产阶级化了，失去了革命性。但这不过是无产阶级化的转移，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化了，也改变不了外来劳工的无产阶级性。
资改摧毁了许多工业后，加上工资增长赶不上物价暴涨，我国成了世界上最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xxx时代由于生活和医疗卫生等的改善，迅猛增长起来的人口，成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对象，甚至成了南朝鲜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资本家的剥削对象——我们成了殖民地的殖民地。血汗工厂里的工奴、矿难频出的矿井下的矿奴们，也是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经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我国各地方的工业增长很快。众所周知，全国解放时我国工业上海{dy}、辽宁第二、天津第三——这第三和第二差距极大，产值仅仅七亿元。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工业。经过这次大飞跃，197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的省、市、自治区有十几个。甚至我们四川南充专区，解放前只有 400万元手工业，1977年也达到了七亿元，相当于解放时的天津市。有了钢铁、机械、石油、化肥、水泥、发电、煤炭等工业，无论化肥厂还是内燃机厂，其规模解放前在全国都是没有的。传统的丝绸工业早在大跃进时已经由铁木结构，变成了真正的机械化。到了1980年，在全国工业中上海还是占{dy}位。江苏超过了辽宁跃居第二，辽宁省降到第三位。四川（包括重庆，下同）由于三线建设跃居第四位。而天津却下降到第十位。——不是辽宁、天津搞得不好，而是全国都好，而上海、辽宁、天津国家投资极少，致使其他地方很快赶了上来。天津还受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破坏。但是现在，由于资改大规模破坏工业，以前中央工业的集中地，地位严重下降。上海下降到了第八位。辽宁下降到了第十位，吉林和黑龙江的地位也下降。天津进一步下降到第十五位。目前全国工业排序，江苏{dy}、广东第二（包括海南）、山东第三、浙江第四、河北第五、河南第六、普遍上升。而原来的三线建设重点四川却由第四位下降到第七位。即使如此也在上海、辽宁和天津之上。贵州原来最穷，根本没有工业，由于三线建设，1980年排到了第二十三位，现在又下降为第二十五位。陕西和甘肃解放前没有工业，五十年代一度是建设的重点，1980年分别为第十九位和第二十位，现在分别为第十九位和第二十六位。武钢是五十年代的重点建设项目，1980年湖北工业第六位，现在下降到第十九位。北京在xx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由消费城市成了工业城市，飞速上升为第五位，现在猛跌到第二十位。在杨元元事件中不少人说上海人冷漠排外，不是没有一点事实，但打死了一竿子人。 领导各地经济发展的官吏们，虽然许多人也是工人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但这些地方也受着资改的压迫和盘剥，也是资改统治的掘墓人。 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劳动阶级的发展，最最强大的生产力就是劳动阶级自己。尽管在生产力发展过程里，总要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矛盾，甚至还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但归根结底也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来的劳动阶级，成了这个剥削阶级的掘墓人，具有极大的革命性。更何况资改代表的还仅仅是一个曾经被xx、被xx的反动阶级的残余。 除此以外许多小资产阶级也因为买不起房子成了房奴，看不起病成了医奴。这些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新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夭折
正像xxx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的那样，“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可是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再教导大家要和工农相结合，甚至派工宣队到学校里来，尽管革命的红卫兵开展了我国历史上规模前所未有的工学运动，尤其一月革命时到工厂、到海港、到铁路去和工人们并肩战斗，但总的来说还没有改变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本性。xxx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说：“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这在七十年代再一次地成为了现实。由于长期陷在学校里，许多红卫兵并没有努力和工农相结合，有的人一度努力和工农相结合，却不能坚持到底。还有一些人对于工宣队进校还抱着抵触情绪，这一切都决定着这些人不能不失去革命性。 和工农结合原本不是很容易，格格不入。红卫兵毕业后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和工农相结合，可是许多学生毕业后并没有决心融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就是毕业后分配在工厂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都把心放在工厂里。更何况不少人毕业后没有进入工厂，自己也不主动和工农相接触。旧知识分子的毛病，小资产阶级性在许多红卫兵中又出现了，有人甚至再一次地自认为是高工农一等的贵族。真心诚意和工农结合并且取得一定成就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一辈子不脱离工农的问题呢！这个下面还会说。 不过，革命的知识分子队伍同样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再一次地产生。七十年代一直在教育知识分子，另外客观现实也使得许多知识不能不和工农在一起，比如让他们适当参加体力劳动。这些决不是徒劳的。在五十年代，尤其大跃进中，知识分子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客观现实使得他们接近工农。 在1961年和1962年的时候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再次受到攻击，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回潮。那时的情况要比1976年严峻得多。但是 1963年到1965年，随着大跃进建设的工业体系完成和完善，大跃进的反对派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也终于看到了对知识分子实践的改造和教育结出了硕果。革命的红卫兵运动终于如同暴风骤雨冲刷着全中国，并且留下了久远的xx褪色的影响 (未完接下链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