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牛年除夕，春晚尘埃落定，近几天，人们正在热议春晚节目，有褒有贬，众说纷蕴，莫衷一是。从大年三十到初二，春晚节目我断断续续看过三次，{dy}次总体感觉很好，第二次总体感觉就不如{dy}次，第三次有的节目就不愿意再看。按说这次春晚，名角云集，大腕荟萃，演员阵容异常强大，中央电视台也进行了长时间精心准备，全国观众一片叫好声才对，实际情况却是，仍有相当一部分观众不大买账，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全归因于观众欣赏节目胃口越吊越高，中央电视台是在众口难调调众口，其中必有总体策划、节目审定、演员组织等重要环节不尽如人意或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等主客观原因在内，关键是没能从惯性思维的误区中走出来。怎样办好春晚，笔者节前写过一篇文章，这里不准备再作评论，下面将笔者过去所写一篇文章《名人与母鸡》一字不改全文转录在下，此文虽然没说春晚，但希望能对办好春晚进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有所启示。

    中国人重名，人所共知，名山、名水、名烟、名酒、名人……不论什么，只要一和“名”宇沾边，便像成了皇帝的女儿，登时身价百倍。

    国人既重“名”，由此进而重“名人”，又进而重“名人”之言，仔细想来，也无可厚非。既为“名人”，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还不都是字字珠玑、句句锦绣、篇篇生辉?于是，买其“名”的订购单便铺天盖地而来，有抢其成品的，有订其半成品的，还有统购其全部产品的。几家出版社或杂志社，为争同一名人产品的发表权，伤和气的有，闹生分的有，为此弄得一些名人因稿债难偿而不得不常在报上登启事、作解释，甚至有把名人架到两家出版社之间的墙头上的，使他们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不禁发出“做人难，做名人更难”的感叹。说来说去，都是为了一个“名”。

    重“名”、抢“名”的现象，说到底，是你有“名”，我慕“名”，用你的“名”谋我的利，或借你的“名”来光我的“名”。这在今天，确实无可指责，谁让我们把精神产品也商品化呢?但弄到使人发出“做名人难”的苦衷来，可就是罪过了。

    近读《爱因斯坦论人生》，竟发现爱因斯坦也曾碰到过这样的尴尬。爱因斯坦成名之后，被邀请去柏林，在那里，他被当作“一只人们希望它不停地下蛋的母鸡”，时时处处感受到那种“要么出书成名、要么默默无闻”的压力，这种压力“经常破坏人们创造性工作的乐趣”，促使人们发表“一些空洞肤浅的东西”。为此，爱因斯坦竟留恋起他在伯尔尼专利局的日子，甚至产生过教书或当鞋匠的念头。照理说，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有此等想法，岂不荒唐?爱因斯坦自有他的苦衷，原因是，尽管善良的愿望都企盼他是“一只不停地下蛋的母鸡”，他却无法使自己真正变成这样一只“母鸡”。试想，“相对论”可是天天都能发现的么?试想，吃着专为“母鸡”调配的“饲料”，却不能经常产下“蛋”来，或者退一步说，即使能经常产下“蛋”来，但那“蛋”的个头、重量、模样甚至光泽都比不上“母鸡”的那只“成名蛋”，“养鸡人”还买你的帐?还会老养着你吗?相反，现实生活中，不是就有那样的“母鸡”在下了一只“名蛋”之后，经人们一抬一捧一哄，便飘飘然自命不凡，于是接二连三下个不停，结果下出好些个“无黄蛋”甚至“稀泥软蛋”，使食“蛋”者们大呼“上当”，“母鸡”也因此而坏了“名”的吗?

看来，爱因斯坦不愧为科学家，尊重科学、讲究科学，讲究实事求是，也很有自知之明。不然，除非发了疯，他怎么会说“在科学研究中，即使是天才，要想取得一点真正有价值的成就，也是机会很少的”这类话呢?这岂不是当着那些希望他成为一只“不停地下蛋的母鸡”的人们表明自己的无能，摔自己的饭碗子吗?我无意贬低名人，也不一概反对向“名人”约稿，只是希望有关部门的目光别尽盯着“名人”，希望在面对“无名”之人时，少一点冷漠，多一点热情；少一点挑剔，多一点帮助；少一点苛求，多一点支持。“长江后浪推进浪”，毕竟是客观规律；“不薄名人爱新人”，不也是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吗？

（本文原载1991年11月1日《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