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考察的是口语和文字的影响，也就是口语时代和印刷时代。在展开笔记之前，先说一个昨儿我半夜看的视频（电视节目）。

视频探讨的是“外星人究竟有没有来过地球”，赞成这个论点的三个嘉宾，反对的则为两个嘉宾，其中一个，很标签的，坐着狭隘科学主义的迷信者方舟子。他的战友提出一个很荒谬的观点，那就是如果外星人没我们先进，就来不了，如果比我们先进，就没必要来——大有点“凡是《古兰经》上没有的，都不应该保留；凡是《古兰经》上已经有的，都没有必要保留。”式的诡辩色彩。（这位北京天文馆馆长说出来后大概自己都觉得不妥，修正为即使来了以他们的先进也可以做到“踏雪无痕”，不让我们发现）。

UFO是我小时候很感兴趣的东西，曾经订阅过《飞碟探索》。UFO来历为何，排除恶作剧式的人造物或可以解释但看差了的现象，大抵上分为外星人和未来地球人回到现在两种观点。无论哪种观点，我相信，对于的学者而言，如果有机会让他们去一个不太发达的文明，或者回到过去，他们一定会选择书面文化刚刚切入到口语文化的那个时段，去观察在那个时代中，高等智慧生命的社会究竟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人类历史的主导沟通媒介发生的转向只有两次，一次是文化转变为文字，一次是印刷（文字经过漫长的时间后，文字转化为印刷后也引起了巨变）转变为电子。后一次距离不久并尚在进行中，也有大量的文献和研究可以参照，而{dy}次，实在是年代久远，但那种转向，对人类文明的意义，的确值得屡次驾驶UFO去研究那些尚未xx开化的部落（或者就是过去的我们）。

本章和下一章不再围绕某个特定的学术人物进行研究回顾，切入面是某种研究领域。

<第十二章 口语-文字定理与媒介环境学> 作者 布卢斯 格龙贝克（Bruce E. Gronbeck）

开篇，作者提到了哈弗洛克的《缪斯学会写字：论远古到如今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在这篇文章中，哈弗洛克认为，1962年到1963年，有五部著作纷至沓来界定口语文化，对“口语-文字定理”的研究做出各自的贡献。

{dy}本书是梅尔的《动物与进化》，在这本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全面总结中，梅尔提到，人类进化靠的是向后代传递两种信息：遗传信息和语言信息。智人在进化过程中，不仅获得传递基因信息的能力，也获得了传递语言信息的能力。哈弗洛克在《柏拉图导论》中说，基因通过DNA密码从父母传递给子女，语言符号通过语言习惯用法上的文化传统烙印传递给后代。哈弗洛克因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xx句子的生涯在文字之前的口语传播时代业已开始，思想的灌输依靠口耳相传，教义的保存依靠记忆。

斯特劳斯在《野蛮人的心灵》中论述了语言和原始神话在结构逻辑上的重要关系，神话里诸神名字两两对立的安排成为了他了解原始民族焦虑的线索，一直到今天，童话故事还是大量使用名字作为人物的代理，比如白雪公主、灰姑娘。斯特劳斯暗示了内容和传播媒介的关系。

这个暗示成为了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的研究重点：西方人意识里的重要断裂启动了印刷机的发明，手稿是前谷登堡文化，印刷术是后谷登堡文化。不过，麦克卢汉在对待印刷机这个发明上有些进退两难犹疑不定。一方面印刷术有去人性化的趋势，粉碎了面对面交谈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

这里做个小小的注解。谷登堡革命（又翻译为谷腾堡或古腾堡革命）就是印刷机的发明，但之所以毕生活字印刷没有够得上“革命”二字，在于印刷机的确改变了整个西方的历史走向。中世纪的xx都是手工抄写的，这些珍贵的手抄本被锁在教堂里，使得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阅读并解释——知识垄断。印刷机发明后，{dy}本被大量印刷的书就是《xx》。知识垄断一旦打破后，便出现了教义的各种解释，于是路德的新教革命出现。新教革命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五月花号——>北美新大陆——>美国——>资本主义。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详细阐述了两者关系。

{zh1}一件作品是谷迪和瓦特（这位不幸的学者在新加坡沦陷时成为日本人的俘虏）的论文《书面文化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口语文化和现代文化（书面文化与电子文化并存）遗存的几个隐形命题，并为古希腊经验里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模型，还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与早期的行为文学进行了对比研究。

完成了前面的铺垫之后，在本章节中，作者分为三个部分开始探讨口语-文字定理：

宏观理论：社会主导媒介（提示：如果将这里的主导理解为一个动词，那就会对下面的内容不得要领。这里应该理解为社会的主导性媒介）

麦克卢汉在这个部分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主要假设是：技术环境并非容纳人的的被动容器，而是积极地重新塑造人和技术的过程。

如果主张社会组织和运作的变革紧随着主导媒介的变革而变革，那么持这个观点的学者就被称为技术决定论者。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说，在时间偏向的社会里（使用笨重的媒介，比如石头），过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在和未来。而使用便于运输的媒介（比如纸张）的社会是空间偏向的，便携式媒介有利于制度法律和生活规则从xx中心传播到遥远的地方。本文作者认为，伊尼斯是技术决定论者，麦克卢汉则有这个嫌疑。

将上一段的{dy}句话中的“紧随”改为“伴随”，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就是技术实用主义者，他们感兴趣的是技术如何与某时某地社会里的其它力量相互作用。凯利是其中的典型。技术决定论者倾向于从工具的角度思考问题，用这样的工具人们去重建环境和自我观念。凯利则倾向于把媒介当成场所。早期的麦克卢汉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在给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一书中作序时，他断言电子时代是普天之下理解的那种圣灵降临前的状况，并在此过程中时空差别不复存在。凯利认为这种话纯属技术升华功能的华丽辞藻，他认为，电力并没有造成社会情况和个人自我意识的改变。确切的说，主导媒介、社会变革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变化同时发生，并以复杂的方式彼此影响。

不过，无论是决定论者，还是实用主义者，宏观理论都在思考，在特定媒介主导的情况下，社会如何运作。我们历经了三个主导媒介的时代：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电子文化。

哈弗洛克对口语文化的研究做出了{zy1}的贡献。在口语社会中，经常有一些公共活动（节日），人们聚会是为了重申他们的忠诚，是要强化对自己在世上位置的理解。庆祝活动在口语社会里承担了文化工作的任务，其奥妙就在于哈弗洛克所谓的“图像化的形象”。习惯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表现为实在的行为。哈弗洛克说，一个概括和抽象的理念比如“诚实乃是上策”是典型的书面文化，而套路式行为“诚实者容易发财”则是典型的口语文化。

口语社会的关键是记忆。经过表演的记忆把口语社会的部件组合成一个整体（想想年关时分很多欠发达地区的集会和庆祝）。传统就在公众不断的重述和重演中得到共鸣，共鸣则常常以诗歌形式进行，有时则是讲演。反过来，重述和重演的共鸣就能设定并指明未来。于是，面对面的交往和个人力量的行使，就成为口语文化生存所必需的条件。

书面文化则截然不同，波斯曼是捍卫书面文化的xx学者。他认为书面文化代表着理性，也带来了美国全国统一的集体心理，这种心理派生了美国文化并产生有意识的加工公共事务的方式。复杂的用文字构造思想的方式是由集体理性管束的。另外一个进入集体意识世界的学者是罗纳德戴伯特。他提出两条定理，{dy}条是传播环境有一种逻辑或本质——这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逻辑和本质，而是说环境使得某些类型的传播比其它类型更容易或更困难；第二条定理是，社会行为的群体在利用和开发新技术时，总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于是，人的抱负和欲望与媒介环境互动就产生和安排社会政治的变革。在这两条定理基础上，戴伯特探索了中世纪“世界秩序”向现代世界秩序的转变，这场变革的工具之一是印刷技术，标准化成为受珍视的观念，印刷品基于到处流通也成为一种珍视的观念。

关于电子文化，麦克卢汉的贡献已经众所周知，这里要提一下他的学生同样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沃尔特 翁。他的贡献是：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被提出。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电子公共领域恢复了古代口语文化的一些特征（我有他详细阐述这个概念的书籍：《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词语的技术化》）。但次生口语文化不等于口语文化 。过去并非简单地转化为现在。无论手机交谈多么像真实的面对面交谈，但它的确不是面对面。确切地说，次生口语文化的确是次生的、第二位的，和电子媒介相比，口头交谈本身（带有口语文化的残余）之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电子传播带有解释者的形象，过去那种口语交谈的感觉在新世纪重新浮出水面，但形象已经有所变化。

口语-文字定理的宏观部分就是用来解释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和循环，这些解释又和主导媒介的观点牢牢拴在一起，认为主导媒介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运行。

微观理论：声音、书面文化和作为信道的视觉形象

媒介的使用受到文化的制约。我们接受的教育不是如何察看结果，而是如何去寻找该看的现象。我们“听见”的是自然而然的生理现象，但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如何去“聆听”。微观理论，就是研究如何加工外部世界的信息的各种认知-情感渠道（信道）。

作为理论家，翁（右边的照片显得他更像个神父）提出了最完善的口语文化里的信息传播理论。翁提出了口语文化面对面交流的九大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个人的脑子在认知和习惯上如何组织起来，又如何按照实用的方式进行：

1）追加的不是从属的，口语里，脑子往往加输入信息条目相加，而不是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比如“然后…然后…然后…”，且只说而不解释。

2）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口语需要固定的套语把重要的信息聚合在一起，这些套语可能是陈词，也可能是格言警句。

3）冗余的或曰丰饶的，口语文化的人喜欢重复，用多种形式表达同样的意思。听话人是无法后退的，所以需要重复以助于澄清思想帮助记忆。

4）保守的或曰传统的，口语社会中，惯例给历史和传统赋予巨大的力量。

5）贴近人生世界的，技能一代代下传，不是靠说明书，而是靠师傅教徒弟。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只能靠演示-口授的方法传承。

6）带有对抗色彩的，所以口舌之战是口语社会里生活的核心内容，不过称赞也很讲究，很丰富很仪式化，以抵消集体决策中的舌战，求得平衡。

7）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疏离的。听众参与非常重要，反应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趋同的。召唤-回应，能帮助听众全身心地参与集体的交流活动。

8）衡稳状态的。口语社会寻求新的词汇以表达新的经验，抛弃不再需要的词汇和意义，借以追求社群交流的平衡或稳定。没有词典的帮助，口语就必需随时调整，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

9）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口语社会不太会用“圆形”或者“方形”等抽象词汇，而使用“盘子”、“门”这种具体物体命名。当然，口语社会也会开发抽象词汇，比如公正。然而其推理往往是因情景而定：这种情况下什么才是公正。口语世界里没有哲学。

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里也探讨了书面文化心态。在他看来，书面文化全然是人造技术，足以改变人的意识。当文字可以再现人说话的这个经验时，改变的关键因素就来临了。文字依靠视觉而不是声音，它把人的交流经验化，使讯息脱离人体，外化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文献和哲学。它把证据的观念从人脑内部转向人脑之外，使科学从内省中分离出来。

另外一个研究文字经验的思路，是哈弗洛克的“碰撞”概念。他注意到了希腊前5世纪的文化中，口语-文字这种复合媒介所产生的文化碰撞，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就是这种碰撞的产物，后来的《新约全书》在他看来也是。（哈弗洛克显然不太知道中国历史，如果他知道并xx的话，他会得出结论，《论语》也是老师和学生的口头交流+学生的事后笔记这类口语-文字复合媒介）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把文字能力当作一个认知过程，儿童成长为书面文化成员的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的一个过程。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一种断言：印刷文化的功劳似乎超过了我们业已赋予它的功劳，参照本章节一开始引述的梅尔的观点，我们能不能够说：印刷革命对人类进化具有重大意义呢？

电子世界里出现了多重媒介，不过，主要分为两类：表征性视觉媒介和互动式媒介。电子世界发端于前者，但显然趋势是后者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理解电子媒介的个人使用经验上，本文作者有三个论断：

1）多重中介的信息加工经验的意义性绝不存在于其中一个渠道或编码里，而是贯穿在一切渠道或编码里，比如看电视，你并非分别加工单一的媒介，而是同时加工所有的媒介：听觉、视觉和文字。

2）意义性既是学习刺激的产物，也是记忆的产物。比如看一则广告，你“学习”到了某种新的商品和它的特性，同时也唤起你的记忆和情绪。用怀特的话说，就是“位于技术和社会空间互动地带的是习惯。习惯是头脑记忆和身体记忆。技术不会被遗忘，相反，技术从意识的记忆走向了身体的记忆”

3）多重中介讯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张力，讯息成了争夺意义的场所。在一则广告中，图像也好声音也好，只是在展示某种客体，而真正意义上的“说服自己去购买”，其实是你自己。

口语-文字定理的微观部分，使得我们走完一个循环的路程：从一种传播参与的形式（即面对面），通过远程的和外化的文字世界的心理生活，然后回到参与式的经验。

口语-文字定理的平衡

{zh1}，本文作者提醒我们要注意理论的平衡性。

1）进步性，这种倾向是把每一次主导媒介宏观的变革看成是进步。但变化未必总是进步的。作者主张，对主导媒介进行比较时，不必做优劣的价值判断。

2）还原主义，用主导媒介思考问题，有时候会让思考者忽略掉同一社会里同时起作用的其它媒介。

3）失之过简。忘记非主导媒介的作用，就会使人过分简单地理解社会政治进程。即使在宏观理论框架内，将xx焦点简化为一个主导媒介也是非常危险的。

4）空谈的心理学，也就是缺乏感知证据的假设下去演绎一切。

5）多重中介。作者认为，本章节所探讨的定理有可能会促进我们感官的分离，它们常常用极端的判断把我们的口头经验、视觉经验等区别开来。我们必需牢记，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承担多重任务的动物。在同步处理不同感知的各种数据时，电子时代的儿童几乎没有什么困难。过分简单区别不同媒介的做法，会导致集体的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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