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满清的铁腕镇压，完成了剃发易服的“弘愿”。然而，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廷撤藩，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又以蓄发、复衣冠相号召，时，吴三桂召集诸将于永历帝陵前，“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于是，“各具汉官威仪，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酗酒山呼。”（《明季裨史初编》卷二六）表演颇富戏剧性。次年，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相继响应，蓄发、易服，一如三桂。所过洲县，具令剪辫、复衣冠，一时风靡，不半载而有半壁河山。 “令下之日，速宜剪辫，留发包网，所有官员领带绶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汉人旧制，毋得混淆，共敦华夏之风，复堵文章之旧，如有顽抗，军令不赦！”（《清初莆变小乘》）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斥满清统治者“窃我先朝xx，变我中国冠裳” 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奉天讨虏檄》）云云，不过吴三桂之流叛国弃义、为虎作伥，为异族侵略者充当鹰犬爪牙刽子手的汉奸面目和卑污人品早已为世人憎厌、唾弃。拉拢不到太多支持者，终不免败亡，且殃及子孙。吴三桂为笼络人心，去祭奠永历帝，这本身就是个嘲弄：大家都知道，永历帝朱由榔父子，就是被吴三桂杀害的！等吴三桂认识到“兔死狗烹”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人见人厌的人渣！既为广大汉族人民所鄙视，又为清廷所不容。
满清王朝在全国统治刚刚确立之时，尽管全国老百姓都被迫剃发、换装，但残存的反抗、抵触意识并没有xx消亡，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他们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的“衣冠文物”。这种讥讽甚至也传到了满清皇帝的耳朵里。满清{zd0}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一案中，雍正就以吕留良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质疑满清统治合法性的种种非议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进行“严正驳斥”，其中有一段专门论述衣冠服饰的问题。
雍正说，满清统治者戢定祸乱，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继承天命而抚有华夏，让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仁德义举、法令政绩哪一样比不上古代的圣贤？本朝既然受命于天，本朝的衣服就应该成为中原华夏乃至万邦各国的表率，又怎么能容忍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对本朝的衣冠服饰妄加议论诋毁？况且本朝继承祖宗的鸿业，敬奉历代圣明皇帝的成规，代代相承，已经有一百余年，又怎么能舍弃自己原有的衣冠去依从他人，屈降尊贵而去附就低贱，改变衣冠的道理？ “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戢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 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代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大义觉迷录 ?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之十六》）胤祯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满洲衣冠和汉衣冠的根本区别在于，这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别，尊贵与低贱的区别，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区别！这对那些抱着满清的臭脚大唱赞歌，一相情愿鼓吹“团结平等”余秋雨、二月河之流，真是耳光响亮！
在满清，“汉服”是政治高压下的过滤词，同属于文字狱性质的政治问题。 “功令严勅，方巾（汉服一种帽子）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从符号学来看，满清统治者通过禁绝“汉服”的所指，来抹杀“汉服”的能指。形式层面的消亡最终导致意义层面的断缺。从语言学来看，“汉服”有其语形无其语义，“衣冠”、“唐装”、“华服”等词汇也失去了实质性的依托成为虚假概念。（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
另，为预防满清贵族内部也出现向往汉服的思想趋向，乾隆又把皇太极的“圣谟”抬出来当“整风”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极一样“现身说法”。{yt}，弘历身着汉式皇帝的冕旒兖服召见亲王大臣，问是否像汉人，众人不敢答，一老臣{zh1}答“皇上于汉诚似矣，于满则非也。”这话正中弘历的心坎，弘历于是把“祖训”（指皇太极关于恪守满式衣冠的“训诫”）大大称赞一通：“朕每敬读圣谟不胜钦懔感慕 ……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 又继续发表了新的“祖训”“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 ……所愿奕叶子孙，维深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清高宗实录》三十八年）可知，坚持满式衣冠，始终是清王朝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虽然如此，华贵、典雅的汉族服饰仍然以其无可比拟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甚至连一向热衷于参禅悟道、附庸风雅的胤祯、弘历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行乐图》等等。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包括满清皇帝在内的许多满汉官民，在内心里都表现出对汉族服饰的强烈渴望和欣赏，但在表面上，却又严令禁断汉服。说到底，保证满清王朝的长久统治，终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恢复汉服，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很可能让人数不多的满洲人淹没在全面“汉化”的潮流之中。想到这一点，弘历没理由不对皇太极的“圣谟”“不胜钦懔感慕”，赞叹祖先的“先见之明”。
从这些也可知道，汉族服饰虽然消失在汉人的生活中，但是满装发饰并没有全部被汉人接受，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认可。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这种意识是潜在的，但始终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汉族人民隐藏的民族意识的折射。随着时光的流逝，满清标榜的“满汉一体”的衣冠发式，不断地麻痹着广大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汉人的神经。这种民族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彻底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当剃头令的血迹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再派往四处为官之时，中国人的对满清的认同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形成。清初的北京居民见到身着汉式衣冠的朝鲜使臣，还痛哭涕泣，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xx”。
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xx战争之际，被称为“开眼看世界{dy}人”的满清忠臣林则徐经过澳门，见到西洋人的发式装束，竟鄙夷的说“真乃夷俗也！”这实在有点井底之蛙的可笑、滑稽，他恐怕没想到：在对方的眼里，林某人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猪尾巴的装束，其实更值得鄙夷！xx战争之后，被英军俘获的清两广总督叶铭琛因其装束特异，被英国殖民ZF当作“野蛮人的标本”，放置在印度加尔戈达街头的笼子里示众，英国的TIMES报对叶铭琛装束打扮进行了详细描述，尤其对他的猪尾巴辫子进行了尽情的揶揄、嘲弄。这对一向数典忘祖、狂妄自大，野蛮落后、愚昧无知，动辄把别人蔑称为“蛮夷”的满清殖民政府，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xx访满清忠臣卖国贼李鸿章，双方就辫发衣冠的问题进行辩论，李鸿章对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后风俗服饰全面仿效欧美表示不满，对日本人古代全面仿效中国则表示赞赏。森有礼也同样对满清的剃发垂辫发表了异议，李鸿章辩驳说“衣服旧制体现了祖宗的遗志，其子孙应该尊重，万世保存才是。”（《李鸿章森有礼问答节略》）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数典忘祖、认贼作父。李鸿章既然知道日本的古代服饰是仿效中国的，那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祖宗的发式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竟然昧着良心、恬不知耻的把满大人剃发垂辫、窄衣紧袖的打扮说成是“祖宗的遗志”，还要“万世保存”，实在不知道李鸿章的祖宗到底是谁？！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蓄发，以此作为反对满清王朝的标志。太平天国在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中列举了满清ZF对汉族人民，进行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的种种反动残暴罪行：“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
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
檄文中特别指出“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华夏民族（汉族）素来对衣冠服饰极为重视，“华夏”之称，本身就源于其华美的衣服。《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千百年来，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汉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的重要象征！古典中国因之赋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正因为如此，“衣冠”之于华夏，才有着根本的意义！晋室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士大夫聚会，称为“衣冠聚谈”；反清复明，亦始终以“复衣冠”为旗帜。1648年四月，李成栋在广州举兵反正，诗人邝露记为“永历二年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冠裳在这里已经成了汉族的指代，足见华夏衣冠对于汉民族的重要！三千年来，衣冠服饰对于维系华夏民族（汉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自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影响力不下于汉语汉字！
永历十三年七月（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北伐，沿长江而上，兵薄南京，沿途人民欢呼雀跃，箪食壶浆，纷纷来附，“父老持酒牛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全祖望《觐张公神道碑》）汉族人民在满清ZF野蛮残暴的民族奴役之下，遭受的精神摧残于此可见！ 张煌言在以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名义发布的“讨虏”檄文中，非常明确的表明了“反清复明”的主旨：“衣冠变为犬羊，江山沦于戎狄。凡有血气，未有不痛心切齿于奴酋者也。……出生民于水火，复汉官之威仪。……谁非中国绅衿？时穷势屈，委质虏廷，察其本怀，宁无隐忍？天经地义，华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 （张煌言《张苍水集》）
明崇祯四年（1631年），发生明后金大凌河之役，明廷的监军兵备道张春兵败被俘，坚不投降，后金仿效匈奴扣留苏武的方式，将其监禁在沈阳三官庙。当时，一位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张春的情况说，（张春）“不为剃头，着汉服居于寺中云。”[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九年闰十一月壬戊）朝鲜文献对张春的衣服，没有称“明服”，而用“汉服”。一方面，是出于非华夏民族的认识角度，另一方面亦可见，汉族服饰的概念，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并被我们的邻邦承认！
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永历朝廷流亡缅甸，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 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沐天波携带永历帝原拟赠送的礼品过江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换上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体统非常尊贵。这时却倒了过来，要光着脚身穿少数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心中苦恼可想而知。礼毕回来后，沐天波对朝廷诸臣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说完大哭起来。（顾诚《南明史》第三十章{dy}节）
刘寀是当时跟随永历朝廷流亡缅甸的朝臣，他后来在《狩缅纪事》中记录说“上命沐天波往，至金殿前，缅人不容以汉衣冠相见，于是，跣足夷装，以臣礼见而还。”
可见，汉衣冠在这里代表着明廷宗主国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体统：汉衣冠和“夷装”是相对的，只有沐天波以宗主国代表的身份出现，才能身穿汉衣冠。而随着明廷的衰亡和寄人篱下的悲惨遭遇，连汉衣冠也不被容许。
刘寀在行文中没有用“明服”“唐服”或者“朝服”之类的字眼，而用汉衣冠，也表明对汉服概念的全面认同，在这个时候已经xx形成了！
这个历史悲剧也深刻说明：华夏衣冠总是和汉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只有华夏强盛的时候，华夏衣冠才是受人羡慕、景仰的上邦风范，当华夏衰落的时候，连自己的一领衣冠也难以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