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dy}个写专书介绍新xxx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xx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实在不知道该用哪一套习见的角色去定位这个人。就像我的旧上司梁浓刚，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电视台任职高层。也许那一代香港文化人就是这样，见多识广，游历丰富，但却不太张扬，无论干了多少也许很值得称道的功业，{zh1}都总是好像甚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们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颜，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现在，他以城市观察者的身分，终于交出{dy}部谈论中国大陆的小说。无论你喜不喜欢，赞同或不赞同《盛世》里的未来愿景，你都不能否认它的确看得人冷汗直流。谁也猜不到这么多年之后，竟是一个香港人率先写出中国版的《美丽xxx》。 我在北京和陈冠中聊他的新书，但不免还是要从香港说起，譬如说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独特的“冷”。 梁： 梁文道 陈： 陈冠中 梁： 不知道为甚么香港的sensibility会这么cool？ 陈： Cool的确是最贴切的字，香港不喜欢sentimental，不喜欢滥情。 梁： 譬如说进念那种剧场，台湾不会有，大陆也不会有。香港很多artist，做installation和行为艺术做了这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好像大陆这样一做就沸沸扬扬，就让人觉得厉害，觉得是世界{dy}。这到底是为甚么呢？ 陈： 而且就算是很重的一个题材，也要做得轻一点，也要将那个主题说得小一点。我觉那真是某个阶段的西方品味，譬如说五、六十年代欧洲那种存在主义的 品味，或者是后来结构主义与美国的counter culture品味，是cool的，是冷调一些的，就是不喜欢说一些激情大主题，不喜欢激情到连自己也感动。起码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想用最简约的方式去说很多事情。 梁： 昨天在我一本书的朗读会中，一位读者就选了一篇我写的东西来读。但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那篇东西，因为当时我的写作策略是在西藏问题闹得最激烈的时候，特地用很温情的东西去说服一些愤青。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根本不像我，可是有些读者却很喜欢，很奇怪。 陈： 大陆的官方论述也永远是华丽的，带感情的，句子和用字都很讲究，就算是中央台的晚会，那些主持人出来说的话都是漂亮的。其实那都是套句，陈腔滥调。这可能是一个训练。即便台湾，比起香港也多了很多感情，香港是特意将感情元素削减了。 梁： 台湾很强调一种很温暖、很sweet的东西。譬如他们的唱片，那些印有歌词的小书根本是放不进去CD盒，因为它太厚了，每一页都要有歌者在上面用手写下自己在录这首歌时的心情如何如何，我们香港人看了就会说，有没有搞错。 陈： 香港的作家多半也比较cool，由刘以鬯到西西皆如是。就算西西有点童真，有点朴素；或者后来的黄碧云比较“激”，但就是没有那种温情。 梁：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香港才有了一个特别的文化的感性存在。这种感性很世故，乃至于我们的电影没有很多温情戏，宁愿喜欢“笑爆咀”，苦中即时求乐。 陈：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已很害怕，不是怕，而是已经开始会去嘲讽“文艺腔”，去拒绝这种东西。起码我自己成长、写作的时候，就很害怕给人说是“文艺腔”。于是这个“文艺腔”的传统就在香港被切断了。我们又怕被人认为是“扮嘢”，宁愿“存真”也不要“扮嘢”，总之就是不想世界太浪漫，我们对浪漫本身就有疑问，香港人并不浪漫。我们更不喜欢那些自怨自艾，然后觉得自己很悲惨的情感，譬如说台湾的“悲情”和大陆的“百年国耻”。 梁： 所以当台湾一份刊物叫我写四九年的香港时，我才发现香港相当有趣，很多人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惨很失败，我们在香港住了这么久，你何时听过香港人会这样说？所以龙应台那本书，就只有台湾人才写得出来。你父母那一代从上海逃来香港，他们会不会常常这样喊苦？没有呀。我认识很多人都是由大陆下来，而且当年还真苦。但问题就是他们从来不讲，也从来不会拿这些事来说，更不会将这件事变作一种cultural element。 陈：我父母那一代都好像没有太强调那种苦。他们不会当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整天围绕受害者这个主题，然后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怎么会这样苦。我们很快就可以转换心境。我记得小时候他们有讲过香港是一个福地，说香港真的很好。他们都有一个比较的想法，起码与在大陆的朋友和亲戚的遭遇不同，他们都向前看，很乐观，然后急急要“搵食”。 梁： 台湾是外省人觉得自己很惨，流离失所；本省人也觉得自己很惨，受人压迫。香港人就很少觉得自己惨，反而会觉得自己很幸运。话说回来，你是不是到了北京之后，才更加醒觉香港特别的地方？所以《我这一代香港人》和《什么都没有发生》都是你到了北京之后才动笔的，对吗？ 陈： 是，这都是到了北京之后才动笔的。但我觉得那个源头是在七十年代尾，忽然之间自己有一个香港的意识出来了，譬如突然之间怀旧，那究竟要怀念甚么呢？七十年代尾怀旧，是想起六十年代自己十多岁时成长的过程。其实那不是很多年后，就在怀念自己十多岁的日子。另外就是觉得香港是我们的家，所以要说说香港。那一种冲动是最重要的。 梁： 那就是办《号外》的时候？ 陈： 对，办《号外》的时候。譬如说当年看Q仔(黎则奋)写湾仔，我也觉得很震惊，他把湾仔说得这样有趣。我就觉得，对啊，我们自己的地方也很有趣，那个震惊是很大的。但是，虽然有了这个意识，却没有去整理它。真的事后回头再看，就是来到了北京才去整理。我92年开始进来，才有一个大的比较去感到大陆与香港的反差，然后在97年前后开始写《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本小说，连名字都是有比较之下才知道，原来自己长大的地方可能是？？用文学的语言来说，就叫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梁： 那是很cool的。 陈： 很cool，相比起台湾和大陆的同龄人来计，如果没有比较就不会想到这一点。这种东西现在想起很幸运，也很平淡。相对来说，我们的经历是比较平淡。譬如说在大陆，我是属于老三届的。 梁： 你办《号外》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晰的城市文化意识，对吗？ 陈：我自己觉得《号外》有两个源头，首先是因为去了波士顿，看到当时美国的那个counter culture的“水尾”，就是越战差不多完结，嬉皮士开始淡出，气氛开始静下来的时候。我记得75年我离开波士顿前，刚刚开了一些很新的Disco，一个享乐年代回来了。我心想，哗，为甚么会这样？我们前一阵子还在说要对抗越战，还要与政府抗衡，怎么现在忽然在跳舞？Counter culture是不跳舞的，起码不跟音乐跳，除非你是拉丁人或者是非洲裔，我们当时眼中就只有白人是没有Disco culture的。74年哈佛才有一个大型庆祝会庆祝越战结束，跟着忽然之间就开party跳Disco了。那时候有一些地下报纸，特别是波士顿有The Real Paper，The Phoenix，纽约则有Village Voice。甚么趣味的都有，很适合我们自己的趣味，从左翼政治到饮食和青年人的生活，包罗万有，然后有很多年青一代才懂得欣赏的幽默，有自己的漫画。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们应该做。 但香港其实是做过的，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年青人周报》，七十年代的《七○双周刊》，其实都是这类型的东西。然后在七十年代中，忽然之间这种以整代人作为对象的刊物全部“死掉”，《七○双周刊》已结束，《中国学生周报》也结束了，《年青人周报》是硕果仅存，可能还有一两份在喘着气，但{zh1}在76年办《号外》之前就都没有了。 但我觉得我懂得做，能够编一本这样的东西，能做到美国的那种感觉。所以起初是很模仿西方的，因为那时候比较崇拜英美。当年他们那些小报都叫做“tabloid”，所以我们就叫做《号外》，一开始做了五期双周报，就像是地下报一样。但因为发行太困难，所以才改做杂志。 梁： 当时你们是否都很有意识要说香港的事情？ 陈： 这反而是迟一些才出现的。我们起初是讲英美，以大学和大学毕业生等年青人喜欢的题材为主。我们对输入新潮洋文化最有兴趣，就是在别人未说起之前，我们先说，然后才说回自己的成长过程。我们说香港不是由开埠说起，而是从五、六十年代说起；邓小宇的记忆可能去到五十年代，我的记忆可能去到六十年代中段的《中国学生周报》。再加上我们知道成长阶段比我们稍为大一点的人，例如唐书璇这一类。 这两种东西吸引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很多是刚由外面回来的人。我们那一代出道了，读完书回来了，很多在外国学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发觉我们的杂志会介绍这些小众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聚过来一起做。譬如有次我们写到一些关于同性恋的东西，可能我们的态度写得比较好，立即有人来和我们接洽，表示想替我们写文章和替我们做点事情，后来就开了一个专栏，叫“少数权利”，其中一个activist叫小明雄。还有一个做时装的朋友刚从加拿大读完书回来，说自己想替我们编一些时装的内容。当时走过来的全部是同代人，大家集合起来，只不过因为当时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梁： 你们一整代的Baby Boomer留学回来了。 陈： 那是{dy}代的Baby Boomer回来，刚刚开始占有了一点位置。我们最早的广告都是有一些boomer加入了一些公司，拿到一定位置，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广告。在八十年代初，如果掌权的是个30岁左右，在外国读design回来的，他就会将那些广告先给我们，又或者找我们的杂志去写一点东西。另外当时有一群人，到底是理工还是大一设计学院出来的，我都已经忘记了，反正都是学美术的，他们成立了一个“插图社”，对设计很发烧。他们自动跑来找我们说：“不如让我们替你做封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力量，而且全部都没有收钱。 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鲜明旗帜，现在我才想到这事情。如果像是《七○双周刊》这样有一个鲜明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聚到一群人，但会是另外的一群。反正《号外》的旗帜不鲜明，就连创刊号都没有发宣言就开始了。 梁： 为甚么会这样？为甚么会没有创刊词？ 陈： 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但我连杂志也不肯储存，我觉得过了就算，没有甚么大事要说，我们喜欢做甚么就做甚么。 梁： 这真的“很香港”了。 陈： 没错，我们连宣言也不肯写。因为当时我在美国学新闻，有一个新闻记者的态度，但我不肯讲一些很大的态度，譬如先讲一下甚么关怀呀，xx没有，反而整天都当“知识分子”四个字是搞笑的，更不肯叫自己做知识分子，把它当成是取笑老一辈的字眼。 梁： 你现在这种对于《号外》的描述，是不是在你来到了北京之后，回想起才更加清晰？ 陈： 是，现在就更加清晰一些，但是当初也的确知道，总之见到有趣的，就会把它放进去，见到新的东西也要放进去，时髦的更要放进去。我所谓的“时髦”是我自己心目中想做的事情。就好像发现一个人很有型，他叫荣念曾，为何他穿的衣服这样阔？那时候大家很流行穿窄衣，他就去穿阔衣，还穿一身黑色的阔衣，这样很有型呀，原来他从纽约回来，我就决定一定要拉他过来，无论他做甚么也要给他大篇幅。其实真是没道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所做的范畴！就是这样，我们没有甚么胸怀大志，要做些甚么大东西出来的宏愿。 梁： 所以后来大家都说《号外》是华文世界{dy}个城市文化杂志，其实你们当时根本没有去想这回事。 陈： 没有。用“城市”这个字，只是觉得它很有趣。我们最初由Village Voice的原型开始，也参考了《中国学生周报》、《七○双周刊》，但它们在消费文化那一面都是比较弱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国又有一些新杂志出来了，例如讲glamour的有Andy Warhol的Interview，于是我们就学了一些Interview的做法。后来又有份叫New York的真正city magazine，全都是说纽约的有趣东西，我们一套上去，又发现香港也可以这样做，于是我们的副题就叫做“城市杂志”。 虽然如此，但这个概念当时在商业上是不成立的，整件事没可能成功，但是一直说要结束也没有结束，起码有五次决定要结束，但每次有人肯“夹钱”，又有人肯投资。好像林秀峰，后来是{zd0}的投资者，但我们不认识他，是他主动打电话来说想投资在我们身上。然后这样子又再捱下去，捱到广告名人施养德进来，说要将杂志变得更大，更改版面，使设计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甚么叫设计，因为Illustration Workshop，因为施养德，我才知道这是设计。 尽管如此，但那时杂志的生意还是不行的，直至美国新闻界创作了Yuppy这个字。因为有了Yuppy这个字，于是就有Yuppy产品；当Yuppy产品来到香港，香港的广告公司便问香港的Yuppy媒体在哪里？而那时全部广告公司都不知道甚么叫Yuppy，只知道有一份很奇怪的杂志叫《号外》，那么干脆把《号外》当作Yuppy吧。自此之后就有很多广告了。回看起来是有一点幸运，不然就捱不了那么久了。 梁： 你也挺幸运的，在每一个地方也赶上有趣的时刻。在波士顿时，是某种文化运动的尾声；然后在台北呢，你度过了最有活力的时候，就是戒严前后。 陈： 做电影是戒严前，做《号外》就是戒严后。 梁： 后来你去台北住，正好碰上了台湾文化出版界和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对吧？ 陈： 是很鼎盛。94至00年我长住台北做有线电视，恰巧是李登辉当上了总统，但未经正式民选，民进党跟国民党吵得最厉害的时候。 台湾发展得很快，94年杂志已做得很好，书也很蓬勃，甚么都已经有人做了；有人研究最激进的性解放，很多人写同志，地下的有《破周刊》，有高有低甚么也有。台湾在九十年代后的文化是十分完整的，引进外国的东西要比香港做得好，各种各样新的思潮也有人谈论，文化界的地位也比香港高，所以在94至00年间我写得很少，因为在台湾甚么也有人写。旧日我能够写东西，许多时是因为没甚么人写，我觉得我不写，便没人写了。虽然我不是专家，也略知一二。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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