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殷高峰 实习生 刘斌彬
在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看来，这次整治活动意义甚重，并对此给予了相当大的期冀，“西安正在努力建设国际现代化大都市，希望借此来重建我们城市的文明。”
一次文明素质的教育
城经报：对于这次行人闯红灯整治行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您是怎么看的？
石英：我通过媒体了解，最近几天进度大、难度也大。总的来讲专项治理非常有必要，也是很迫切，很及时。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dy}，是以人为本，首先从安全角度，从珍惜生命的角度。过去的交通事故相当一部分是由行人闯红灯造成的。生命只有一次，安全至上。不仅仅是文明问题，首先是生命安全问题，从以人为本重视生命的角度确实有必要进行专项治理。
第二，行人闯红灯本身就体现没有规范意识，红灯停绿灯行是个基本的常识，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规则。但是很多人置规则于不顾，反映了我们文明程度比较差。不遵守秩序是野蛮人的一种行为，没有文明规范，反映我们文明素质比较差。
现在西安正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不仅仅是有高楼有宽阔的马路就叫大都市了，最重要的精髓在人的文明素质，市民的文明程度。文明的概念似乎很抽象，但是经过一系列的细节表现出来，像受教育程度，举止是否文明，是否有公德等。遵守红绿灯是个最起码的部分，开展专项治理不仅仅是为了罚，首先是为了人的生命安全，更重要的是重建我们的城市文明，是一次文明素质的教育。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基础工程是最基础的一步。所以专项治理是建设城市文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必要措施。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迫切和非常及时的。
更高的要求
城经报：我在采访中发现，我们的一些红绿灯的设计存在着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一些专家表示，不仅要对行人提出要求，作为城市管理者，也应该对自己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您是怎么看待这项治理行动？
石英：首先，文明习惯需要时间的养成。对于管理者来说，首先要把这项行动形成一个长期持续的行动。通过宣传教育要长期执行。不要搞成一阵风，要形成长期机制。除此之外，本身机制的科学性能也要注重。从治理过程中来看，这次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比如对单位的连带，初衷是好的，但是从管理学角度看，单位连带，首先操作性上会有一些问题，依据上也有不足。依据不足在于，现在单位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已经由过去的紧密型转变为现在的松散型。大家更是一个社会人，而不是过去的“单位人”，单位不可能24小时管得住每一个员工，违规后单位受罚在法律上缺乏依据。
操作层面上，有时候受罚者不说单位也没有有效的措施，还有单位不在西安怎么办？从管理学角度来看，法律、逻辑依据都不足。因此我觉得加大对个人的处罚力度好于单位“连坐”。美国和新加坡就是罚得重，重罚才有威慑力。但一定要一方面重罚一方面加强宣传教育。通过一些交通案例加大宣传教育，养成自觉习惯。
其次，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红绿灯是不是考虑时间问题。过去我们设置红绿灯时常常以机动车为考虑因素，现在必须要把人的因素考虑进来。人为什么闯呢？有时候十几秒的时间还要有拐弯的车，不闯红灯人就很难过去。因此红绿灯设置一定要科学、要人性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人行天桥建得也不少，但有的位置不科学，人流量大的地方没有天桥，有的建在无关紧要的位置。还有虽然建了天桥但在下面还留有人行的口子，这些都是我们在管理设计上的缺陷。
这次整治活动，不但要对行人提出要求，也对城市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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