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完手头的事，准备全心写小说。把以前写的一些文字翻出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

下面这篇，三年前写的。那一段状态很不好，就想写点轻松的。当时一口气写下来，连段落都没分。师秦看了，给细分了段，说，放开手脚轻松自信的写，写到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基本可以满意了。以后要有意识的多写场景和神态，如文中父亲说的时候母亲的插话。不仅要隔开时空去叙述，还要切回时空去现场表现。

                                 《父亲的一段话》

那时我还小，可能只有三四岁，刚刚能够扒在桌子边拿筷子吃饭。父亲常对我说，你婆（祖母）从小就痛你二父（叔），把白米饭留给你二父吃，让我吃芍（红薯），你婆还说我喜欢吃芍，有哪个喜欢吃芍。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望了望母亲。母亲似乎没笑，半严肃的说，都把你当芍，你还以为你不芍。父亲接着说，我十三岁上大山砍柴。——我不知道大山在哪里，便问父亲。父亲说，就是你嘎（外婆）那里。那是冬天，下着雪，地上结了冰，我穿着双草鞋，一路上搭了好几回，回来时，挑不动，坐在树下哭。十五岁，我便和你二伯去荆门烧窑，两年我就当了师傅。你二伯烧不好的窑，我都烧得好。特别是落雨时，一落雨瓦就烧得切生。我想了个办法，别个的窑一个门，我开了两个门。前头一个后头一个，前头喂柴后头掏灰，烧出来的砖不晓得几好。第二年回来，我买了上海宝石花手表和凤凰牌自行车，湾（村）里哪个有我有板样。
　　
父亲说这段话时，我们一家，我，我父母，二叔，三叔，姑和祖母，都住在老屋。老屋是一间明三暗六的土砖房，跟村里其他的房子结构上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它的位置高，在村子的最上头，站在屋门口，可以将村子尽收眼底。当时，我和父母住一间房，二叔，三叔，姑和祖母各住一间房，剩下的两间一间是堂屋，一间做厨房。据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家被评过富农，不知道这是不是其中一个原因。

说到富农，我就想起二叔家的小儿子国良。他上小学时，老师问他，你屋里是么农？他摸了半天小脑袋，生怕回答不上来挨老师的板子，看到墙角的土窟窿，便答：窟窿。弄得老师笑疼了肚子。

我父亲２６岁已经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布瓦窑师傅，带了十来个徒弟，出入荆门绵阳一带，给人家烧砖烧瓦。我两岁父亲便带我去过荆门。荆门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不过，父亲说，当时，给他们做饭的老师傅，待我很好，经常煮鸭蛋给我吃。他煮熟了蛋，放到水桶中，只要我伸手进去就能摸得到。

后来，在梦中，我似乎见过那位老师傅。他慈眉善目的，赤着膀子，站在热气腾腾的大锅前，用大大的锅铲炒菜。他满身是汗，就用搭在肩头的毛巾使劲地在身上擦。

父亲还说，有一次，我爬到他一位胖徒弟的身上。那时，正值三伏天，他们都在竹床上睡觉。我爬上去骑在他胖徒弟的身上，撒了泡尿，把他胖徒弟浇醒了。胖徒弟迷迷糊糊的摸着脖子，说，么样下雨了呢？这个我相信，我自小顽皮。等我再大一点，五六岁，塞人家烟囱，偷人家西瓜是经常的事。所以，听父亲说这些，我不禁要笑。母亲也说，有一回，我一个人在厨房里，把灶膛里的火给弄出来了。当时，没人在厨房，厨房烧着了，还是我自己爬出来的。想想，那时我已经很勇敢了。

父亲还说，有一次，他带着我回家。在汉口粤汉码头一带，他让我自己走。那时，我才两岁，长得胖乎乎的。城里人见了，说，这漂亮的伢，么样放地上走呢。父亲笑着回答，乡里伢，冒那么金贵。

后来，我读湘西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沈先生说他始终是一个乡下人，我深有感触。我想，我和沈先生一样，不过是在城里生活的一个乡下人。每当我去粤汉码头那一带时，总会回想起父亲给我说过的这段话。可惜，现在的粤汉码头，跟我儿时记忆中要想的样子xx不一样。那时候，我想着那是一个泊满大木船，一群人赤着背扛着xx布袋的地方。大木船随着船头那个骄傲的声音——起船啰，发出嘟嘟的声响。而后，高昂着姿态，劈开大浪，向前迈进。现在的粤汉码头已经变成了汉口最繁华的地段，除了林立的高楼，便是各式西方快餐，穿着时尚的年轻男女——他们的笑容很腻。让我怀疑，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可是我来过，儿时，在父亲的牵扯下来过。嗨，这就是人生，是社会变迁。你很难琢磨得透，它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母亲说，还有一回，她和父亲带着我赶路，借宿在一个草棚子里。第二天等他们醒来，过路的人告诉她和父亲，就在前天，那个棚子里还死过月母子。母亲的话，并没有让我感到后怕。倒不是象北京作家王朔说的，无知者无畏。而是，母亲诉说的这段经历，让我更懂得世界上最真挚最无私的感情是母子情。

对于布瓦是如何做的，我记得很模糊。印象中，似乎跟现在做陶艺的工序差不多。都是用水和泥，然后将泥放到一个木座子的转盘上不停的转动。所不同的是，做布瓦则需要一个圆筒子。筒子是用木头做成的，两头开口，呈椭圆柱形状，有六七十厘米的高度，碗口粗细。为了放泥粘，圆筒子上还包着沙布。还需要一个近似瓦片装的小铁铲，小铁铲凸的一面上装有一个手柄。

做瓦的时候，将圆筒子放到转盘上，将和好的泥用小铁铲往上添。然后，转动转盘，用小铁铲跟做陶艺似的舔那感觉上在不断上旋的小泥筒。舔一下，加一点事先准备好的水，直至泥将圆筒子覆盖。并且，均匀到瓦片的厚度。然后，拿到太阳下的平地上，将覆在圆筒上的泥脱下来。泥脱下来后，依旧是个椭圆型的筒子。至于是如何脱下来的，实在记不起来。可能圆筒子上的纱布是活的，有某种小机关，一拉，那泥筒就下来了。泥筒脱下后，存有四道痕迹，待太阳晒干，用手轻轻一拍，四片瓦便如同瓜瓣儿一样散开。然后，就等进窑了。

每当我回忆做布瓦的工序时，都使足了气力。可是，还是有许多死角。也许，真是隔行与隔山吧。我是学空调与制冷的，教我说说空调是如何工作的，我可能说得头头是道。
　　
那时候，我二叔已经是镇暖气片厂的工人了。二叔之所以能到那里去上班，听父亲说是他的功劳。父亲说，那时，他还是村长，在他的领导下，村里的粮食总产量一年番了两番。他到镇里去开表彰大会，被评为先进个人，带着大红花，站到大礼堂前发表讲话。讲什么？大伙怎么种的他也是领导大伙怎么种的，只不过，拿着票到合作社去领化肥，票给人家了，又想办法把票偷了出来，领了好几次。我当时不相信，合作社的人真就那么傻？

不过，回头想想，也许是现代人太聪明了，也将我往聪明的深渊里推。人一旦认为自己聪明，那人家在他眼里很容易变成二愣子形象。父亲说，正好上面准备招人，就给了村里两个指标。问题是，需要考试。父亲只上过小学，小学还没有毕业，只上到三年级。不是父亲不想上，是家里负担不起，也可能是父亲喜欢逃学。这个父亲并没有向我细说。父亲就将指标给了二叔。二叔读过初中，虽然没有考上高中大学，可在当时，已经算知识分子了。就这样，二叔成了镇暖气片厂的一名工人。

我们家离镇上有十来里路，那时并未通车，厂子里又没有可以栖身的宿舍，二叔只能步跺。每天天不亮，祖母就起床给二叔做饭。然后，送二叔出门。因为是山路，没有其他的伴，祖母总要送很远的路再回来。我听说，在二叔走的那条路上，有一个极深的沟子。每当他从那里走过，总能听到一种怪叫，象鸭子的声音，又比鸭子的声音凄厉。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我并未见二叔拿多少工资回来。每次他回到家时，带回来的只是早上带饭去的空空的饭钵。即便如此，父亲还是以二叔为榜样，教导我好好读书，将来跟二叔一样当工人。可不久，二叔娶了二婶后，便开始闹着分家。父亲拍着桌子骂他，你的书读在猪肚子去了。我捩母亲的裤腿，躲在母亲背后，万分恐惧地想，是不是当了工人的人都会变坏？
　　
至于三叔和姑当时在干些啥，或许上学，或许下地干活。记忆中，那是一段无法搜索到的空白。倒是教父亲布瓦手艺的那位二伯，令我记忆深刻。我上小学的{dy}年冬天，他患了吐血的病，死去了。出殡的那天，漫天飘着雪花，父亲哭得很悲。更不幸的是，他死去后不久，他的二儿子和小儿子也接连死去。得的跟他是同样的病。
　　
再有，便是宝石花手表和凤凰牌自行车。手表印象中有，大大的个，不锈钢的表盘表带，表带象弹簧，又象蚯蚓，走{yt}要上一回发条。不走了，父亲会贴到耳边去听，然后，摇几下。自行车是漆黑色老式的二八车，龙头下边有只金凤凰。能想见，父亲骑着它在山路上颠簸时得意的神情。他兴许会唱上几句歌。虽然我一直没听过他唱过歌。即便是哼哼，也算。
　　
上面是父亲在我儿时经常对我讲的一段话，以及由此我想到的一些事情。记忆时常出现空白和难以触及的死角，却无处不体现我爱它的决心。有时我会想，真要是能重来一回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