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房价既不受物价局监控,也不与其他任何经济指数联动,更没有股票的涨停板的限制,他可以自由膨胀。有学者说中国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说的很委婉,任何被绑架者都不是自愿的,而我们的“被绑架者”是自愿,由最初半推半就到迫不及待地主动投入到“绑架者”的怀抱。房地产商和他的“受害人”勾结到一起,他们结成了同谋。政府变成了因为吸血而使自己无限膨胀的----利维坦怪兽,它的膨胀的速度终将使自己不可能被打败,更不可能改变,只能膨胀到自我毁灭。
惊讶于人们为国务院遏制房价耐喝彩!不知道还有几个人民有力气去为这样的旧闻喝彩。为这件旧闻喝彩的人是否还记得2007年底的方便面涨价的风波,商务部{zh1}成功扼制了方便面企业打算每袋涨价1毛钱的图谋。而2年后的今天,吃得起方便面的人们,竞相为由“抑制房价”失败而转向“遏制房价”的中央政府喝彩?中国人这种习惯性为统治者喝彩已经让人习惯了。
该如何管控房价?
北京的房价突破了3万大关,正在向4万大步迈进,上海的{zg}房价已经是19万元/平方米,与其相比,北京的房价至少要涨10万元才能有可比性。北京的水价也在向着5元/吨的总价迈进。在一个居住着1800万人口的城市,只要25人就能成功代表民意,我们的社会似乎和20年前一样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那些没有北京户口的外来者们是不是没有资格参与这样的听证会吧?大家的用水量是相同的,也许只有在大家都喝水的自然属性上具有着xx的相似性,在支付水价的后天的能力上似乎也有相似性呢?{zh1}对于难以承受重压的弱势人群来说,节约用水会归结到节约水费上。水价和水费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水价要实行市场定价很具有进步意义,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观点。这个民生的问题用经济学的眼光观察时,和房价一样的简单又符合逻辑。一直未动的生活必需品似乎只省食盐的价格,看看最近的新闻,食盐的价格也快以打破垄断的名义而启动上涨程序了。这又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迈进了一大步,我们的政府不管生产,也没有权过问价格。因为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模式运转。要想让食盐的价格降下来,必须有足够的食盐供给,而且是无限量的供给才能平抑价格。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水、方便面、房子。这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这是普通的小商贩们每天经营中必须反复应用的基本技术,没必要向经济学家们求问,更不需要有博士头衔的公务员来带来执行。互联网和无线通讯已经让中国社会走向了扁平化,传统的专制社会通过信息垄断的手法来当xx的时代慢慢远去了,而且这个进程是不可逆的,收集民意为什么要相信这么拙劣的手法呢?是在自欺欺人,还是在走过场,但无论怎样,它达到了法律的要件,就要生效了。
高房价是如何影响普通人生活的?
居住权在人权结构中的位置取决于房屋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怀着居者有其屋的理念,也有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避天下寒士尽欢顔”的情怀。人生的幸福均与房屋息息相关。房屋是个人生活的起点,而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已,没有立足之地是无法规划和开展普通人的生活。人必须先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才能开展生存权、家庭权、财产权、生育权等一系列抽象权利的活动。一个有能力生存的人,才有能力成立家庭,成立家庭才有能力进行生育,有能力生育才能有能力教育,有能力教育的人才能实现家庭的完整。这是一个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公式,偏离这个公式的人就没有真正的中国式的生活,也没有了种族繁衍,谈不上文化的传承。没有房屋的人,就没有私生活,更没有私有财产可言,因为一个人他连放自己私有财产的地方都没有,何谈物权和财产权?何谈私人财产,没有财产权,何谈尊严?何谈政治权利?没有居所的人,是和流民、草根、蚁族相附相成的,他们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没有居住权无法谈及教育、养老、孝道,民族文化的传承更遥不可及。我们国家虽然把孔子学院建到了非洲,但在孔子世居之地,经济适用房却很难普及?{zh1},政府宣传部门把孔子挂在嘴边,每天祈祷膜拜,也只能向世界昭示:我们是孔子的嫡传。但今天,中国人只是继承了文字,而不是文明。翻一翻历史书,哪一个文明是由政府创造的?
居住权力和居住能力
有居住能力的人才能实现居住权利。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zx1}调查)。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居住权,而是被剥夺了居住的能力,市场上按着xx品的价格提供生活必需品,现在面临的不是居住权的问题,是居住能力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部分人被合法的剥夺了居住权,这样的状况就是需要改变的。普通中国人是靠挣工资谋生的人,并且是两代人均是如此谋生的,所以谈不上有丰厚的积蓄。那些有幸被划到富人圈子里的人就不需要如此不体面的方法解决这个日常问题。它之所以是个难题是因为相对于房价来说,普通人没有足够钱,不只年轻一代,就是上一代人也没有如此丰厚的积累。畸高的房价把中国人挡在了正常生活之外。
房子掏空了两代人,老一辈的积蓄和下一代的未来。普通的国人是怎么解决住房问题的?现在买房子的钱是从何而来的?一般由两部分组成,{dy}部分是首付款,第二部分是月供。房子通常是在小两口谈婚论嫁的时候提到议事日程的。而目前通常可行的做法是由双方父母(年老一代),是两家老人出钱或凑钱、或借钱提供首付,完成最重要的抚养子女的义务。而且经验丰富的老人会要求做一个婚前财产公正,虽然有伤两家感情,但也是预防变故的重要手段,对于一生{wy}的财产就顾不得那么多了。第二部分的月供就要由年轻一代来承担了。首付款基本掏空了年老的一代,还好,很多老人圆了一个梦想,为下一代提供了立足之所。很多中国老人就像完成历史使命一样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他们不会考虑自己生病怎么治,如何安排幸福的晚年生活,很多老人的晚年也要有二、三十年的光景,但这都不如孩子的起点重要,自己毕竟是奔向了终点,多{yt}少{yt}又能如何?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没有起点。这不伟大,这是可悲,因为这个悲剧是我们的社会管理失序造成的。年轻一代由于每月按期偿还月供,很多小两口现在不敢失业,没有加班费和劳动权益也要照常工作,他们为的是还银行的xx,毫无人生乐趣、理想可言。根本谈不上有精力和能力养育孩子,这样一来,中华民族的未来已经也被高昂的房屋“吞蚀”了。并且吞食着老一辈的过去,消耗着年轻一代的未来。
高房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制造持久贫穷,加大贫富分化。富人从来不恨穷人,他们只恨比自己更富的人。看看新闻就知道,无法开展正常生活的人会怎样的过活。而穷人自然有穷人的生存方式,虽然他们的行为被富人定义为非法,但那也是一种穷人的生存方式。他们也是人,顾不得富人的法律和体面,也要努力去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虽然以“犯罪”的名义,但这是富人对穷人的一种压迫。
那些由于父母交不起首付款,无法走进婚姻殿堂的年轻女子们还有多少选择呢?幸运的话有一份工作,可以开展自己的独身生活。次幸运的当一个“宅女”,在家混生活。不幸的年轻女人们漂零于红尘之中,沦为专业xx或者业余xx。为那些有钱、有权的、或者漂流一族xxxxx。她们是最悲惨的一群人,毫无权利可言,不仅要受到开妓院的老板、领班的欺压,还要受到公权力的欺压。非常吸引人的“临时性强奸”的案子中的所有当事人都是年轻人,犯罪者竟然是公安协管员,受害者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年轻人。而那些被自称为“蚁族”的年轻人,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在“共和国辉煌六十年”的歌声伴奏中过早地过上了流离失所的飘零生活。
政府官员、公检法司系统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年轻化,由58岁现象变成了28岁现象。现在执法系统的年轻执法人员的工资收入也无法满足基本的购房要求,人们无法忍受无房可住的现状,当然会有人选择铤而走险,不择手段的敛财。而可悲的是,他们敛财并不能致富,而只是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他们本身连养家的能力都不具备,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还谈什么公正执法?反腐机关{zx0}注意到“腐败人群年轻化,腐败手段智能化、技术化。比如金融系统的一些出纳、会计、保管员,本来没有多少权力,但动辄挪动几百万、几千万的事情经常见诸报端。 “59岁现象”大有前移的趋势,甚至出现了“29岁现象”、“26岁现象”。有些人工作两三年后,便能熟悉规定与程序,更能熟知管理中的缺陷,于是利用自己的技术性管理权力实施犯罪。”专家们在年龄和能力之间讨论年轻人腐败的问题,而不问年轻人的生存环境已经恶化到了何种地步?不能开展正常的人生,那只有堕落的人生等着,而这个男盗女娼的时代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毫无关联。
管理权力与管理能力
管理权与管理能力和居住权与居住能力一样,xx是两回事。中国的领导人在岁末政策吹风采访中,也对房地产给予了特别关照,称要运用好税收、差别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经济杠杆加以调控,稳定房地产的价格。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打击捂盘惜售、占地不用、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对房价的问题有当然的管理权,从领导人的发言中来看,似乎房价xx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中,能否实现这些单纯的想法要看一看管理能力了。
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既然是商品,它理所当然的会成为有钱人的猎物,而没有公共福祉的意义。房地产市场变身为现代版的斗兽场,把巨兽和羔羊放在一起进行残酷撕杀。当坐收渔翁之利的政府官员们正在专心拨打着自己的算盘珠的时候,因为无立足之地的杨元元选择了自尽,而同时上海古北臻园的开发商的成交单价高达19万元/平方米,创下沪上乃至中国内地之最。房屋,把开发商送进了天堂,把穷苦人送进了地狱,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并非遥不可及。
房屋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一直有一个单纯的疑问:住宅楼的主体是钢筋、混凝土加上人工,这些在中国的市场价都不是xx品和紧俏商品,特别是工人工资更是低的可怜,还经常被拖欠,为什么这些低廉商品组合之后就会是天价?剩余部分被谁拿走了?只有政府和开发商、银行。
而被动炒房的人也耐不住诱惑,积极加入这个利益集团,买房的人也会变身为高房价的拥护者。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商品的价格是由卖方决定的,而房屋并不是日常商品,需要实现销售来换取流动资金,房屋的持有者和地主一样,可以靠出租或转让取利,而不需要出售房屋来换取生活费用。房屋的所有者自然就成为了高房价的支持者,他们的耐力和谈判能力自然比购房来结婚的人要强很多。他们在房屋降价的时候不会出售房屋,可以进行出租取得收益进而减少持有房屋的成本。而买方只能从房屋持有者手中选择买房和承租房屋,买方是单一的付出者,而卖方可以等到有人炒高房价,他只要做一个被动跟风者既可,而且卖方不是像股票那样是盲目的投资者,人们买房子比买股票要坚定得多。房价也不会像股票那样虚幻,更不会有退市、ST的危机和破产的风险。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中国的住房不仅被“游击队”们炒得火热,而且还有xx人民币升值的“海外军团”的加入。住房持有者在持有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他们没有降价的意愿,大家共同的目标是“持续涨价”,这并非毫无理理性,而是很有理性。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国内外资本剥削普通民众的xxx的刑具。
而拥有管理权的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收入,高房价带来的营商环境恶化,工商企业带来的税收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只好卖地为生。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到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已经堕落到毫无道义可言,不惜在拆迁过程中与居民进行血肉相搏。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开发商、银行还是炒房者,都想从高房价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正因为这样,既得利益者们都在不遗余力地合力吹大这个泡沫。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可限制购房者的人均占有面积、限制住房的价格、收取房产占有税、收取遗产税、将房价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挂钩联动等等。应该增加房产持有的税收,而不能在房产流转环节增加税收,房产流转环节的税收均被买方承担,而他们恰恰是这个体系中最弱小的部分,而对卖房者毫无约束力。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开发商、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他们也是房产的持有者。这些掌握着立法权、执法权、发言权的人不会使用这些技术来使自己的利益受损,他们的意愿会在立法和执法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法律只代表持有房屋者的利益,在制定法律及相关政策时,只有他们才有发言权,他们的利益会被优先考虑。而没有房屋的人没有资格参与到立法中,更不可能在执法中被尊重,他们的对抗只是简单的“违法对抗”。
在我们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做为无产阶级代言人的先锋队已经{zx0}变成了有产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不能在立法过程中行使对无产者的代理权,社会管理层面的所有事务,xx听不到弱者的诉求,只有欲来欲强的既得利益者把持着麦克风。既得利益者把持的所有国家权力已经没有动力真正去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尽管它们也面临社会的压力,但他们已经用人民的血汗钱为自己修好了逃出升天之路,为在海外过上富裕生活做了充足的准备,所以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未来。他们的未来、子孙均在海外过着上等人的生活,中华大地是他们{zh1}必被抛弃的荒岛而已。他们会像扔破衣服一样,把它甩在一边,抛在脑后,他哪说着流利洋文的子孙们早已经变成把中华文字忘得干干净净的“香蕉人”。
按照目前的状况继续发展的话,中国的历史会怎样书写,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一个社会管理体系中,没有制约就没有管理,社会的力量要相互制衡才能和谐共存。穷人必须和富人应该有同等的权利,在这块祖先留下的土地生存,政治权力不能和经济权力划等号,上一次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并不遥远。要改变目前的社会现状,肯定要有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说的直白一些,有产者必须拿出一部分不是劳动所得的财富,还给社会、还给公共、转交到无产者手中,和他们一起渡过难过。因为这些无产者的无产的境况,是出于朴实而不是无能。在立法过程中,应该给无产者留有足够的代表权,倾听他们的声音和诉求。今年的寒冬格外冷,经济环境也格外冷,中国的富人们也许该学会和中国的穷人挤在一起才能渡过这样的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