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

在一种社会性的庸俗成功学（成功=金钱+权位）迷狂中，越来越多的上海青少年被打造成一架机器，铆足劲奔向家长与社会为他们构画的、以高人一等为表征的成功梦境，由此丧失他们纯真快乐的童年
起跑线上的残酷竟争
2009年6月，上海五角场。1986年出生的曾明辉开始度过自他上学以来最无忧无虑的一段生活：餐厅、咖啡馆、KTV，几乎每天都要去潇洒一番；稍有得闲，就是端着那台还算不错的数码相机漫无目的地扫街“咔嚓”，从相辉堂到图书馆再到主校门。适逢高考结束，校园里来了不少上海本地的高中毕业生，还有家长，望着身穿学位袍在大草坪上扔帽子的曾明辉和曾明辉们，他们的眼睛里毫无掩饰地显露出钦慕。事实上，即便是扩招的主旋律早已奏响，加上政策对上海生源的优待不言而喻，他们中间仍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得以进入这里，住在曾明辉们即将腾空的寝室里。曾明辉说，此，就足以证明“复旦”二字的全部意义。
今年上海共有7.38万考生参加夏季高考，逾6万人可以进入大学，录取率超过80%。不过，对于上海人来讲，只有考进复旦、交大、财大、上外等沪上名校才被看作是“有出息”的最有力佐证。对于上海以外除却北大、清华的高校，多数上海土著是嗤之以鼻的。

上海，几名家长和工作人员正在为一个即将上台参加京剧演唱比赛的小女孩整理戏装　图/周馨

上海，一名小孩正在看科普展　图/纪粤鸣

上海，一名小学生正在选购辅导书　图/纪粤鸣

上海地区高校的一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上，几万名学生冒雨排队进场　图/周馨
曾几何时，路人皆指上海学生“高考易”，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等高分大省一度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将其子女户口落入上海，以期轻松升学。这些处心积虑的家长认为，相比在别处流行的移民“老少边穷”地区，选择上海，无疑是一劳永逸。在江浙坊间，流传着“二本的分，复旦的命”这样的民谚，专门来形容那些通过“转户”方式得以进入名校的高考生。言语之间，充斥着艳羡、嫉妒和讽刺。上海，由此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无数外省考生的“众矢之的”。
而在上海人心目中，无论是曾明辉、他的同龄人，还是“1990后”甚至“2000后”，对此都绝不苟同。他们认为，上海这座强大的场，注定了绝大多数人从早教开始就要接受残酷和压抑；否则，“黄浦江的一朵浪花就能把人淹死”。虽然，让外省考生叫苦不迭的“题海”、“题库”在上海滩不甚明显，但英语、奥数、钢琴、歌唱等培训压在学生头上，照样气喘吁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现在的孩子所上的课外班名目愈发繁多：网球、高尔夫、社交礼仪、第二外语、演讲口才乃至领导艺术。到小学毕业年龄能成功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孩子，在上海已非天方夜谭。从年轻妈妈汪静不无自豪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上海孩子的压力以另外的形式与外省殊途同归：“当县城的学生没日没夜地摊开白花花的xx，上海孩子也赶场式地游弋在外教、钢琴师和网球教练间，不得闲。”
在拜访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高级教师黄永尧的时候，先生用一种幽默而又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其多年来的经验成果。他草绘了一幅模拟股市起落的K线图来描述20年来上海学生负担的升降，画好之后随即笑言：图的走向说明，这永远不可能表征股市。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情只涨不跌，而且涨势汹涌，不可阻挡。
与这个巨大的移民城市相称，那些被叫作“新上海人”的下一代，也过早地被父辈寄予弄潮上海滩的希望。他们与上海本土孩子从幼年就开始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提前了父辈们至少20年。正是这种博弈，让当年还是单向度、相对小范围竞争的曾明辉们，感到庆幸。
本文要讲述的，是1986年出生的曾明辉和1998年出生的严行、赵祯涵的故事。
曾明辉
曾明辉是地道的上海孩子，衣着时尚，说起普通话来仍旧夹杂着“个么”、“好不啦”之类的本帮俚语。谈起他学生时代的“奋斗”轨迹，曾明辉不假思索、一气呵成，激动起来的时候，犹如上海清口般，幽默和冷幽默夹生。
我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上海人啦，以前住在火车站附近的老房子里，那叫“滚地龙”，就是没有什么身份的人住的普通民宅。再后来么，父母单位分了房子，老式的宿舍楼，你晓得的伐，我们叫它“火柴盒”。2003年，我爸还算努力吧，在房价上涨前搞了套商品房，就住进去了，那个时候长宁还没这么发展了，才4000多块一平米。现在不可能买得起了。我为什么先要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说，在我经历的这二十几年时间里，上海的变化是最快的，我家都xxxx了。从“滚地龙”到“火柴盒”再到“商品房”，家长是能最清晰地洞察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也最直接地感受压力，因为他们负责挣钱、花钱和攒钱。他们的压力需要转嫁，就到了我们头上。可想而知，越到后来，孩子的压力增大，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上海的压力增大。现在的房子，都是好几万一平。个么，马上世博会了呀，所谓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家长对孩子学英语的要求就又要提高不少，因为他觉得，国际化马上就要到了呀。
我的补习班岁月从5岁就开始了，被老爸送去学画图，画那种大熊猫，上了两个月就放弃了。因为，熊猫右边的耳朵我总是画不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为这个，我爸{dy}次把我的耳朵揪得很痛很痛,在课堂上我就哭了。因为那个班都是一个家长带一个孩子，孩子很小嘛，幼儿园，一定要家长带,很多人就很奇怪地看着我们。反正从那以后，我就没去，可能是我爸也意识到了，觉得再去的话也特没面子吧。你看，这就是上海家长争强好胜的典型例子。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被送去学黑管。那时候已经住进火柴盒了，我倒记得蛮清楚的。学了大概一两个月，我可能没什么艺术天分，怎么吹也弄不起来，只有走为上。到那个时候，爸妈才觉得，我还是要靠读书，走最正规的路。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妈就给我报了语数外三门的补习班。其实我的成绩在小学里已经很好了。我读的是解放前有教会背景的、长宁区{zh0}的学校，一共4个班，我大概排第4名，前三名都是天才，实在读不过他们。补习班从我家要乘车的，大概6、7站路，到当时还算是郊区的地方，很荒凉、很乡下，杂草丛生。现在已经是新建的中心地带了。这也是我开始{dy}次一个人乘车乘很远。补习班休息日两天都要上，半天一门，3门课上{yt}半，只能休息半天。
那种班规模蛮大的，每个班都坐满，一个班有50人，一个走廊，两层楼，大概有十几个班吧。那就是500多人了。除了这种，肯定各个学校都有自己办的。我记得当时上课的地方叫长宁区少年科技站，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什么科技站之类的就是搞补习的地方。
我逃过学的。反正就自己不想读了，就逃了半天学，回到火柴盒附近。当时人小，外面也不敢去，网吧什么的也没有出来，就买了一个圣斗士的玩具，躲在自行车棚里面拼——在底楼建得很长很长、很深很深、很黑很黑的那种车棚。出来的时候碰上了我爸，应该是{dy}次骗他，跟他说学校放假了什么的，然后手上这个玩具是小伙伴送的。对小学补习的记忆就是这个。
我们上好初中是要摇号的呀。摇号的本质就是为了不产生猫腻，但好学校会想，如果我的学生全是摇进来的，那我和其他学校还有什么区别。它就会留一半的名额，给那种优秀的学生。后来摇进来的比例一直在缩小。我们是生育高峰啊，一个街道大概几千个小孩，摇一两百号人进去，剩下肯定有条子生。我也是，但我参加过他们特长生的考试，分跳舞、音乐和棋牌，棋牌其实就是数学。他们不能用“数学特长班”、“奥数班”的名义来招生。这样是违规的。
我傻乎乎地带了国际象棋、中国象棋、两副牌，背在包里面。中国象棋以前会，国际象棋、军棋都是临时我爸教的，教了两三天，结果都没派上用处。棋牌就是数学。考试的时候给数列，JJQQK，问你后面一个是什么。当然题目没有这么弱智。我初中后来也上过奥数，参加竞赛的那种，但是我总考得很烂。那个时候，上奥数的还都是数学成绩不错的，不像现在，是个孩子都得去学奥数，不然很难升学，就像一个通行证一样。
到初二的时候，我又开始上“牛抗”班。你知道什么叫“牛抗”吗？像我这个年纪的上海孩子都知道，就是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我跟你说，在那个年代，上海人对英语的概念就是“牛抗”，你跟我爸妈说新概念他们不知道的呀，但是说“牛抗”肯定晓得。
一个班50个人的样子，上新概念2。上海孩子英语基础还是蛮好的，上初中的基本上可以直接上2。初中就是叛逆的时候，烦起来的时候我就逃课，不上了，{zh1}被我妈发现，把我打得很惨，抄起一个小凳子就砸，结果把那个红木家具砸了个洞。当时牛抗学费630块，我妈工资才2000块，很贵了。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高三，其实我成绩蛮好的呀，但我爸妈一定要我补，数学已经是我{zh0}的一门了，班里考前两名的，{zh1}还是把我送到一个最有名的老师那里。他平时周六周日都开班，{yt}上午一场，下午两场，晚上一场，一场两个小时。一个小时70块，每场有20个学生。他家也不大，两张圆台面，很挤很挤的，每个人都挨着坐，墙上有个小白板。老师从家乐福买的一大摞塑料凳子，平时就摞高高的。其实他40岁不到，但是头发已经全白了。我也补英语，在一个更大规模的教室，成人夜校那种，坐大概100个人，50块钱两个小时。
今天，我从复旦毕业了，我是觉得童年有缺失的。我高中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也说，你这个人童年很失败，都没有跟人出去疯过，你就读了那么多书。她说你现在虽然好像可以很显摆地站在这里，但是你的童年是缺失的。真的，我到现在什么都不敢玩，因为一直没有玩过。我有一次补习班回来，看到一群野孩子在那里打枪战，心里还蛮向往的。人家男孩子玩的那些东西我都没玩过，包括我现在觉得性格当中有很懦弱的一部分，也是一直读书报班形成的。我以后要培养小孩子，男孩就要让他野在外面。
严行
盛夏的xx，浦东。炽热的太阳透过一幢幢大厦的玻璃幕墙，让强光射向大地。硕大的浦东八佰伴购物广场外，行人出乎意料的少。过街天桥上那些没有任何防晒措施、游走在光柱之下的男男女女，不是散发传单的，就是推销保险的。年轻妈妈李槿戴着墨镜，举着阳伞，搀着儿子严行的手，避开穷追不舍的散单员，快步通过天桥。走在下桥电梯上的时候，李槿猛一回头，对着那些周身黝黑、浑身湿透的小青年，告诉儿子：“不好好念书，将来就像他们一样。”严行眨了眨眼，然后点了点头。
李槿是个全职太太，原籍江苏徐州，2000年随丈夫严刚来到上海。由于丈夫供职于某知名金融机构高层，前几年他们又通过炒房和期货挣得颇为可观的收益，目前属于上海“新贵一族”。本土观念严重的上海人把像李槿这样外地来沪、取得户口、生活富足者通称为“新上海人”。每周六的早上，李槿都是把车停在八佰伴地下，带儿子在楼上的星巴克吃份糕点，再步行到对面一幢灰色的老式建筑里上英语班；3个小时的课，李槿要全陪。
在李槿和严刚的意识里，“教育改变命运”这句口号{jd1}刻骨铭心。多年以前，李槿、严刚还在苏北农村老家读初中时，“看到村里干部家娶媳妇，从上海买回来的几样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真的就是开眼界的感觉。那时候没出过远门，上海感觉就是遥不可及的天堂。”高考过后，李槿和严刚分别考入上外和交大，并从此留在了他们仰望良久的上海滩。如今，两人已经在这黄浦江边买房置业，年收入超过上海市公布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的15倍。他们并不满足，李槿坦言，由于自己出身贫苦、奋斗不易，对眼前的一切“愈发有转瞬即逝的莫名恐惧”，“是一种无根的飘摇。”为此，他们把孩子视作一切诉求的解决根源，李槿和严刚笃信：孩子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户口在上海，“他要来继承这份家业并创造出更大的家业，最终在上海真正生根。”据李槿了解，持有这种思想的“新上海人”，不在少数。
现在，李槿最愿意与人交谈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虽然有些怜惜，但内心却是非常地坚定，义无反顾。
我们家孩子读的是浦东很不错的小学，上外附中能考十几个，上实（上海实验学校）也有三十几个。校长开家长会时说，现在都说“快乐教育”，但是现在快乐，以后就不会快乐了。5年上下来，我的感觉就是，没有压力的孩子动力也不足。孩子在3岁的时候就会用电脑，可以把电脑操作得很好。你知道吗，上海的小学生要升好初中，就一定要去竞赛。今年学校给他报了两个英语竞赛，一个是听力，一个是“我学我行”；数学我们自己报了一个中华杯。其实你从进决赛的情况就能看出来：他们班上有4个孩子进了决赛，寒假的时候，这4个有两个就开始上奥数辅导班了。我们没得到奖，就赶紧到外面给他报了一个 “学而思”，专门补奥数的。我先生每节课都坐在后面陪他听，很认真地听、做笔记。回来后，督促孩子每天要做大量的习题。做多了以后，很多竞赛的题目，可能连数据都没有变化，孩子一看就知道，这个我做过的。我儿子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5月份的时候他参加上海实验学校的考试，就说数学跟“学而思”做的题好几道是一样的，马上就知道答案。你说，能不去报班吗？很多学奥数的孩子，他不是在一个班学，是同时报几个班，做很多题目。但是这些孩子牺牲的，真的就是快乐的童年。
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去通过英语四星考试。因为孩子英语好，前面三星都没去考。老师说，五年级了，四星很重要的，如果你考过了，就是个很重的砝码。因为我们没三星的证书，所以很多地方不给我们报考四星。四星的水平，据说口语交际已经相当于外省高中的水平。它是人机对话，全口语的，随机性很强。
我私底下研究过，现在上海小学生各大数学竞赛的一二等奖，去查查，就是那几个孩子在轮流转，名字都是熟悉的，被垄断了。我经常带着孩子去赶场，去上海各个地方去考试，去竞赛，数学、英语、作文。上海有很多全职太太，老公挣钱，老婆负责理财和带孩子，所以我们现在的朋友圈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妈妈圈子。这家妈妈说这个班好，那家妈妈说要去参加什么竞赛，我们一听，自己的孩子不能落后，就都去报名。
这个暑假给孩子排得很满，必须要学。我给他报了奥数和基础口译。奥数他已经拿过三等奖了，但是上海的四大名校，连二等奖都不看的。英语他的水平，小学生，已经可以大概看懂原版碟了，想想挺可怕的。
赵祯涵
在很多人眼里，上海滩一直不缺乏机遇。这是一块庞大的吸金场，昔日的十里洋行，如今的摩天大楼，每天都会引得数量可观的外来者来此瞻仰膜拜，稍有闯劲的人，来了就不甘离去，他们加入弄潮的行列，任沙里淘金、优胜劣汰。
鲍惠伦来自台湾高雄，到上海已经12个年头，一开始做奶茶和布丁生意，嫁人生子后便全身心伺候小孩、料理家务。刚来上海的时候，尚有许多抱怨和不习惯的地方，比如：社区怎么没有24小时的便利店，{zd0}的卖场也找不到台湾的拌饭肉酱，家家户户都把衣服床单晒在外面，刮起风来五颜六色地摇摆，好似“万国旗”。现在，鲍惠伦说，已经没有东西在上海无法买到；甚至每次搭乘班机回到台湾，计程车驶入市区的时候，“还以为是在郊区”，因为“上海的繁华早已令人炫目”。
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鲍惠伦一开始断然不接受生长在大陆的老公给她灌输的概念。虽然在台湾也有各种考试，学生也要上名目繁多的补习班，但是“上海水平”还是令她瞠目。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由于家长们功利思想严重，往往以丰厚的物质许诺来诱导孩子拼命补习，这造成她身边的孩子早已无童真可言，过早地去沉迷或羡慕xx生活，欲望膨胀、不堪一击。鲍惠伦觉得，在这个大背景下，她已回天无力；每天带着儿子赵祯涵奔波在各种补习班之间，赵祯涵随口就能报出停车场里数十种豪华轿车的品牌，她也只能或者说习惯于像其他父母一样教育孩子“好好参加补习，考进好学校，这些就会有的”。
我刚才说了，我是从台湾来上海，很长时间了，老公是浙江人。真的，我强调，我不能接受孩子这么到处高强度地报班，我也从来没过过这样的童年，台湾现在的孩子也没有，大陆的小孩负担和教育强度，{jd1}是世界{dy}，负担是一级棒。我老公对我说，必须要这样，否则孩子的未来就毁了。这些年来，我经常带孩子出去参加培训和考试，我感觉，有些孩子由于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思想已经坏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个例子：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已经没有孩子的天真了。参加“我学我行”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就是都是一幅画，每个人都进去讲，评委老师看谁讲得好，谁就进入决赛。我们在门口遇到我儿子幼儿园的同学，开玩笑地问了一句“考的什么题目？”，“这个不能说的！”立刻很警觉很防范。
现在学校搞教学改革，作业轻松了许多，但是你会有危机感，家长反而更累，反而希望学校各种补习班全有，然后额外留很多作业。而且据说，越是好的学校，补得越凶，像XX附中这种，老师上课就是按教学大纲，但一考试就考得很难，那么这些好的东西孩子从哪里去得到？只有补课。补课的好处是促进了国家的就业，促进了全社会的尊师，差的一点就是孩子很辛苦，太辛苦。
你听说过“小五班”吗？这是上海特色。就是中学办的小学五年级，作为有意愿考它学校的学生，提前上一个小五班。比如说我很心仪XX附中，很想考，XX附中就办一个小五班，你就报名去上。这个班上的学生，有未来升学面试资格的概率就大了很多。听说现在“小四班”都有了，从四年级就开始。
上海比较火的几个小五班，就是那几个xx中学办的，我不想点名。很多孩子就同时报，而且都是语数外全上，每个班xx都补4个小时以上，你想想要上好几个班呀，就是多长时间了。如果实在上不过来的，就把学费交了，不去，这叫“占着坑”。有些孩子占着三四个坑，就是为了在{zh1}“小五班”的考试中，有那个资格。其实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赚钱方式。小道消息说，光小升初在上海，就有20亿的商机。这是个产业来的，而且有一个链条，一个利益集团。你想，办学机构、师资力量、租教学场所、招生代理，还有你用的教材，委托进行的考试证书认证，都是一起的，甚至包括了周边的餐饮、停车。好吓人。
我还要说一点，就是英语，上海太强调英语了。我儿子的英语，以前，先生晚上会带他复习一下。最近他特别感慨，说已经快辅导不了了。先生是90年代大学毕业的，英语是过了6级的，而且我先生是很爱学习的，一直以来每天晚上都是听着英语入睡的那种。上海有个海派清口周立波，他说的话我心里早就有。他说现在的孩子物质上很满足，应该说幸福，但是他们不快乐。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去开家长会的时候，所有的妈妈，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都说我们教不了小孩儿，都要去买《辞海》的。我先生的爸还是学过古典文学的，那时候我儿子作业要写一个什么符合要求的字，要写5个出来，爸翻了很多字典查不出来，作业都完不成的。一个小学生，拿着《辞海》都查不出来语文作业的答案。
我儿子那个学校的家长基本上是白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真的不会做孩子的题目。我给我儿子做阅读理解的时候，要先看后面参考答案，再来辅导他。
前几天带他去考一个英语，一道阅读理解，全篇的词汇都是医学类的，什么青霉素、红霉素……我想这些英语词汇只有专业的医生才会接触到吧，但是现在拿来考小学生。
得与失
仅仅过去不到15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民谚就被打破，浦东开发开放的成果有目共睹，房价涨势冲天。曾明辉没有也不会想到，同样是不到15年，他的学弟学妹们所承受的压力、竞争和重负，也如浦江两岸不断刷新的高楼纪录般，节节攀升。令他同样无法想象的是，自己小时候吃客生煎、要碗云吞已是美味，稍大点搞顿洋快餐已是满足，现在出去“腐败”前还要上餐饮网下载一堆折扣券，将上海人的精明算计发挥到{jz}，而如今尚在读小学的孩子们早已习惯于沪上各家xx餐馆，点菜阔绰、不皱眉头。曾明辉自我解嘲：也许，这就是他们学业负担翻倍以后的补偿？
与曾明辉的描述相对应的是：近年来，上海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该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主干指标位于中国各省市中下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具体到“肥胖率”、“视力不良”、“体重体型超标”等方面，情况更为严重。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会出现的病症，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如今在众多上海青少年身上竟时有发生，且患病年龄提前了10到20年。而敏感、胆小、过于内向、陷入网瘾、厌学、焦虑症、多动症、自闭症、傲慢、自私膨胀等心理或性格障碍则在上海中小学生中频发。
在与这些上海家长聊天的时候，他们口中念叨最多的是“成绩”、“升学”，憧憬最多的是“名校”、“高薪就业”，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身体素质”，绝少提及。这于冥冥之中，对孩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乃至对未来社会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尚没有一项研究或专家学者、主管官员能说清道明。
和想象xx不同的是，上海孩子，尤其是像严行和赵祯涵这样有着严格家教的“富二代”，他们并没有对身上的重负叫苦不迭。相反，在物质前景的刺激下，他们还颇有动力。诚然，这两个周身xx的小孩儿口中，早已没有“忆苦思甜”这些老套的词语，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就衣食无忧，甚至锦衣玉食。在他们眼里，没有“贫穷”，只有“更加富裕”；没有“艰苦”，只有“更加奢靡”，没有“别处”，只有“上海和外国”。那么，对于自己的童年，他们会有怎样的描述？答案颇有些成熟和超前。
苦啊，真苦！但是现在不苦，将来怎么能开上奔驰呢？我喜欢加长版的车，但我老爸买不起，没用，就是小时候没像我这样苦过。所以，要想得长远。我可不想未来跟我爸妈似的，出个远门旅游，还坐经济舱、住经济酒店。当然，如果你能采访到教育局长，能不能让他多办点重点中学和好大学呢？这样我就会轻松一点的。——严行
我爸说了，上海孩子就是要多学点，因为我们未来是领导，是BOSS，可以住别墅。这个，没有文化，不上好大学，是弄不成功的啦。我们家保姆的孩子，我见过的，就是没我读过的书多，连英文CD都没听过，这怎么行！对了，你看动漫展没有，我请你去看吧。我们打车去，地铁人多。——赵祯涵
（实习记者任明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