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西方文明是“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是“无所不能”的科技文明；所以我们都希望永远地“乐在其中”，享受人生，或者按照这般模式来改良社会，以提高吾人的生活水准。也正因为如此，西洋被称道为文明史的“世界之最”，被赞誉为人类观的“天堂之窗”，甚至某些藏传佛教的信徒感叹：“啊，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然而，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这里先讲三点：
　　A.人生观：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是一种感官刺激的文明，它与真正的人生幸福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其文明越发展，人们就越难以生息与安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一个远比我们西方社会要久远得多的思想领域中，其实并没有为这样一种认识——现代西方工业化体系是可供人们生活与劳动的{zyx}制度——提供任何可靠的保障。”
　　B.世界观：并非任何民族都能享有如此“文明”，这绝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化选择“有误”，而是因为它们作为西方的受害者正在苦苦挣扎。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的“美好”，是以牺牲其余世界的幸福为代价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从科学那里，正如应用到工业主义中的情形一样，我们（西方人）汲取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一种信念，既我们也和神一样，可以成为不科学民族的生死的主宰者。”
　　C.生态观：西方文明不仅牺牲其余世界，而且还牺牲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后代，牺牲包括全体人类和别的物种在内的地球生物圈。西方所取得每一点点的成就，都要千百倍地损坏生命的“整体利益”，以致生物圈与全人类的寿运均被减少了99％以上，以致我们正在径直地走向毁灭。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地威胁地球母亲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已经发出警告：‘在20世纪这100年里人类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以往全部人类历史时期还要多。’……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将陷于环境恶化与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
　　下文从将十个方面对西方文明及其民主政治进行深入分析，以诊断人类的“现代症”：
　　{dy}、文明因缘。西方文明及其民主政治之产生，须具备内在前提和必要条件（即佛教所说“因”和“缘”）：其内在前提是指人性本恶和自我中心，其必要条件是指依托霸权而外争内和。人性本恶和自我中心乃人心物化（异化）——丧失自然的亲和性，扩充物种的斗争性——的产物，照理来说，若是放任人心物化而不加以限制，便会出现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谓的“相争相害、万人战争、民族xx”的状态（“霍布斯邦”）。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地将矛盾转到外部世界，则不仅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而且化腐臭为神奇——产生“文明”，乃至包括民主、法制、科学和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jz}”！这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人性恶也能够创造历史”（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程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xx——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忽略了“人性恶创造历史”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第二、文明源头。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古希腊与希伯来。其民主政治是由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雅典所开创。然而，希腊的殖民扩张，罗马的海外征服，加上两者的奴隶制度，则分别是它们的民主与共和的必要条件。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古罗马的民主乃与其对外战争（三次布匿战争BC.264－BC.146）直接相关，即：“……到公元前265年时，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民主的雅典对外实行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即：“雅典却使它的独裁变得如此可恶，以致依附于它的同盟国家均渴望摆脱它的统治，即使受到另一种奴役也在所不惜”。当古希腊或罗马的向外扩张达到{zd0}化（遇到地理或生态的障碍）之时，则是矛盾返内而向心聚爆，其民主乃至整个文明便走向反面——陷于战争而趋于消亡。假如希腊或罗马已掌握近代科技，那么，20世纪的世界大战就会提前两千多年爆发，果真如此，人类或许在基督元年之前就已毁灭。
　　第三、文明表象。西方文明的至恶本质，在一定条件下，即在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的条件之下，却表现为“至善”（比如罂粟花）——经济奇迹与民主政治，或称为“文明{jz}”。关于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发展，历史学家汤因比批评道：“这种复活的希腊因素对西方政治的影响则是很大的。表面上的后果是，传播了对宪政自治政府的崇拜。这种信念在激发了英国、法国和美国革命后，最终获得了受到推崇的希腊文名称——‘民主’（Democracy）。到19世纪末，在西欧，民主政治似乎最终战胜了{jd1}君主政体；但是，这种政治伦理所蕴含的国际主义友爱却在实践中遭到挫败：在后基督教的现代西方，民主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和丧失人道精神。”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严厉抨击西方文化，他说：“在整个欧洲，野蛮张牙舞爪，散布着恐惧。折磨人类的瘟疫，在西方文明的骨髓里复活，凌辱着人类灵魂，侵染着山川平原上吹拂的和风。”
　　第四、文明祸害。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相争相害、万人战争的“霍布斯邦”，只不过因为它把矛盾转向外部世界而暂时呈现出“阴性的”而已（比如阴性的肿瘤）。但是，西方文明的失败者与受害者（例如20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和中国）则就是“阳性的霍布斯邦”。这两个东方国度本来均有自己的相对和谐的传统文化，但在西方宰制的世界里，均已损失几尽。泰戈尔说：“从欧洲土壤中长出的政治文明蔓延到了全世界，犹如繁茂的莠草，……其倾向上是吃人的；它吞噬其他民族以为滋养，试图嚼下他们整个的未来。”
　　第五、文明条件。上述西方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应该具备三要素：替罪羊、优越性和生物圈。A.“替罪羊”是指西方文明始终需要“敌人”，而且是足够大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中俄两国先后都从美国的“盟友”变成其“战略对手”。B.“优越性”是指西方必须对非西方保持着居高临下或战略倾压。它为了具有这个“优越性”，乃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C. “生物圈”是指西方文明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地球生态，此乃世界环境危机之根源。现代西方人似乎正在按照基督教“神意”行事，即在“世界末日”（地球变成废墟或地狱）之前，他们自己作为“上帝的选民”而移民太空（上帝天堂＝科学天堂）。
　　第六、文明失衡。与传统中国能够保持自我稳定、并不断推广其和谐文化乃截然相反，西方文明却毫不具有“自我稳定”之功能，而且是越来越大地向外倾压、向外平衡，整个世界及地球生态简直不堪承受。不仅如此，因为西方对其余世界的致命重压，这就迫使后者效法西方，步其后尘，同样地以破坏地球生态来争取它们的“球籍”。此乃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为了幸存于世界列强和西方霸权的祸患，不得不“学西方之恶”，来“旧邦维新”，而变成一个竞争性的、产业化和重视军备的国家，这对于已被西方折磨不堪的{wy}生命星球来说，很可能是{zh1}一击！西方与西方化的国家必须寄生于“外部生态”，一定要有“外向平衡”，其大致可分为三阶段：A.在20世纪中期以前，它们是依靠对世界领土的殖民扩张与市场扩张来实现并保持平衡；在达到极限之时，便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和阶级斗争的风暴（后者是由东方国家来承受的）。B.在20世纪中期以后，它们透过“消费革命”深深地挖掘地球生物圈来实现并保持平衡；这就导致了眼下的世界环境危机和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C.从今往后的西方文明，除了进一步加强霸权伸张与消费革命之双管齐下之外（主要是打压中国），还指望打通“高边疆”的渠道，即凭借科学力量开发太空生态，从而实现“无限的”外向平衡——这是西方文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wy}希望。
　　第七、世界暴源。西方文明是世界历史的暴力之最（史称两大暴源：“草原暴力”和“海洋暴力”，后者即西方文明）。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明乃以{zd0}化地征服自然、征服世界为其特质。西方文明一旦压倒一切，即在xx其外部的竞争对手之后，它不但不能实现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谓“{yj}和平的世界共和国”，反而就会打世界大战。例如古代的“希腊世界”在打败了波斯之后，便主要是由民主的雅典推行霸道而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关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在表面上都是民主国家“后发制人”，但实际上民主国家则是“侵略国家”的根由。中国学者辜鸿铭曾揭露在{dy}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霸权、群氓以及“民主精英”是德国军国主义化的根源。而主要由民主国家先后订立的、旨在分赃与称霸的《凡尔赛和约》和《雅尔塔密约》，则分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埋下了祸根。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20年就已经作了准确预测，但他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要比日本的武士道更负罪责。美国刚打赢冷战，就叫嚣“文明冲突”，便发动反恐战争，直取中东，兼控石油并包围中国。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地缘政治”的变化而作出战略调整——因为科技及军工的发展，使海洋变得“单薄”，从而称霸的重心转向大陆纵深（大国的背后）；亦即西方地缘政治学所论：以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来宰制世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现代西方民主概念已把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应用到实际政治生活当中，但这种新型的民主概念，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却表现为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
　　第八、谁享民主。尽管现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的庶民，都希望过着自由民主的生活；但实际上，能够安享如此“文明”的，大约只有5类国家或地区：A.霸权国家，B.霸权亲缘（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C.霸权盟友（太平洋区域），D.资源富国，E.宗教国家。这后两类国家只是因为其“自我稳定”的性能较好，所以能够“赶时髦”而实行民主。第三类国家或地区，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具有“地缘政治”的价值而能被霸主利用，所以它们有幸分享“西方优越性”。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如果不顾条件是否具备，而硬是选择西方式的民主，那就等于要承受双重祸患——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与西方思潮的泛滥成灾；这将意味着政治的分崩离析，领土的四分五裂，意味着内战或革命乃至暴政暴民之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很善于发动人权攻势，来搞乱他国；特别是对中国，他们至少是要利用大陆知识分子与台湾民众的西化潮流来“以华制华”。
　　第九、现代中国。正因为西方文化的人性本恶、自我中心和原罪爆炸，要么是相争相害而民族xx，要么是矛盾宣泄而祸害世界，而且终将是毁人亦毁己、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所以，具有高卓智慧的中国古圣贤和“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君子，始终排斥和否定西方式的文化模式。只是到了近现代，在西方所宰制的世界里和列强霸权的致命重压之下，中国要为其自身保住“球籍”，才不得已走向历史的反面的。然而无论如何，现代中国之问题之实质，并非是像欧美人士和西化文人所主张的如何实现“民主宪章”与“普世价值”；而是中华民族怎样幸存于西方的致命重压，进而怎样承担儒家的{zj2}使命，实现世界大同，以扭转由西方文化所造成的人类自毁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西方思潮，除了稍加利用来促成社会转型之外，必须严厉控制，以免“爆炸性张力”（全人类的人性所含的毒素）祸害中国内部。20世纪中国的内乱和今之xx之猖獗，主要是由西方思潮作祟所致的。目前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差不多都是在利用中西之争与文明冲突来“吃中国饭”的（往昔它们是在文明母亲的哺育下成长，而今则要跟随西方霸权一道来嚼噬她的血肉）。诸位须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乃至享有“民主”，并非是因为其自身有什么“能耐”、有多么“文明”，而是因为在美国看来，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针对中国大陆的“地缘政治”之价值，所以它们能够“有幸地”被霸主所看重而让其“入围”来享有“西方优越性”（日、韩、台等），或在“外围”来蒙受照顾（蒙古、越南等）。
　　第十、文明毁灭。无论那令人叹为观止且又不可思议的“史前文明”是否确实存在，现在的西方文明都是如出一辙，而且正在走向同样的结局。这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正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古代西方的希腊和罗马的消亡，只限于其自身，其余世界乃安然无恙；而今西方走向毁灭，则必将要全人类与生物圈为之同归于尽。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或许伯特兰•罗素说‘Man will sooner die than think’（人类将比预想更快地消亡）是太过悲观了。但是……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罗素所言的有效性。我们无法预知在21世纪这支xxx钟的分钟会朝那个方向走。”
　　　　
　　　　　　　　
　　§本文图解:1，西方文明的代价——失去地球家园，我们何以为生？2，西方文明的原理——我们乘着这艘“诺亚方舟”奔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