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
(1975年)

　　通过大豆到中国去
　　对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看法
　　农村的革命
　　学究当了农民
　　下地干活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本刊讯】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两次访问中国，回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本刊选其中六篇，摘要刊载如下：

通过大豆到中国去

　　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写的，甚至也不是一个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的作品。它只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dy}批幸运地获准进入中国的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
　　
　　当时，许多在知识和经验方面比我强的人都曾设法要到中国去而没有成功。我是怎么去成的呢？答案是离奇的。事情从大豆开始。我在四十年代当生物学研究生的时候，曾发现喷射稀释的２，３－５三碘苯甲酸（ＴＩＢＡ）能使大豆多长十倍的花苞和豆荚，但浓度过高，则会引起豆棵掉叶、掉苞等畸形发育。我在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写上了这些发现，随后便在一九四三年入伍服役，{zh1}到冲绳美国海军军政府中担任农业军官。几年以后，我才获悉我的研究引起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结果。
　　
　　起初，美国中西部使用三碘苯甲酸来增加大豆产量；后来，设在马里兰州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实验室把它发展成为一种xx的落叶剂。虽然军方没有直接使用过这种化学药品，但他们把和这种药品有关的２，４—Ｄ和２，４，５—Ｔ发展成有效的武器，并在印度支那广泛地使用。六十年代的十个年头，在六百万英亩的土地上撒下了一亿磅这种药品。这样大规模的化学战在历史上还没有前例，它在生态学上的后果以及对越南人民的影响，至今多半还无法知道。
　　
　　美国科学家和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美国人，开始为时过迟地感到美国在越南干出的勾当的严重性。我本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我竟出乎意料地和一种武器的来源发生了关系，这种武器可能会造成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的生态灭绝。我和一些别的生物学家一起声明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并鼓吹美国应该批准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个国际条约规定所有签字国都应保证不使用化学武器。
　　
　　到一九六九年，在老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２，４，５—Ｔ所含的一种成分能引起怀孕雌鼠腹中的胎儿畸形发育，这就引起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人的胎儿也可能已受同样的影响。我决心申请到越南去，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在我休假期间亲自去看一看这场化学战造成的危害，并带回能够搜集得到的材料。一九七一年初，我得到通知，说我可能被批准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到北越访问，但到{zh1}安排完成时，代表团缩小到只有两个人——麻省理工学院的病毒专家伊桑•赛纳博士和我。按照计划，我们要四月中旬出发，作为期三周的旅行，其中大约一周是到北越去。
　　
　　这时候，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去了。这是对全世界的信号：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西方打开大门。对我们来说，这真是适时的巧合。这使我们想起了可以利用中国紧挨着北越的有利条件，申请到中国去。我们通过渥太华中国大使馆提出了申请后，就出发到河内去了。我们在越南实际上耽搁了十二天，走遍了各地。荣幸地会见了范文同总理和其他领导人。接着，相当突然地我们被中国大使馆召去，xx出乎意料地通知我们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入境申请。
　　
　　就这样，我和伊桑•赛纳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进入了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我们的主人中国科学院对我们的招待，从一开始就很热情，做了很周到的安排。
　　
　　我们到达后不久，主人就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希望看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提出要看看大学、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公社，当然还有长城、故宫、十三陵等旅行者非看不可的地方。这些都安排了，另外又加上参观施用针刺xx的外科手术，参观工业和贸易展览会，晚上还有宴会、看戏、看电影等等，日程安排得很紧。不久以后，我们会见了xxx总理，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周总理说话坦率，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他明确表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反对侵略的立场，尽管中国对美国过去的许多行为感到失望，但她还是真诚希望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自豪地谈到了他的国家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的特殊贡献。他对我们本人和我们的科学工作很感兴趣，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很熟悉，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
　　
　　和这个杰出人物的谈话，使我们对中国的每一个印象都添上了绚烂的色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以及学校和医院的访问，证实了他对中国越来越繁荣的信念是有根据的。
　　
　　中国人在送别客人时总爱说：“希望你不久再来！”“希望你全家一起来！”想起我和伊桑一九七一年离开中国时听到的这些热情的话，同时感到虽然在中国看了许多东西，但还远远不够，我产生了再次访问中国的念头。
　　
　　一九七二年六月到七月，我又一次到中国进行了访问。
　　
　　这一次我真是全家一起去了。我和我的妻子戴尔以及女儿贝思谈起我一九七一年的中国之行时，她们的劲头起来了。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入境签证，再次受欢迎到中国访问。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我们在上海机场降落，开始了比上一次长得多而且内容也很不相同的旅行。
　　
　　我们全家都是从事学术工作的，对这次中国之行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特殊兴趣和期望。我的妻子曾经在幼儿园当过老师和园长，现在是一个街道诊疗所的儿童心理学家，她希望除了参观正式的教育过程外，也能看一看中国是如何教育那些特殊的孩子或有违法行为的孩子的。我的女儿是制陶工作者，她对中国艺术极感兴趣，特别想看看中国是怎么组织艺术创作和安排艺术家的创作环境。我自己是大学教授，希望增加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了解，更充分地了解中国是如何训练青年去承担他们在明天世界上的任务。要达到这么高的要求，需要有比我们的旅行所容许的更多的学习时间，但我们力求做到这一点，以促进我们去了解新中国的戏剧性地变化着的生活。
　　
　　这次旅行中，我们又看了不少我在一九七一年游览过的地方，但时间比上次充裕，看得更深了些。我们集中参观了托儿所、中小学、公共娱乐场所和工艺美术工厂。在这两次旅行中，我们共看了四所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北京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四个研究所（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
　　
　　虽然我们都很欣赏中国主人对我们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招待，但我们不久就感觉到，每一个钟点都安排得满满的，使我们无法和其他中国人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无法从这种接触中取得那种较为淳朴和自在的乐趣。为了避免隔阂，我们提出不住豪华旅馆，不坐轿车或参观有很大的委员会的机构。对于这些要求，我们的主人大部分都欣然同意了。最重要的是，由于我一九七一年到马陆人民公社参观了{yt}，认识到中国的心脏是在农村，所以我们要求能多花一些时间参观一个公社。尽管我相信我们的主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存心想得到对他们国家的非正式的、率直的看法，他们终于懂得了它对我们的重要性。
　　
　　要求的结果使我们简直没法更加满意了，或者说是更加吃惊了。主人为我们作出了安排，让我们到北京附近的芦沟桥人民公社参观几个星期。我们在这个公社里和一个叫史振玉的七十三岁的农民、他的老伴、孩子和孙子们住在一起，在他们生产小队的麦田、稻田和菜园里参加劳动。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学校、医疗站、商店和工厂。这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使我们对中国公开宣布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获得有血有肉的认识。此外，我们在这次参观中还结识了新朋友，并且对一种异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读者们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怀疑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否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可以想象，中国只会给我们看他们办得{zh0}的公社、效率{zg}的工厂、最现代化的实验室、{zx1}的住宅和{zh0}的商店。由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只懂很少一点中文，我们不得不通过译员来了解许多情况。尽管我敢肯定中国人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会感到惭愧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总让我们去看他们{zh0}的东西，但我敢同样地肯定我们不可能会xx上当。我们不但在城市里可以不带向导和译员，而且就我们所知，也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到处蹓跶，还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用摄影机或笔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还因为有许多特殊情况而处于有利的地位，特别是我们可以和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中国朋友进行不受监视的交谈，他们对美国人提出的许多惹人恼火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出很坦率的回答。所有这些，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反应和从官方收集来的材料加以比较。我公平地核对了材料，作了比较，所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印象正确地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社会。下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如何跟大家分享这些印象。我们希望对有关中国的知识宝库做出贡献。由于缺乏这种知识，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当长期地遭受阻碍，而这种了解却能够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对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看法

　　在河内机场，伊桑•赛纳和我是仅有的旅行者，我们的飞机是{wy}的飞机；没有出租汽车，没有行李或搬运夫，没有声音，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混乱。气氛是严肃的，xx是一个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很少旅游活动的样子。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准备访问中国——一个二十二年来很少美国人并且没有美国科学家到过的国家，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很担心。
　　
　　从河内到中国南部的南宁的飞行用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八时左右到达，中国政府官方代表站在舷梯下面仰首向我们微笑。有两位地方官员，另外还有两位我们的向导，后者是那天早上特地从北京赶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中国的整个逗留期间，他们一直陪伴着。介绍之后，我们知道一位是翻译，叫刘子翰，另一位潘纯，是北京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主任。
　　
　　看来，在继续上路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决定，就是从南宁直飞北京，还是先飞广州。那时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在那儿举行。我们告诉东道主宁愿先到北京，他们表现出有点惊奇的样子，但没说什么，仅仅又给我们倒了一杯茶，继续谈话。但是不知不觉地我们感到如果先到广州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终于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中国人以非凡的温和方式说服人的一个例子，我记不得我曾被说服或甚至被要求去改变我的主意，然而出现了一种使我们事实上改变了主意的气氛，并且后来我们很满意于这种改变。
　　
　　这件事决定后，我们离开餐厅，径直走向飞机跑道，那儿有一架银白色飞机正等着我们。起先我们以为是一架为我们乘坐的专机，但等我们和潘、刘一起坐下后，其他乘客也都鱼贯而入。我们的主人以适当的礼遇接待了我们达数小时之久，他们一直在等着。突然我发现他们显然没有充分的休息和象我们那样地饱餐一顿，我们为如此特殊的待遇而感到不安。我们在中国的旅行中多次经受到这种体验。这是中国人讲究礼貌的本性，他们为了使客人舒适可以不吝惜一切。
　　
　　在广州，我们又受到群众代表和市革委会代表组成的接待委员会的正式欢迎。
　　
　　广州是中国的第七大城市。我们预期的是访问一个工业城市中心，没想到我们从飞机场开车到东风宾馆时沿途看到的是热带棕榈树以及整洁而清静的街道。在这种气氛下又看到一座设计优美的现代化建筑，真是令人神往，尽管门口两旁贴着措词强烈的标语：“团结起来xx美帝国主义”和“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英勇斗争”。但是当我们各被领进备有起坐间、卧室和盥洗间的房间时，我们感到主人的好客而忘却了进门时的心情。
　　
　　我们在中国的{dy}个整天，是以早晨七时半在餐厅吃美国式早餐开始。这家旅馆和所有兴旺的国际旅馆一样，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除美国和俄国以外——的商人。没有中国客人。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占据了整个一座楼。这些客人来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希望促进中国和他们本国的贸易。
　　
　　广交会（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每年举行两次，每次一个月）和其他中国展览会一样，是为了令人感动，也是为了使人受教育。
　　
　　我们选择去农业馆、轻工业馆、服装和纺织馆以及鱼类馆。这是从展览会中选择的一小部分。要看全部展览得花很多天。在农业馆，有xxx在麦地里和农民谈笑风生的巨幅彩色照片。展出的有荞麦、大豆、其他豆类、燕麦、蓖麻子、玉米、小麦和大米等等样品。有一句xxx的口号：“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另外还有一句：“农业学大寨”。大寨的人们以特殊英勇的努力，部分成功地完成了在岩石山中开辟梯田的工作。显然，在农村，主要在公社居住的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在他们的勤奋劳动中首先强调的是谷物生产：南方生产大米，北方生产小麦。主要的农业出口是大米和肉类。
　　
　　在农业馆的柜台里，还陈列着植林、垦荒（特别在戈壁沙漠）、治理洪水规划中有贡献的先锋队的照片和文字介绍。这一切都指明了自力更生是基础，英勇的忘我劳动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美国早期的情况。
　　
　　轻工业馆也传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这里的口号是“学大庆”。大庆是工业榜样，相当于农业中的大寨。在一切工业中强调尽可能利用副产品。例如，一个化工厂的展览品表明了甘蔗不仅能生产糖，还能生产酒精、纸浆以及纸。此外，以前当作废物的纸浆渣，现已被利用来作耕畜饲料的酵母，而经过化学分解以后喷在谷物上可以增加产量。
　　
　　我们开始学习中国货币制度。最基本单位是元，即一百分。二元三角七分等于一美元（指美元贬值前——本刊注〕，但如按照购买力来说，没法相比：十八分（美元七分半）买一磅米，五分（美元二分）乘一次公共汽车，一百五十元（美元六十）买一辆自行车；房租每月三到五元（美元一元二角到一元六角），包括水电费。在观察中国的消费时，显然不仅要注意货币兑换率，也要注意不同的价格结构。
　　
　　如果广交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工业生产，那么必须指出：虽然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算不上工业化，但肯定也不是非工业化的，而更应当算作工业欠发达的。因为中国人显然具有发展工业的技术和能力，当他们决定去发展工业时，这些技术和能力将给他们带来很大好处。他们在生产石油和其他动力来源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学会了生产巨型发电机、压钻机、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各种交通用具、精密仪器、医药器械、电子装备、化学品以及半导体等。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传统工艺，如牙雕、玉雕、绘画、刺绣、漆器、木雕和景泰蓝。这些艺术品在展览会上都有展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个展览会中更令人感动的：没有一张广告，没有一点竞争的示意，没有商业气息；它提供的只是一个重要教训，即中国是稳定的，并能动员它的资源和人口去生产各种各样现代世界所有的商品。它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一个大的生产者以及一个和平交易的机会。没有一个外国旅行者不领会到这个信息。至于对我们为时{yt}的访问者来说，展览会和我们想象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则更为令人吃惊。
　　
　　当我们离开展览会厅时，一群人嚷嚷着冲下楼梯，这阵突然的喧闹声在这个近乎寂静的正式的交易会上压倒了一切。当我们向我们的向导表示惊讶时，他们笑着说，世界乒乓球劲旅们正在参观这个交易会，激动的乒乓球迷们追逐着他们，要这些英雄在自己的球拍上签字。至少，英雄崇拜在世界各地是一样的。由于我们对此表示很大的兴趣，其结果是当局立即安排了一次和他们的会见。这些健将迅速地、神秘地从人群中被带出来送到一个小小的休息地点。他们都和蔼地同意让我们分享他们的休息时间。我们穿过围屏，经介绍后立刻和男、女乒乓球运动员握手。
　　
　　我们在广交会的访问{zh1}以我们和陪同的官员一起吃茶点而告终。这是不可避免的程序。他们非常诚心地问我们对展览会的印象如何。他们说，他们将乐意听取我们的批评意见，以便日后改进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进入中国后的第三次被要求提意见了（我们在南宁机场和东风饭店遇到同样的请求）。我们开始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个机构都是这么做的。不管我们对这门行业是多么生疏，不管我们对这种操作的了解又多么草率，他们慎重地要求我们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起初，我们婉谢说，我们确是对此项业务不太了解，我们相信他们已在条件许可之下尽着{zd0}可能去做好工作了。不过，他们对这种说法总有些失望，似乎真正希望得到建设性的建议。后来，为了准备开讨论会，我们尽量注意寻求一、两个缺点。这样一来，我们的主人似乎就高兴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所产生的真正结果，但很显然，我们被看作有鉴赏能力的客人，他们期望我们在这点小礼仪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决定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到达那天下午的观光游览，对我们来说，是有些失望的，因而也使我们预见到在中国旅行将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向导领我们乘坐一辆黑色闪亮的、俄国制造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把我们开到了一个安静的、几乎是孤独的公园——“广州公社陵墓”。它是纪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起义，当时四千名革命者遭到屠杀。
　　
　　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带我们到那儿去，因为这个公园真的在风景和纪念建筑方面都是引人入胜的。
　　
　　这个公园保护得十分美好，部分出于学生的劳动。整个一个班每星期参加半天劳动——种树、修剪、除草、筑路和修小道以及其他改进公园的工作。我们遇到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用耙子、铁锨等等正在清扫垃圾。他们似乎干得很欢，我们走近时，他们朝着我们微笑和招手。
　　
　　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的请求下，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回到广州市的热闹区。我们逗留在珠江岸旁，这里江面宽约五百米，岸上商业街道和人行道成行，显然是广州居民喜爱的集合场所。过去这里杂乱无章地挤满了大平底船和舢板，居住着无家可归的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为自豪的是她已经给这些人安排了{yj}性的住宅，他们并指给我们看了一些清洁的公寓楼房作为这些人现在居处的例子。横跨珠江的是一架漂亮的新桥。这条江似乎很干净、整齐、没有污染，来往的舢板和驳船仅用于商业上的运输。
　　
　　我们在广州剩余的短暂逗留时间继续使我们预见到，作为新中国的旅行者，我们可以期望些什么。例如，{zh1}{yt}早上，在我们去中山大学以前，他们通知我们把行李放在旅馆的过道里。我们突然觉察到在中国，负责管理私人财物的人得到公众的信任，没有失窃现象，肯定地说，外国人从未遭到过偷窃。做到这点并不需要给小费或有特殊安排。当我们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时，也从未受到任何危险的警告。由于对革命前的中国的报道经常着重指出，偷窃和暗杀遍及大多数城市，因此我们十分诧异：这个国家怎么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二十几年内会如此有效地遵守法律和秩序。 　　
　　我们再一次和刘、潘两位来到广州机场，准备乘飞机去北京。虽然在广州看起来天气还好，但据说将在中途遇到风暴。我们起飞了，但就在一小时之内即将完成从广州到北京的一千四百二十八英里的航程时，驾驶员宣布，由于强烈的风暴，我们将在河南省会郑州降落。刘和潘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安排。中国航空方面负责人{jd1}禁止在风暴中飞行。
　　
　　我们在郑州机场呆了约两个小时，等待天气开晴。这时我们在郊外到处看看。突然上空飞来一群{dy}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旧式双翼机，在机场数千英尺上空投下了朵朵彩云似的降落伞群。至少有二十几架飞机，我们想这一定是一次军事训练。跳伞员下来了，乘上卡车开到机场大楼。我们发现他们之中还有几位青年妇女，试想我们是多么惊奇！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工厂工人和公社社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的伞兵训练，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规划中的一部分。
　　
　　{zh1}有消息说天气很坏，我们的飞机在此停留过夜。潘和刘决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乘当夜十时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达北京。在这中间，我们可以在当地宾馆休息，那里是中国来往旅客常到之处。这是一次很有兴趣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们可以评价没有预先为我们安排好的住宿，并看到一般中、小城市的情况。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家旅馆都是令人满意的。它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旅馆小，但如果说它有比较漂亮和现代化的地方，那就是它建立在林荫大道旁的花园似的环境中，附近是精耕细作的稻田。我们在房间里洗了澡并休息了一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就启程到火车站。
　　
　　火车本身令人惊叹不已，值得美国铁道仿效。它不仅准时开车，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软席卧铺房间舒适而又清洁xx，服务员十分文雅和彬彬有礼，饭菜和我们在高级餐馆中吃的一样可口。我们房间的隔壁有一间干净的盥洗室。{wy}可以改进的是厕所的蹲坑，我们西方人的大个儿得倍加小心。
　　
　　到了北京站，另一个大的欢迎代表团在等候我们。我们的行李象魔术一样地出现了。我们乘上闪亮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快速驶向新侨饭店。我们舒适地安居下来，渡过我们在中国的头半个月剩下的数日。
　　
　　这时我们对中国的印象确实是混乱的。中国人确是能够并善于做有效而殷勤的接待工作。我们住的饭店房间、吃的食物和得到的招待不仅都是有礼貌的、恰当的，甚至是过分xx的。我们可以到中国各种机构进行访问，有关它们的情况将源源不绝地送给我们；我们到各地的往来交通都将会很迅速地安排好；他们将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尽可能的舒适，尽管为我们安排这一切方便往往是困难的。这些细致的计划同时也意味着：由于我们乘坐喇叭声不停的快速轿车而造成的隔阂，由于居住在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宾馆而感到的孤独，以及意味着经常有大批革委会人员陪同，甚至膳食总是西餐，除非我们特别要求吃中国饭。这一切安排，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好客，还是我们的主人想阻止我们和人民有更多的接触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天的例行公事总一成不变。同样使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中国城市里的人享受到我们这样的xx生活。除此以外，我们还未见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不管怎样，我们旋风似的旅行在继续着——继续使我们全神贯注其中，尽管我们持有疑虑。它包含游览很多北京的历史古迹和观赏文化宝物，也包括值得记忆的与xxx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谈话。

农村的革命

　　约占近八亿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主要是在六万个公社里。公社普遍成功地实行了全国性的、指导它们活动的经济计划，使中国从一个长期缺粮、经常有饥荒的国土转变为在很少或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能供养她的全体人民的国家。中国不再因旱灾而引起恐惧及普遍饥荒，不再因水灾的破坏而产生饥饿和疾病。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不一样：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创办了甚至五十年以后，仍然很少能达到计划中的农业生产力，中国公社却立即兴旺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郊区的马陆人民公社所作的简短的访问，给我提供了部分回答，它说明了这些事业的一般背景和组织情况。一九七二年，我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人民公社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访问，使我对下放的决定权、个人奖励制度以及促进这些xx公社进步的崇高道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访问马陆公社时，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的规模。这个公社耕种了约六千英亩土地——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土地种大米和棉花，其余大部分种大麦和油菜（茎、叶可作饲料，种子可榨食油）。在这个广阔的长江平原一带，气候和土壤条件都良好，一年能生长两季或三季作物。这个公社有一万六千六百多劳动力，他们来自二万七千五百人口——六千余户。根据生活和工作情况，划分成为十四个小单位，即大队；每个大队再划分成十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有五十户人家或二百人，包括大约一百二十个壮劳力。
　　
　　对这个拥有二万七千五百人口的单位实施有效的管理，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在一个不发达的农村公社实现这一点，是具有内在的困难的。这提醒了我的另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干的？”。我的主人热心地叙述了他们的办法。在马陆，如同在其他公社（以及所有工厂、市行政当局、教育和其他机构）一样，一切组织性的职责都在革命委员会的手中。
　　
　　公社计划根据地区总计划，地区总计划又是根据整个国家农业需要而制订的规划。公社的{zg}权力当局——公社革命委员会，根据地区计划，决定全面的生产计划和生产指标；然后给各大队分配定额。大队革命委员会把这些定额分配给他们管辖的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作为这个结构的基本单位，按照一个明确规定的任务去工作。
　　
　　怎样去完成这个目标——在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种多少亩（一亩等于六分之一英亩），在种植、灌溉、栽培以及收获方面的个人职责是什么，怎样计划轮作？一切办法和措施都是由生产队自己决定的。他们必须精明而有远见地作出决定；每个社员必须积极执行他们的决议。社员的收入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质量以及总产量而定。
　　
　　从继续革命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时期，在政治上，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是从资产阶级领导变成工人阶级领导；在经济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为了执行这一方针，公社平日采用工分制：根据生产队的分配额，订出一个标准工作日的收入，以此来计算报酬。
　　
　　在生产队内，每个劳动者根据劳动态度、技术以及劳动强度来评定工分。在社员大会上，把典型的个人或小组列为标准，其他的人依此来评定工分。这种评议会在空余时举行，根据生产队自己的计划，一月或半年举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