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木工厂修锯，是爸爸妈妈和毕叔商量以后，为我寻找的一门吃一辈子饭的技术。 原来邻居的毕叔成为我的师傅，学成以后我发现不喜欢这个技术，一心想到早点脱离修锯的工作。学徒期间我的工资是每个月22元，半个月开一次，每次我都把工资如数交给母亲，自己一分钱也不留。
我修锯的技术好，特点是带锯快，拉的木材直，锯条受用。也不用师傅操心，他可以到处溜溜达达。
爸爸看见我干的活以后，也不满意锉锯的工作，觉得那活没有什么技术，还很脏。回家和妈妈商量让我去钟刻社跟老舅老爷学刻字，刻名戳和公章。妈妈说，你要是去了钟刻社，咱家可就不能烧刨花子了。爸爸让我重新拿起毛笔练习柳公权的正楷。为这件事我们还写信给在xx的大哥，征求意见。舅老爷和钟刻社领导联系好了，让我开调转信去上班。我几次悄悄的站在钟刻社的窗口向里看，几个刻戳的老师傅文雅，干净，宁静，真想和他们工作在一起。
当我把要去钟刻社刻字的想法告诉毕师傅以后，他很不高兴，他找了工厂的一把手，阻拦我离开木工厂，厂党支部书记刘庆阁把棉帽子往办公桌上一摔，气愤的说，不能给他开信，不能让他走。我只得大锯车间继续修锯，干着不喜欢的工作。
后来木工厂政工组长王洪升把我要到了政工组，写写画画。开始了“干部”的生涯。
35年以前那些鲜活的面容早已离去，我的舅老爷，毕师傅，刘书记，相继离开人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郭家店变压器厂工作，我到工程队见到父亲，想回到梨树工作。父亲说：你改行和我学习水暖设计安装吧。我也不喜欢水暖的行业，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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