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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研究述评
  • 时间:2009-12-28 21:18 来源:Ditan360.com 作者:王仕军
  

       [摘要]本文从什么是低碳经济、我国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条件如何、怎样发展低碳经济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学术界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进行了简要述评。

在气候问题备受xx的国际大背景下,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而努力,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有的国家甚至提出要发展“零碳经济”。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如何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发展低碳经济,事关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关系我国的长治久安,影响重大而深远。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国内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笔者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简要述评如下,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
金乐琴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理解低碳经济需要把握其三个重要特性:(1)综合性。低碳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综合性问题。(2)战略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长远的。低碳经济要求进行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进行一次全新变革,是人类调整自身活动、适应地球生态系统的长期的战略性选择,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3)全球性。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整体,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全球性,涉及人类共同的未来,超越主权国家的范围,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低碳发展需要全球合作。[5]
潘家华强调要正确理解低碳经济有几种误解需要澄清:{dy}种误解,认为低碳经济是贫困的经济,咱们不能搞。发展低碳经济并不是要走向贫困,而是要在保护环境气候的前提下走向富裕。第二种误解,认为一旦搞低碳经济,那么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工业就不能发展了。低碳经济{jd1}不应该排斥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和产品,而应该想办法尽量提高碳效率。第三种误解,认为一旦搞低碳经济,我们就不能开车、住大房子、享受空调了。其实并非如此。在低碳经济状态下,交通便利、房屋舒适宽敞是可以得到保证的。第四种误解,搞低碳经济要用先进技术、低碳能源,成本太高,我们做不了。这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不对。从长远战略上来看,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今后的竞争不是传统的劳动力竞争,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竞争,而是碳生产率的竞争。如果我们为减少成本,图当前一点蝇头小利,将来我们的产品、产业甚至整个经济就可能没有竞争力,从而被排斥出世界经济的主流。第五种误解,认为低碳经济是好东西,但太遥远,我们现在还没到发展低碳经济的水平,以后到了那个水平再说。这种认识是xx错误的,因为低碳经济是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任何节能的、防治污染的、环境友善的行为,都是对低碳经济的贡献。[6]
黄栋等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至少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未来20—50年间,中国必须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寻求平衡。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不论从产业盈利潜力还是创造的就业机会来看,低碳产业都是未来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这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直接动因。[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认为,我国应尽快提出发展低碳经济问题,相关指标可以作为“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引导型指标。理由有三:一是我国要用先进理念引导发展而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二是自“九五”我国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以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部分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统计、考核指标,特别是缺乏对执行情况的监督;三是从国情出发,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其紧迫性和重要性。[8]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看来,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高碳模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dy},中国目前正处在重工业化阶段,支撑重工业的是能源。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不断大幅涨价,我们获取的代价越来越高,依存度越来越高,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差,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第二,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情况下,“碳排放”正在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打压和限制中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第三,从国际来讲,“碳排放”将成为今后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过去大家争夺的是土地、石油、煤炭、矿产等,将来就会争夺碳排放权。而现在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低端,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较大比例。我国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二氧化碳排放占总量的五分之一,这将挤占本土战略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第四,从社会角度看,高碳排放和其他伴生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据多项社会调查显示,环境污染已经和腐败、贫富差距扩大一起,跃升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前几位因素。“碳排放”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10]
王毅指出,作为{zd0}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从长远看,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发展低碳经济的机会,使一些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取得竞争优势,甚至扮演{lx1}者的角色,并尽早到达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拐点,但另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发展道路需要相当的额外成本和大规模采用低碳能源和技术,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近中期看,作为率先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和要素组合优势,较快实现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的历史机会。在常规情况下,未来20年全球化石能源供应相对充足,而目前相对较低的能源价格也许是廉价石油时代结束前中国加速工业化的{zh1}时机。但就自身条件来看,中国受到发展阶段的制约,实现低碳转型面临快速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分工的低端定位、巨大的就业压力、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11]
金乐琴等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对能源的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二是发展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三是资源禀赋。中国“富煤贫油少气” 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四是贸易结构。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国家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lx1}地位,而中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由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处于高能耗阶段,加上节能技术水平较低,能源管理漏洞较多,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明显偏低。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三是减排的成本低。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成本比较低。从国际上看,框架公约规定每吨成本超过30美元,中国的成本大体在15美元。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此外,中欧之间签署的《中欧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美国发起的《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多边及双边合作都把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合作作为基石。[5]
庄贵阳认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着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人口基数庞大,减少贫困、发展经济、满足就业、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仍然是中国面临的{zd0}任务。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人口、人均收入、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从人口因素看,虽然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总和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毕竟有13亿的人口基数;从能源结构因素来看,虽然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和CDM项目实施,可再生能源开发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中国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人均收入因素来看,中国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决心和努力不会动摇,这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中国不会以降低人均收入或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12]
姜克隽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成本优势。这首先是因为大量的减排技术在中国应用时,其成本低于发达国家。再者,中国经济具有后发优势,与老的传统工业国家相比,在扩张过程中,建立新企业新设备的成本要比改造更新旧企业旧设备的成本低。与日本、美国、欧盟相比,中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来发展低碳经济。从燃料角度来说,在中国采用超临界机组的成本可能会比普通的火力发电更低一些。虽然超临界机组初步投资非常高,但是因为中国现在资金充裕,所以发展低碳技术的投资问题不是很大。[13]
郭万达等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要做到:一是将低碳经济纳入国家战略,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二是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有关低碳经济的国际谈判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三是确立“城市化和低碳化”并行发展的战略,增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四是培育低碳城市,建立区域性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五是实施向低碳经济投资的激励政策。[14]
潘家华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不能盲目寄希望于调整产业、能源结构,因为两者都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空间十分有限,重点在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提高能源效率,二是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三是引导消费者行为。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如碳捕获与埋存技术,虽然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还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一一因为它耗能特别高,但作为一种技术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研发,使这种技术将来具有商业可行性,这是战略投资。而且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在有些领域是商业可行、能够产生收益的,例如用它来提高石油采收率。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三次采油时,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加以液化,注入到地底下把油驱赶出来。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贸易来发展低碳经济。[6]
任卫峰认为,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大力推动环境金融建设十分必要,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构建相应的激励性机制,推动环境金融理念的建立及相关培训。政府在制定一系列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标准时,应考虑金融方面的因素,且不能局限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内思考问题。应鼓励银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提高自身的环境责任意识、增强捕捉低碳经济下的商业机会的积极性;推动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金融产品逐步兴起和蓬勃发展。[16]
当前,中国正处于把握经济增长机遇和进行低碳转型的两难选择之中。我们必须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和趋势,同时还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寻找一条协调长期与短期利益、权衡各类政策目标、谋求双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们需要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武断,在出台政策过程中要多一些审慎,少一些莽撞,唯有如此,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才会真正迈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才会多一些平坦,少一些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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