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的丰碑
[转贴 2010-02-11 00:29:15]
那是一个在纽约、华盛顿街头，摩天大楼廊柱下、老建筑骑楼转角亦或在一家大型超市、不伦不类的中国餐馆里随时会撞见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将军、赫赫有名的大儒、动见观瞻的官吏的年代。是何其幸或是何其不幸，这些民国政要去国离乡颠沛流亡至此，开创了近代中国文史上的黄金岁月。现在，在唐德刚走了之后，那个早已经远离的年代，显得更加飘渺。
继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字之后，我们又丧失了一位历史学者。以《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历史》闻名两岸的唐德刚，让许多人{dy}次听闻“口述历史”这个新鲜词。他以口述历史起家，但是更让读者欣赏的，却是唐德刚的史论，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例，已出版唐德刚作品集共六册,其中影响{zd0}的是《袁氏当国》，印数已超过五万册,比成名作卖了三万套的《李宗仁回忆录》成绩更好。唐德刚不是中国{dy}个口述作品的作者，唐德刚只是把口述历史推到一般读者眼前的一个人，他让一般读者知道天底下还有这么个学问，知道口述史的作者都不是等闲之辈，他对口述史的知名度贡献甚巨甚至后来几乎与口述历史划上了等号。“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史研究，算是现代口述史的一个开端，跟录音机的发明和普遍也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就算是xx笔录也没问题。工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观念。”国内做口述历史的丁冬说。
在中国，运用口述方法着书的，首推作《论语》的那批孔夫子学生，孔子“述而不作”不止弄出了《论语》，他的弟子以此方法埋头抄录的还有《礼记．檀弓》。秦始皇时代焚书坑儒，以至于汉代初年没有书可以读，此时就要各家靠口传笔录，于是出现大量的今文家。从古至今，口述治史的运用不乏其人，连太史公编《史记》，有许篇章也是靠口述完成，否则上至轩辕商周下至秦王荆轲的故事，他哪能全都靠查史料而做出那七十多个人物列传。
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的李宗仁活灵活现写得精彩逼真，是因为他与当事人建立了对话的空间，他的性格磁场刚好能配合李宗仁，于是相处的很好：李宗仁当时“状态”也合适：与白崇禧比起来，白将军到台湾度过余生，捞个对党国“有始有终”的交代，反看李宗仁无论和蒋介石矛盾多深，在危亡时分径自卸责逃到美国当寓公，把一切抛到脑后，想必是里外不是人，在美国的日子又穷极无聊、心中份外苦闷，此时唐德刚的出现等于给李代总统找到倾吐苦水的对象。于是唐德刚这个时代的宠儿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能作出这样一部精彩的史学作品。平心而论，即使今天同样的机会降临在其他人身上也未必能有同样的成果，如台湾中研院的《白崇禧传》，口述了一百多次，也没能让白崇禧的心口如一。毕竟口述历史是一个充满变数，因人而异，非常讲求互动性的治史方式：一个严肃、周延，拥有良好历史哲学修养，但像判官审问犯人的历史学家未必能取得李公的充份信任，让他和盘托出心中的想法──这正是口述历史最难得的部份。
唐在抗战时刚好服务于第五战区的xx，和这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着一份其他治史者没有的曾经与传主并肩作战的“革命感情”。口述历史撰录者如果刚好与传主有相同的出身，是“圈内人”，往往可以让传主畅所欲言。唐德刚和胡适也有师徒之情，作口述工作时刚好两人都处于沦落天涯的境地，所以胡适口述历史也能做的很精彩。但唐和其他民国人物顾维钧、张学良等人的交往和交手，就没有这份幸运了。然而幸运xx已经使得他在今天逝去之后，自己倒成了治史上的xx。
唐德刚不是一个拿着文件、日记、公文、信笺等等资料默默拼凑历史的人，这只是他工作方法的一部份，他做的最精彩的工作，是寻找到历史人物本人，去采集当事人的亲闻亲历的{dy}手资料。而今天有这份幸运的还真为数不多，《我的前半生》的真正作者李文达几乎和唐德刚在同一时间撞上了帮“帝王将相”做史的机会，那时的清废帝溥仪刚结束了十年牢狱之灾对于“党”派来的人岂能不全力配合，于是我们又有了一部精彩的口述历史，只不过在这部作品当中作者隐藏在口述者之后，xx看不见影子，而唐德刚不论在《李宗仁回忆录》还是《胡适口述历史》作品中，皆不时跳了出来，以撰录者的语气写了一些口述手记。在唐德刚的其他历史随笔作品中，唐还会大发议论，以论入史，他这样频频介入历史的结果是让一些学者不以为然。当然也有支持的一派，如书评家止庵就说：“咱们的口述自传太像口述者自己写的东西了，你看唐德刚的书，他是胡适的晚辈，你看他对胡适的了解和理解，使他的提问成为一种思想上的交锋，形成一种切磋，使史实更加严密。”
在历史中，历史人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德刚的幸运是，他能打入圈子，能够接触到这些核心人物，说服他们说他们的故事，看着他们的眼睛，套他们心中的秘密，去挑战当事人的讳莫如深或者避重就轻，观察他们的态度和情绪，并且将那些明显不符事实的情节删去，秉春秋之笔，明善恶之辨。这不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但却是{dy}次被创造出口述历史的新词，并堂而皇之的被用在史学研究的新探索。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大多数人喜爱历史，把历史当成读物展卷不释，可能没有这么崇高的动机，大家热爱历史，可能不是因为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故事”的“故事”两字，历史中的故事太吸引人，往往比小说情节更折曲离奇，更惊心动魄，更浩瀚深远，充满智慧，然而不是所有的历史都被写成故事，大部份的历史是破碎、支离、散轶、不成组织、没有提炼的，就算职业的历史学家去做这些工作，他们之间也仅有少许人能把历史写成很好看的故事。
把历史写得好看的历史学者其实不乏其人，如把中国历史写得好看的历史学家《追寻现代中国》的汉学家史景迁，《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的卜正民，《读蒋介石日记》的作者黄仁宇，还要算上《我的前半生》的李文达，只不过《我的前半生》是以溥仪自己语气撰写，前言后语都没交待其实作者另有其人。这四位历史写作者{zd0}的特色是，建立了历史专业工作者与大众读者之间的一座亲近的桥梁，把历史写作变成一个大众的、能同时起到文娱效果、核心人物充满血肉、情味十足，而不是放在档案室的文史尸骸。黄仁宇《读蒋介石日记》是以分析人物日记与作者的亲历亲闻交叉而作，黄仁宇没有那份幸运可以和蒋介石坐下来谈个几年，做一次口述历史，否则这将比读日记更为生动。
提到历史写作的大胆突破，英裔美国学者史景迁要更胜于唐德刚，史景迁根据{dy}手历史资料，用他自己的历史知识还原历史人物和事件，{zh1}甚至以{dy}人称的叙述方式写成《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将之变成类似自传小说的故事。在过去几千年来，历史大都以全知人称的手法，写的是大人物、大事件、而且都是以文本分析的手法去判断当时大人物大事件发生的缘由。近三十年来，史学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治史的方法开始尝试以{dy}人称的方法写小人物、小事件，以小人物小事件来窥探大事件大人物。史景迁的创新在于他用大人物的小事件，来看大人物。他把一个过去的世界，生动呈现在现代读者面前，将历史与现代的界线模糊掉，让人仿佛置身过去。而唐德刚则是不时跳到读者眼前，希望读者不要忘记如今身处在哪里，不要把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并且告诉你他的看法。
这让我们想起一个人：高阳，高阳是小说家，却曾以“野翰林”自道，写得是正经八百的历史故事，高阳以小说家的身份用“史家之技”去创作历史故事，但与其他历史小说家不同的是，高阳有严重的考据癖，他的历史小说基本上是按照历史演绎而来，但小说就是小说，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内容上更多的是作者的创造和想象，“戏说”的成份多。然而很明显的是，历史与小说这两个领域相互渗透，相互吸取养份。小说家借历史资料去 “戏说历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历史学家用小说之技去写历史，就是大胆了。
人的躯体是会消亡的，但人的精神不会，人的精神遗留下来的有形物质成了文物，唐德刚跟这些人接触，摸索这些人的精神面貌和跟这些人一道寻找记忆幽微的角落，又帮这些人把这些经历形成可以留传的文字。这些人早已作古多年，现在轮到写史的人也作了古。传统文史浩浩巨册，唐德刚接触的却是创造历史的灵魂，活生生的帝王将相、政务官僚、或学者大儒，这一绝代风华，在他逝去后未必能再现。
历史追求的是史实的还原，“xx”是小说分类，追求的是好读好看，原本两者不是一个东西，唐德刚在西方史学训练之下，却能让历史人物变为xx人物，让历史的可读性不亚于xx的效果，使得他自己也成了一个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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