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奇才王安石：另类的出类拔萃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盖棺论定”，但事实上历史中好多人都不易作定论，有时政府定论了，老百姓却不认账；有时老百姓给树起形象来了，专家们又不干了。王安石便是至今未定论的历史名人之一。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被封荆国公，谥“文”，世人皆称其为“王荆公”、“王文公”；又因其家乡在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而被称“临川先生”。 王安石的出身也应该归于干部子弟之列，其老爸王益乃真宗时代的进士，历任县主簿、县令、知州等职，死葬江宁（今南京）。

自北宋以来，对王安石褒之者少、毁之者多，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就被不断地全方位演绎，以至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戏剧舞台上类似曹操的白脸奸臣。一直到了现代，棺木中的王安石才算稍得以出头翻身，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通篇为之翻案，尽扫几百年来对王安石的指责，其缺点也开始闪光——这是国人通病，历史人物要么被誉为“高大全”，要么被指责得尸臭不绝、阴魂不散。

其实对一个已经闭眼入土的人来说，你搽粉也好，毁容也罢，都没多大干系，史实不会因为后人怎么胡说而改变。文人笔下的先人无非是他自己心中的形象，后世政权树立的死人形象更是把古人加工成了服务员，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已。

评价一个人大概无非三条:道德人品、能耐学识、政治建树。至于性格习惯、处事方式等，只不过是末节。

在道德人品上，王安石可谓处于两个极端。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王安石都扯不上干系，就是宋代士子们视为寻常事的纳妾风气王安石也从不感兴趣，居官一生从无明暗二奶。他看不起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先驱与同僚的施政能力。对于政治信仰，老王的做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掌权之后竟然发展到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的论点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之一，大家应该熟悉他的名言:“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政治道德也是如此:21岁考中进士时，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坚决谢绝朝廷把他召入中央重用的任命，可见他不是什么官迷。但老王的刚愎自用方面也确实冠绝当时，天下之大，王安石大概只相信自己，并且在政见上排除异己——顺我者，小人也昌；不从者，君子也亡。古时候朝廷设置的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

其能耐学识方面，同代及后人从无异议，王安石自己也颇为自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据说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就会毫不客气地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被噎之人无话可说，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览群书。

在诗词造诣上，王安石以博观多取、擅长工巧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与苏东坡、黄庭坚鼎足而三，达到了宋诗艺术发展的顶峰。连神宗皇帝都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dy}家”，他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承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在政治建树上不必繁述，不管他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碰得如何头破血流，那种不择手段的坚定执著实在令人无语佩服，最起码王安石没有明哲保身做领导的传声筒，不担心触动什么权贵。此外，王安石也没有睁只眼闭只眼地姑息养奸，更没有声称贪腐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假如没有了这种敢作敢为的另类，无尽的黑暗怎会看到哪怕一线光明？敢为人先，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思想人品到政治抱负都异乎寻常的怪人，却遭到了主张革新的苏洵的嗤之以鼻。而实际上二人接触得并不多，老苏步入北宋官场时王安石并未得势。王安石在嘉祐四年（1059年）被召用为朝廷的三司度支判官，且所上“万言书”仁宗皇帝也就是看了看，然后放在了一边，六年后被迁知制诰，不到两年便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

粗看老苏的骂话《辩奸论》，竟像是因为王安石不注意个人仪表及卫生而开火的:“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老苏倒不是凭空捏造，王安石不修边幅等恶习是众所周知的。据说王安石从来不换长袍，有次朋友们趁他洗澡偷偷换了他的衣服，他竟然没有发觉身上的长袍被更新了。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专门买了个侍妾进献给丈夫，晚上侍妾前来侍寝，老王惊问:“怎么回事？”得知该妇人因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她丈夫把她卖掉好凑足赔款后，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连老婆买人的钱也没让妇人的丈夫退还。可见老王比大多数官员多一手:能顶得住封建统治阶级糖衣炮弹的轰击。但这种生活上的不近人情，却被苏洵视作大奸之xx虚伪:“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有后人说:不幸被老苏言中！

但生活上过于另类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老王就因此吃了暗亏。王安石不仅衣着不讲究，吃饭更是马虎得让人难以置信。有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介甫是否{za}吃鹿肉丝？”

王夫人大感意外:“不会呀，他这人向来不讲究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朋友解释:“他在吃饭时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

王夫人有些明白了:“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摆在他正前面。”

王夫人恍然大悟，说:“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第二天朋友依王夫人言就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在远处。结果发现王安石仍是吃靠近的那盘菜，竟然没注意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据说此趣事被仁宗皇帝听说了，于是就决定在宫中搞一次现场测验。测验那天，皇帝让大家钓鱼娱乐，并把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了王安石面前的金盘子里。王安石大概不是垂钓迷，没等大家的垂钓战果摆上桌自己便开吃了，而且居然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全吞入肚内。

谁知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在心不在焉之下也许误食一粒鱼饵，但哪会有人把那些鱼饵全部吃完的？”由此竟造成仁宗皇帝再也不喜欢王安石了，这就叫“自食其果”？

宋时人们一般把宰相尊称为“相公”，宋代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中有篇故事叫《拗相公》，说的就是王安石。一个“拗”字，的确以最简洁的汉字概括了王安石的性格，甚至一生。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回到京师，王安石其时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两个天才虽地位悬殊，却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碰撞。

苏东坡与王安石初相较。苏东坡与王安石，在诗词上的文风极像盛唐时的李白与杜甫，一个大刀阔斧，飘逸灵动；一个精工韵律，雅丽奇绝。唐时的李杜以“仙”、“圣”并称，其实把“仙”、“圣”二字套用在苏、王头上亦无不可。

文学方面，大家对东坡的词、王安石的小诗较为熟悉，小学课本里就有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绝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王安石数易其稿，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先后用了“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字，{zh1}才选定这个“绿”字，诗人精工不苟、刻意出新可见一斑。王安石选字的故事，影响之广久，远超小诗本身。实际上王安石的另一首绝句影响更大，国人几乎无人不晓！这就是《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苏东坡开始卷入朝廷圣旨漩涡，是否像他故去的老父一般，是对准锐意“把新桃换旧符”的王安石本人来的？其实不是那样，苏东坡上书反对新法，是标准的对事不对人。公正地说，苏东坡就是想对王横眉，当时也没有那个资格。两人那时还不属同一重量级，苏东坡在各个方面还没资格与王安石一较长短。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比苏东坡大了16岁，16年的代沟决定了双方在政治拳坛上的地位差异。在苏东坡苦读寒窗追求朝廷施舍的一官半职时，王安石却不屑朝廷的数次召用提拔；苏东坡初露锋芒时，王安石文采已经名满天下；宰相韩琦有资格历练后辈苏轼，王安石却在私人日记中轻视地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的参知政事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被罢相，也正是这年，苏东坡兄弟{yj}地离开了故乡眉山（今四川眉州）。也就是说，此时苏氏兄弟再干什么活路，需要看王安石的心情了。

苏家兄弟回到京师之时，正值王安石就职朝廷参知政事，并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时年新皇帝神宗年方20，年轻气傲，自然想有一番作为，中兴国力日弱的大宋王朝。对于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年轻皇帝早就心仪，而且已经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而对才名远播的苏东坡，新皇帝虽然也不陌生，但此时皇帝选才的标准是“政治{dy}”，所以，就看刚入京的苏氏兄弟政治态度如何了，是左派，还是右派？苏氏兄弟欲避开朝廷已经刮起来的政治风暴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对正在实施的新法进行表态，这里没有“逍遥派”的位置，或左或右必选其一。苏东坡官瘾若重，极为简单:支持新政就是了。而且此时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才气也是颇为欣赏的。王安石自负宰相之才，又兼宰相之量，既然不屑理睬苏洵的痛骂，又怎会对苏洵的儿子们心怀其他？

刚回京的苏东坡被委任为殿中丞，还是在国史馆上班，论说与国务院总理级别的王安石发生不了矛盾。其时的宰相富弼也就是在替王安石顶名过渡，朝中的一切权力都在宰相副手王安石手里，只要苏氏兄弟安分守己，做个稳当小官还是有可能的。假如苏东坡如此，那他也就不是苏东坡了。仅过了不足两年的安稳日子，苏东坡直接上书皇帝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变法！就这样，苏王之间关系恶化的xx包，便由地位不起眼的苏东坡主动点燃了导火索。

变法之初乱子多。王安石能得以执政其实也是不易的。对于留在京师做官，他一直谢绝任命达25年之久。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越不愿高升，声誉反而就会越高。到了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除了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不贪高位的声誉也同时名震京师。王安石位居太守之政绩也是有口皆碑，堪称能吏，同时他在其辖区内也深得百姓爱戴。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后，所上建议改革的“万言书”不被仁宗重视，因而萌生退意，恰母亲去世，他便借机辞官守丧。但是在守丧期满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京为官，而宁愿留在江宁。若说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还不如说他不愿甘居人下。这就像一些从不愿打杂当副手的强人一样，不管身居何处，哪怕在偏远的小县做个县令，也算独辖山头，这就是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吧。

嘉祐五年，王安石初来京师时，时人无不视之为奇才，而且他既有创见、独见，也善于言谈。朝中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等，对他颇有好评，欧阳修也对他抱有好感。不过认为他将会成为大害的人也并不乏见。例如王安石的老友张方平，以及张方平的好友苏洵。估计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与张方平也不无关系，以至于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还写了那篇xx骂文《辩奸论》。

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后，王安石大概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英宗接班，因而更加不愿在京师为官。直到神宗明确表示出对他欣赏时，王安石才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经过对王安石的一次密谈考察，神宗皇帝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至于预料之中的反对，神宗皇帝早有心理准备: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

依照王安石的建议，熙宁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苏东坡弟弟苏辙被安排在此司校对文稿；七月开始施行市易法；九月施行青苗法。谁知仅仅数月，朝中大臣对王安石便由期待转而开始产生了怀疑，进而由怀疑变成了反对，伴随着反对呼声的还有内心的恐惧。这除了新法施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混乱之外，主要还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实施，排除反对者的干扰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颁布的法律总需要有人去执行，这时的王安石选择官员之标准也就简单了:首先要政治过关——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过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号响亮的人多数心里肮脏，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配谈什么道德人品？

王安石就职不久，便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xx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装聋作哑反倒才是优秀干部，才能跟上面保持一致。左右御史台被清洗了14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有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入到了执政队伍之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改革的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得乌烟瘴气？

很快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乃至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xx这些反对的旧臣。反对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王安石成功地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与那批胆敢反对皇帝的奸佞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lx}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时常左右游移，但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和赐予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王安石:“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得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时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形势便发生了大变，皇帝彻底站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翻了船。

熙宁三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并指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哪里还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因为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造大批官衙。其结果还不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也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地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做了个小推官。而苏东坡恰在这左派明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皇帝竟然支持苏东坡。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青苗法在熙宁二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xxx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在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实际情况是:急需xx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xxx。而上级是把完成xx数额作为考核官员的政绩的，下级官员自然也就把指标层层落实，于是强迫xx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初掌朝政的王安石无疑像多数上级领导一样，乐意听喜报不爱听忧报。他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这时作假的官员成了能吏，报告实际情况的倒成了办事不力。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此时的苏东坡只有32岁，其任职也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苏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份奏折皆洋洋洒洒，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即是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他官职虽小，可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你这是在想叫哪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明显可见。

苏东坡上书反对新法之时，正是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之刻，对这种刻意顶风“作案”的叛逆，在政府中权位似乎凛不可犯的王安石，能容忍这公然“邪说”吗？不可思议的是，宰相并未理睬苏东坡的越级上书，连行文反驳也懒得去做，甚至默许苏东坡得到皇帝的亲自召见。可见王安石对待苏东坡是有别于他人的，大概这就是惜才的心理使然吧，也兴许王安石自恃东坡不足以动摇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王安石在政治、军事，主要是经济等方面的变法，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这还不算，一项新法又颁布了，这次是教育改革——“太学三舍法”。内容主要是兴办官学，改革科举制度，尤其是考试内容，新法废除了进士们主要的业务——诗词，代之的学问则是时事策论。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说不是文学的悲哀！

凤凰资讯2008年09月04日百家讲坛子 子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