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笔墨得进贤

相传，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有学生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名。在这七十二贤者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特殊，孔子谈到他，曾懊悔地说：“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个让孔子内疚的学生叫做澹台灭明。因为长相丑陋，遭到孔子的嫌弃。受到冷遇的澹台灭明愈加发奋求学，终以出众的才华和品德赢得了众人的尊重。澹台灭明晚年在江西境内开办学校，传授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因而贤名远播。而澹台灭明曾经结庐讲学的这片山水，也因此得名“进贤”，是“进士纳贤”的意思。

进贤县位于江西省中部、鄱阳湖南岸，抚河和信江下游，为南昌市辖县，这里山峦起伏，湖泊星罗密布，全县境内，山地水和耕地面积约各占总面积的30%，因此人们常说进贤是“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农业生产条件的优越，为进贤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东晋时期，皇室南迁，江南地区得到开发。进贤便在这个时候一跃成为鱼米盈仓、富庶安康的地方。而当年澹台灭明所播撒的儒家文化，也在当地温暖湿润的气候中，迅速生根发芽。生活上的相对富裕安逸，使得这里弥漫着浓郁的好学之风。世世代代的进贤人把成为一名贤者，当作自己一生的追求。

1005年的某{yt}，一个十四岁的进贤孩子，因为七岁能文，被破格推荐参加全国{zg}等级的科举考试———殿试。较量在千余名文化精英之间展开，压力大到了连成年人都难以负荷的程度。而这位进贤少年却神态自然，文章一蹴而就。少年的才华轻易地便征服了高高在上的宋真宗。这个高中进士的天才少年，就是宋代名相晏殊。

在进贤沙河晏村的晏氏宗祠中，晏殊长久地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爱戴。进贤人爱戴晏殊，首先是推崇他{zy1}的文学才华。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不知倾倒了历朝历代多少文人学子。晏殊的文学成就最终为他赢得了载入史册的殊荣。《宋史》中称晏殊“文章典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而《词曲史》则赫然写道，“北宋令词之专精者，首推晏殊”。

文学家之外，晏殊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家。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等xx人物都出自晏殊门下，足见晏殊爱护人才的胸怀和选拔贤能的眼光。1027年，晏殊在河南商丘一带“大兴学校，以教诸生”，使五代以来荒废了的教育事业得以再度复兴。

晏殊以文从政之后，进贤的好学之风越发兴盛。明代理学名贤坊就是{zh0}的见证。牌坊匾额上的题字，清晰地传达出文以致仕的儒家理念。根据县志的记载，仅明朝一代，就有147名进士从这里走出，怀抱着“兼济天下”的理想，走向广阔的政治舞台。

推崇文以致仕的进贤人，与毛笔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清朝时期，这里竟然造出了价比黄金的天价毛笔。在古代，毛笔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人们一旦遇到得心应手的毛笔，便会呵护备至、爱不释手。晋人成功绥在《笔赋》中，将中国文人对毛笔的推崇表达得淋漓尽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笔者，毕也，能举万物之情，序万物之情，实天地之伟器也。”

在清末民初，有驰名华夏的四支笔，即：上海周虎臣、武汉邹紫光、湖洲王一品、北京李福寿。除了湖州王一品作为湖笔的代表之外，其余三支笔皆出于进贤文港和李渡两镇，足见进贤制笔业之发达。

根据进贤县志的记载，文港镇制笔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600年前的东晋时期。历代许多文人墨客，如唐代的戴叔伦，宋代的曾巩、陆九渊，明代的汤显祖等人，都得益于文港毛笔文化的滋润。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任临川内使时，酷爱文港毛笔。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光照临川之笔的的佳句，既是指南朝诗人谢灵运，也是指时属临川的文港笔。

“出门一担笔，回来一担皮”这句俗语，生动地描绘出古代文港人的生活状态。由于制作毛笔的需要，作为原材料的动物皮毛，在文港成为紧俏商品。随着制笔业的兴盛，文港地区皮毛购销两旺，江南{zd0}的皮毛市场在这里应运而生。

经过上千年的积累，文港毛笔以狼毫、羊毫、紫毫、石獾豪为笔头，发展出了千余个品种，因此有“笔不到文港不齐”的说法。光洁的陶瓷，华丽的景泰蓝，高贵的象牙，各具特色的笔管为毛笔平添了不少情趣。

对于进贤人来说，毛笔不仅仅是一种书写工具，而制作毛笔也不仅仅是一门世代相传的手艺，与毛笔缠绕在一起的，是这座古县延续了千年的文人情结和脉脉书香。

进贤县西南有一座名为李渡的古镇。李渡镇地处抚河中下游，土地肥沃，水质甘甜清冽。根据县志记载，这里的人们早在1500年前就酿造出了香醇的美酒。到了元末明初的时候，“赶圩李家渡，打酒买豆腐”的说法，开始在江西流传开来。遥想当年，每到赶集的日子，李渡镇上人头攒动，而打上一壶李渡美酒，总会有一种不虚此行的满足感。

史书和传说之外，六年前的一次考古发现，让陈年的李渡酒香再度扑鼻而至。而同时浮出地表的，还有古代酿酒工艺的一个重大飞跃。2002年6月，李渡镇当地的一家酒厂在改造老厂房时，意外地在厂房下面发现了若干灰坑和瓷器。一开始，人们并不清楚这些灰坑和瓷器的用途。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深入，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水井、炉灶、晾堂、酒窖、酒具等逐一被发掘了出来，一个距今有着700余年历史、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的古代酿酒作坊遗址显露在了人们的面前。

酿酒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活动之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先民们就发现，谷物经过长时间放置，会产生一种美味的液体。到了汉代，用谷物做原材料，加入麦曲或小曲做糖化发酵剂的酿酒技术日益成熟了起来。这种用粮食酿造出的酒，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酒，酒精浓度一般在15度左右。

而在李渡镇的酿酒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若干个宽大的炉灶。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酒精浓度较低的黄酒，经过加热蒸馏之后，酒精浓度可以达到五六十度。这种经过蒸馏的酒，在古代被称为烧酒，也就是现代白酒的前身。

明代xxxx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描述烧酒的起源和制作方法的：“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之。……以糯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十日，以甑蒸好，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而跨越了元明清三代的李渡烧酒遗址，特别是遗址中元代酒窖的发现，恰好证实了李时珍“烧酒起源于元代”的说法。

如果把遗址中出土的酒具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人们就会发现，从元代到清代，酒具变得越来越小巧。这是由于酿酒工艺的改进，使得酒精浓度大大提高，而酒具的体积也就相应变小了。当烧酒流行的时候，文人们再想要“会须一饮三百杯”，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清朝末年，李渡酒迎来了又一次酿酒工艺的革新。根据曲种不同，烧酒被分为“大曲酒”和“小曲酒”。大曲曲块大如砖头，主要包含曲霉菌和酵母；小曲曲块小，主要包含毛霉菌、根霉菌和酵母。霉菌将粮食中的淀粉分解成糖，酵母再将糖转化为酒精。小曲发热量低，主要应用于南方湿热气候。而中国大部分名酒都是大曲酒。

清末，进贤人在以往小曲酒的基础上，改用大曲作为糖化发酵剂，用缸、砖结构的老窖发酵制酒。改良后的李渡酒醇厚纯净，芳香xx，一时间畅销江南各地。李渡镇的制酒作坊也随之激增至七家，全镇{zg}产量曾经达到二十万公斤。

进贤人的文化追求在当地的民居建筑中同样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三里乡庄溪雷家村坐落着一座占地291平方米的清代建筑———翠萼鸿章花屋。花屋坐东朝西，为三进两天井结构，建于1760年。

岁月的侵蚀使得花屋显出人去楼空的衰败。但如果仔细观察，人们便会惊讶地发现，花屋内部几乎每一处窗棂和屋脊上，都装饰着精美的木雕。就连院落的围墙顶部，也按左右对称的规则，装饰了有花卉图案的砖雕。而花屋的门楣上方则是一副笔触细腻的石刻———二十四孝图。主人对建筑细节的讲究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花屋的木雕上竟然出现了封建帝王的标志———龙。花屋的主人到底和皇室有着怎样的渊源，以致于唯皇室才能拥有的神兽会在他家出现呢？

花屋里，即便是一根看起来极为普通的柱子，也和皇家建筑有着惊人的雷同。这些柱子所采用的加固保护措施，与北京故宫的建筑如出一辙，而这种工艺在民间建筑中却是相当罕见的。

如果柱子的工艺还可以用巧合来勉强解释的话，那么，正厅前面带有凹槽的廊柱，就绝不仅仅是巧合所能解释得通的了。廊柱上的凹槽是放置木板用的，插入挡板后，人们就需要从左右绕行进入正厅。这种格局又与北京故宫的廊柱设计有着惊人的相似。花屋上有块题匾，匾额上“邑人进士雷跃龙”的字样，至今仍清晰可见。与此同巧合的是，在清朝的200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建筑师也都姓雷。这个建筑师辈出的家族，后来被尊称为“样式雷”。那么，雷跃龙和“样式雷”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份“样式雷”家族的族谱，揭开了问题的谜底。原来，“样式雷”家族祖籍江西进贤，而雷跃龙正是这个建筑世家的传人。

十七世纪末，一个名叫雷发达的工匠来到北京，参加营造宫殿的工作。因为技术高超，雷发达很快便被提升担任设计工作。从雷发达起，雷氏家族先后有七代人担任过皇家建筑的总设计师。他们的创作实践，涵盖了清代所有重要的皇家建筑。包括素有“万园之园”称号的圆明园、承德的避暑山庄、沈阳的故宫，以及北京的故宫、天坛、颐和园、清东陵等中国1／5的世界遗产，都出自雷氏家族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