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经济马达与零部件

那一个春节我是匆匆度过的。正月初六，我就乘坐火车南下了。

二月，在南国，在珠江畔，感受不到北国的寒意。

春天，也许是从三角洲的入海口上岸的吧，到处是萌动的气息。最早醒来的是凌空高耸的木棉。那最顶上的枝头，已经举起了火把。朋友说，那就是木棉花，你见过吗？

没有，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树，这样的花。但我是从电影里听说过这样的花，却不曾见过她的芳姿。于是我的目光跃过那些方盒子一样的楼房，跃过那些纵横交错的公路，在影影绰绰的天宇下，寻找这种卓尔不群的花。但她们还没有全然醒来。

我所在的学校和住宿地，就有好几株高大的木棉树。刚来的头几天，我常常把目光投向那些花苞和枝干。接下来我就没有这样的闲情了。

开学的{dy}天，就忙得昏天黑地，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报名，发课本，做清洁，办黑板报，开会，汇报，交备课本，听通知，没完没了。万家灯火的时候，我才走出校门。

“大师，等一等，一道回去吧。”

我一回头，看到王老师一张疲惫的脸。她是教英语的，也是班主任。记得去年我来试课的时候，刚踏出教室，她就仰起一张娃娃一样天真的脸，称呼我“大师”。这里的“大师”大约相当于“年龄大的老师”吧，所以随处可以见到“大师”。

我们的宿舍都在职中，同一栋楼，她住二楼，我住七楼。我们于是同行。

摩托车呜呜地从身边滑过。灯光中的大街显得朦胧而xx。

“你刚来，还不知道这里的厉害。真是太累了！”她说。

“确实有些累。”

“我刚来的时候，可没少流泪。”

我有些吃惊，但却无语。

“那时，我老是在想，自己何苦要到这里来的，哪儿不是挣钱吃饭呀。”

“你是哪儿人？”

“湖北。你是重庆来的吧？”

“是的。”

“那你说说重庆话，让我听听。”

我于是用重庆方言跟她交谈，问她：“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她很兴奋。

我说：“那你也说说湖北的方言，让我见识见识吧。”

她真用湖北口音跟我交谈了。

“听得懂吧？”

“听得懂，好像区别不大。”

“本来就是，我们是一个方言区嘛。那我们就算是家乡人了！”

我问：“你来这里几年了？”

“二年。”

“那你能听白话了？”

“听得懂一点点，但是说得太快就听不懂了。那你呢？”

“一句都听不懂。”

一边走一边聊，不觉就到职中了。

以后，每天傍晚放学，我们都结伴而行了。

王老师先前在一所私立学校上课，干了几年，听说这边公立学校招聘教师，想到公立学校有退休和医疗保障，于是放弃了私立学校的工作，到这边来了。她说，其实这边的工作比先前还累。“你知道吗？”她说，“我到这里来，家人是反对的，每次打电话回去，都会被家人数落。孩子呢，好像没有我这个妈妈，假期回去也不大理我。想到这些，就觉得来这里不值。可是既然来了，还能回去吗？没办法，撑下去吧。”

她说是“撑下去”，其实工作起来挺认真，经常上公开课，是学校的骨干。很多从外地来这里应聘的教师，都是学校的顶梁柱。而校长也是从外地聘来的，很有才干。用王老师的话说，校长是帅才。这样的帅才，的确干出了不凡的成绩，几年功夫，就把一所普通小学办成了佛山市一级学校，南粤重点小学，正在创办广东省一级学校呢。能成为这样一所学校的教师，应该感到自豪。

但是却越来越多地听到教师的叹怨之声。

“太累太累了！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里不就是多几个钱吗？拿这几个钱，把命都搭上了！”

公开课教研课人人有，周周有；教学论文读书笔记周周有；实验计划、班队活动计划和总结月月有，三笔字简笔画基本功训练周周有……一个一个的事，做也做不完，星期天还得搭进去！

其实不光是老师，学生也累得不行。小学三年级就开设英语，而且把英语当主科来考试。每个教师都害怕掉队，都不敢放松学生，作业更是做不完，学生普遍要做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做完。

行政领导也累得够呛。教导处的邹主任，五十多岁，身体也不好，工作却十分严谨。她整天在校园里东奔西走，总是喘着气，像踩着油门的拖拉机，突突突地负重前行。她说，我才送三个毕业班，现在就累得不行了。

大家在这样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上充当着零部件，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什么课题什么科研，不过是抄抄剪剪，东拼西凑。

不过我完成那些东西都很快，他们都啧啧称奇，要向我讨经验。我说，比如写读书笔记吧，只需拟好题目，开头和结尾写成读书笔记的样子，中间呢，随便找一张报纸来，随你抄哪一段，只要字数够就行，保你很快就完成。他们都不敢相信这样子也能过关。我说，其实你写的东西不过是给领导凑数，他们根本不会细看你的文字。他们立刻就茅塞顿开，心领神会。

渐渐发现，不仅是我所在的学校，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都是一架庞大的机器，驱动着巨大的经济马力，把到这里来淘金的每一个人，都当着一个零件，或者一种源料，进行不停的运转和加工，生产出可以换来金钱和名位的产品。谁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除非你回去，退出这架机器。

渐渐地，我对这样的工作节奏感到茫然。大脑也像是被挤压的海绵，失去了思维的弹性。就是上课，也越来越没有主意了。一会儿是这种实验，一会儿是那种学法指导，一会儿是班级体制改革，一会儿是德育内化，心里乱糟糟的。半期考试，成绩比年级差二分，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但校长却要所有差分的老师写检讨。我不幸在检讨之列，有些看法。校长说，检讨就是分析原因。原来是这么一个意思呀，我还误解他了，写就写吧。原来这里十分看重半期考试，很多老师在考前都做了复习。我没有重视，更没有复习，所以人平考差了二分。这二分就是压人的石头了。我顶着这块石头，一直到期末才掀翻了它，把那二分的差距翻了过个儿。但我却没有感到轻松和愉快。

６流浪者之歌

我对家人和孩子的思念起来越强烈，每天都会从脑海中跳出日历，并计算着放假的时间还有多长。每周xx，我会走出职中的大门，到电话亭里给家人打电话。

电话亭很繁忙的，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有时要等好几个人打完了电话，才能轮到自己。到这里打电话的几乎都是异乡人，是跟我一样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来寻梦的流浪者。他们打电话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异乡的孤独和无奈，迷茫和惆怅，都会从这里向全国各地辐射出去。但那些不开心的，不如意的，会引起家人担忧的话题却被筛选出来，只留下问候和思念。南腔北调，普通话中夹杂着方音，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但乡思之情始终如一。

打过电话，到街上随意遛达，我不能让自己绷得太紧。有时会遇见电影院演戏，有一次就看了一回。

表演的是一些流动演出的“大篷车”队，里面的演员尽是些年龄不大的男男女女。为了招揽观众，那些女子都穿着窄窄的泳衣，站到门口两旁，吸引着一双双饥渴的目光。表演的内容也不雅，我进去后有些后悔，但还是忍着性子看完演员和观众的丑态。不过，也有一个节目打动了我。一个男生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衫演唱了一首《流浪者之歌》：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着你呀，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呀，下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

这支歌我也会唱，但演唱者演绎出的流浪者的落魄和凄凉，却在异乡唤起了观众的共鸣。这支歌已经变成所有在场的打工仔的心声。

不知不觉，木棉花就谢幕了。风一吹，到处飘落，大街小巷下起凄艳的红雨。行人踩着，汽车碾着，看上去像血污。可惜了这南国的精灵，在匆忙的人世间，竟没有人来怜惜它。

木棉花一落，天气也渐渐热了。天亮得更早，我到学校的时间也提前了。

那一段时间，我刚到学校门口，看到校门正对着的街心花园里总是有好多的人。从那些人的衣着上判断，他们都不是起来晨炼的本地人。我老是觉得奇怪：像我这样有固定工作的人都没有晨炼的时间，他们何以有这样一份悠闲。进了学校，我常常透过玻璃窗打量他们。一个同事告诉我，他们是一群没有找到工作的流浪汉，你看他们背着一卷凉席，还有一个背包。那是他们没钱住店，晚上到这街心花园的过道上来过夜的。只要他们还没找到工作，他们就会在这里“住”下去。我听了他的话，恍然大悟，但心里却一阵冰凉。

７有这样的同乡

我先前到学校一直是步行，后来，一位同事，我{zh0}的朋友文老师送我一辆自行车。他已经买了摩托车，用不上了，这辆自行车便成了我的坐下骑。我天天骑着这辆自行车上学放学，自然节约了不少时间。

从职中到小学要骑几条街，中间有一个大池塘，池塘边就是公路和街道。在池塘边的公路上，经常有摆摊设点的人。而我最注意的是那些给自行车加气的人。他们在路边摆放一把打气筒，加一回气收五毛钱。而骑自行车的多半是像我一样的外地打工仔。

有一回，我在路边加气，一个皮肤晒得漆黑的汉子给我加气。我问他：“你在这里摆摊，{yt}能收入多少钱？”他说：“一二十块吧。”我说：“这么少，你怎么不到工厂去打工呢？”他说：“找不到工作呀。一没钱，二没技术，到这边来，只好自己找一点儿事做了。”我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广西来的。听他口音，以为是本地人，原来我猜错了。我说：“既然不挣钱，何苦要到这边来呢？”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是躲计划生育的。”

原来在电视里看过“超生游击队”，都把它当笑料看了，不想在这里，却遭遇了真正的“超生游击队”，现在却笑不出来。

看看这川流不息的大街，看着这络绎不绝的人流，不知其中还有什么样的人，又因什么样的理由，到这里来放逐自己。这里真是一片热土呀，热得发烫。有人在这里发财，也有更多的人在这里流汗，还有人在流泪，承受着比贫穷更可怕的碾轧。

那辆自行车陪伴我一个多月，不幸在一次逛夜市的时候丢失了。文老师邀我逛夜市，我们把自行车锁在一边，然后看地摊上的书。我在地摊上选购了二本盗版书，很便宜：一本是《钱钟书文集》，另一本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等我们转身推车，车就不翼而飞。我觉得很对不起朋友。他却无所谓，既然送给你了，那就是你的损失了。他安慰我说，别着急，过几天我带你去买一辆便宜的，只要五六十块。

我说，五六十块到哪儿去买？他说，xx我带你去。

那一段时间，我又只好步行回住地了。有时天色晚了，我就在回去的路边小食店吃晚饭。

学校左侧二三百米远就有一个食店，卖炒饭，二三元一份，口味很差，既不像川味也不像粤味，卫生也不好，但吃的人却多，大都是打工的。当地人是不会进这家食店的，我在那里吃过几次。

有一回，几个年轻人也来吃饭，其中一个向我借火吸烟，我没听清楚他的话，他又用普通话说了一遍，我才明白过来，把火机借给他。他一边点烟一边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见他没有恶意，就说自己是重庆人。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刚才说的就是重庆话，你怎么听不懂呢？”我抱歉地说，没有注意听吧。看，在那里呆久了，连家乡话都听不出来了。可见人是很容易被篡改的。我问他：“你是重庆人？”他点点头。“来多久了？”“一年了。”“在这边做什么？”他没有回答我，只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顺着他的眼色望过去，原来是店门口锁着的几辆自行车。我一下明白了他们是做什么的了，咽在喉咙的饭差一点吐了出来。

xx，我随文老师的摩托车来到郊区。那里种着蔬菜和玉米。玉米已经有一人多高了。在玉米林里，隐藏着几间低矮的砖房。文老师向矮屋子喊话：“有车卖吗？”没人应声。我们又喊，许久才从屋里钻出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她把我们打量了几下，然后说：“有，你要多少钱的？”

“五十，卖吗？”她说是八成新的，五十买不到。我们却不肯加价，最终没有谈成。文老师说：“她们也不是当地人，租用当地人遗弃在这里的旧房子，专门做这种生意的。”我想，那天食店里碰到的年轻人与她们是一伙的吧。

８异乡姐妹

自行车没有买成，却看到了被繁华掩盖下的丑陋，我便发誓不买他们的自行车了。

后来，我又获赠了一辆，是新来的李老师给我的。说起这辆自行车，真有些心酸。

李老师是4月份从江西来学校应聘的。试课的时候，学校不满意，但是由于刚走了一位老师，正好差人，于是勉强答应了她。她个子很高，长得也清秀。学校承诺试用一个学期就办调动。李老师满怀信心地上岗了，她的爱人也过来了，到处找工作。她开始也像我一样步行去上课，后来觉得时间紧，也买了一辆轻便车。

来这里上课的老师，每周都要承担至少一堂教研课，校长是要亲自听课的。李老师上了几堂教研课，校长都不满意，说是教学方法“陈旧”，没有体现“学法”，并多次暗示她“不同意调动”。不调动还呆在这里干什么呢？敢到这边来闯天下的，大约都不是平凡之辈，不是猛龙不过江。但这次遭遇却给了她当头闷棍。她于是当面回绝了校长，打算另谋出路了。临行前，她没有与大家见面，只是给同事留言，说是把自己的自行车留给我，然后无声无息在消失在茫茫人海了。

我并不为接到这样的意外获赠而高兴，反而为她的遭遇而辛酸。这一辆自行车陪伴她不到一个月，现在却落到我这个过客的手中。我在那一刻忽然一闪念，也许不只是李老师，也包括我自己，都可能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这里是经济的前沿阵地，这里是开放的热土，但这里也是冷酷的陷阱！

我只是要向那些在这里失意的异乡姐妹默默地祈祷，祝他们保重，祝他们走运。

正是绿肥红瘦的季节，木棉飞扬着棉絮，飘飘悠悠，像雪花飞舞，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风就是它的方向，沉落就是它的目标。

李老师走了，但这里并不缺少前赴后继的应聘者。一位更加年轻漂亮的刘老师来到这里，也安排住在职中的宿舍楼里。这栋楼成了吐故纳新的集中营。

集中营有集中营的快乐。每到xx，大家都想方设法聚在一起，在一起做饭，一起喝酒，一起聊天，一起发牢骚。

我之所以在这里获得较好的人缘，一半要归功于家乡，是家乡的川味厨艺让我成为最受他们欢迎的人。他们常常买来新鲜的蔬菜，让我上厨。xx吃饭，都是他们掏钱，我出双手。我用青椒炒玉米豆，也能让他们赞叹一番，然后是做麻辣鱼，把大家辣得汗流满面。他们也教我做“武钢鸭”，用生姜加辣椒暴炒鸭丁，居然也不错。

荔枝成熟了，李志仁老师的丈夫王老师很神秘地叫我下去。我以为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告诉我，原来是他们买了荔枝，要让我去尝尝。我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当然是又新鲜又感激。吃过荔枝，又让我上厨房。新来的刘老师夫妇也很快加入我们的行列。

{yt}晚上，王老师挺着瘦高的身子跑上顶楼，双目神秘地告诉我：“走，我们出去吃饭！”我说有什么喜事要庆祝，他说他“拣钱了”，要请大家“分赃”。王老师是去年来的，在另一所小学上课，教数学。

不会相信他的话，但却不会拒绝这顿口福。原来是他在晚上辅导二个学生所得的报酬。

我们来到一家茶庄。王老师吩咐大家随便点菜。我们看菜单上的名字，洋气得很，却不知道是些什么玩意。于是大家推来推去地点了几个。大家静静地坐着等菜。王老师说别忙，还有一个人没来。正说呢，进来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士，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王老师说：“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家乡人胡老师（我已经忘记她的名字，就叫胡老师吧）。”李老师补充说：“她正在做化疗手术，所以戴着帽子，大家别介意。”胡老师听她这么说，也向大家甜甜一笑，干脆除下帽子，露出一个光得发亮的头。她说：“我够酷吧，像不像世界超级模特？”

原来，胡老师来这儿不到一年，就得了子宫癌，正在进行放射xx，难得她这么乐观。

一会儿，服务小姐端来了几个冰激凌。冰激凌外面包着一层热烘烘的蛋卷儿，插在玻璃杯里。我们一看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怎么一个吃法。还是我开口发问：“怎么吃呀？”小姐抿嘴一笑，笑得大家都有些惭愧。她说，这是“六月雪”，得赶紧把冰激凌吃了，不然就全部融化了。原来点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大家吃得有些别扭。幸好后面上了一个药茶，里面有许多滋补的中药，味道还行。吃完之后一算账，三百多块！王老师说，大家没吃好，换一个地方再吃。

于是另换一家食店，点了几个热菜，才把肚子填饱了。出来之后，大家一边散步，一边拿刚才的事自我嘲解。

胡老师走了，王老师和李老师又谈起她的事。她说胡老师和她的丈夫是和他们一起过来的。他们一直没要孩子，就是想过来“发展”，没想到才过来一年，就发现患了这个病，再也不可能有孩子了。她丈夫又是独生子，忍不了这种打击，想要与她离婚，眼下闹得正起劲。怎么也想不到“超级模特”背后还有如此凄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