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讲的是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有关吐蕃国大臣禄东瓒以其机智、聪慧，巧妙地应解了唐太宗“五试婚使”时设的难题。我的记忆好像记得其中的三道题。这其中{dy}道难题是要使臣们将一根丝线从一颗九曲夜明珠里穿过。其它使臣面面相觑，而禄东瓒胸有成竹地将一根丝线梆在一只蚂蚁的腰上，将蚂蚁塞入夜明珠的一头，然后点燃一枝香在蚂蚁进入的一端薰烤，蚂蚁带着丝线向夜明珠的另一端夺命而逃，丝线自然轻松穿过。唐太宗出的第二道难题是在一次夜宴之后，他让早已喝得酩酊大醉的使臣们自己找到回家的路，因禄东瓒早有准备，在入宫时携带了一口袋青稞，一路将青稞细细地撒在来路上，因此他用不了多久就返回了驻地，而其他使臣还在迷宫里抓耳挠腮呢。唐太宗出的第三道难题就是让使臣认出掺杂于几百名宫女中的文成公主。公主自小深藏宫中，很少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这道难题真是难煞了禄东瓒，正当他为这事废寝忘食、冥思苦想之时，禄东瓒的房东——一位善良的汉族老婆婆帮助她解开了这个难题。这位老婆婆在公主小的时候在宫中做事，知道公主有一个区别与众人的相貌特征：两道蛾眉中间有一颗玫红色的痣，俗称“二龙戏珠”,属于大贵大吉之相。老婆婆为什么告诉禄东瓒这么一个秘密呢,据说老婆婆在与禄东瓒相处的日子里，看到吐蕃国的使臣心地善良,聪明懂理,想到公主即将远嫁,自然应该让公主嫁到一个有这样使臣的国家。第二天，当禄东瓒在数百名宫女中一眼将文成公主公主认出来时，唐太宗高兴之至、立即应允将文成公主嫁配吐蕃赞普（藏王）松赞干布。传世的唐代名画《步辇图》（相传为阎立本所作）即是描绘唐太宗接见禄东瓒时的情景的。

    从那时起，西藏就成了我的向往和一种“情结”。我在纽约生活期间有位英文老师戴维斯。戴维斯先生的汉语水平非常高，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岳飞的《满江红》琅琅上口，可美国大学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中国大学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美国大学却是非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东亚系毕业你就是能耐再大也别想进去当教授。戴维斯一气之下将所有的中文书都烧了，他用退休金炒股。股市上赚的钱足够戴维斯日常开销，他除了每天上午给券商打打电话、委托交易外，别的时间都是自己支配。时间一长难免寂寞，这才想起酷爱的中国文化，我住纽约东35街——离他住的公寓就五个街区，他就义务教我英语。

    时间长了我发现戴维斯与我一样有“西藏情结”。只不过他迷恋的不是西藏自然风光人文典故，而是西藏高原的一种动物——牦牛。牦牛的英文学名叫“yak”，戴维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美国内华达地区的野牛（bison）与西藏地区的牦牛本是一家子，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它们各自的习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普通人当中的许多人都有奇思怪想，这也算是美国的民族性之一吧。戴维斯{yt}突发奇想：为何不让西藏牦牛与美洲牦牛杂交，然后放养在西藏高原？这样做既能发展西藏经济，又不至破坏当地自然环境和植被。据戴维斯说，牦牛的蹄子构造与山羊和绵羊不同，山羊绵羊的蹄子对植被有破坏作用，因此在一个地区如山羊绵羊放养过多，土壤会迅速沙化。牦牛的蹄子虽然尖窄锐利，但它的足掌上有一层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角质，这不仅使高原上生活的牦牛在向下滑步时起到缓冲作用，也将爪子抓起的土壤踩平了，这就是牦牛蹄子不同与山羊、绵羊蹄子的特殊之处，因此饲养牦牛对我们保护西部的土壤与植被极具战略意义。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我，并说美国人当中喜欢牦牛的人很多，比如美国有限电视网（ＣＮＮ）的董事长泰德·特纳就是一个牦牛迷。特纳在美国内华达州买下了大片农场，放养美洲野牛。

    这件事说过听过，我没放到心里去。可是戴维斯却十分认真。他差不多化了几个月的时间，跑了纽约一些图书馆查资料。当他把一份洋洋七万多字的“有关在西藏饲养杂交牦牛的可行性报告”递给我时，我真的被戴维斯认真感动了。戴维斯告诉我，牦牛的经济价值非常高，牦牛肉的脂肪含量低，是一种非常适合现代都市人肉食的牲畜。别看牦牛体积庞大，它的性情却极其温顺，任人役使；而且牦牛同其他五畜能和睦相处，更可贵的是它对饲料的要求很低，在其他牲畜难以生存的一些条件极差的高山草场上，牦牛却能照常生活、繁殖，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鲜奶、牛肉和皮毛。戴维斯还告诉我，纽约市中城有一家烤肉馆，专门烤炙牦牛肉，哪天邀请我一起去那里尝一尝烤牦牛肉。

    事隔不久，戴维斯就邀请我一起去品尝烤牦牛肉。考虑到如果真要在西藏推广杂交牦牛，势必需要有国内科技部门的合作，不久中国农业部就有一个代表团来美国访问，我想通过这个代表团将戴维斯先生的“可行性报告”递交给国内的有关部门，我们找到了代表团的一位王姓处长，千叮咛、万嘱咐地委托他将戴维斯的报告交给国内有关部门，没想到这位处长回国后竟“泥牛入海”、音讯全无。我几次见到戴维斯先生都不好意思开口，也不知道找什么理由向他解释。倒是戴维斯先生反过来安慰我，让我不要太将这件事放到心里去。“杂交牦牛项目”不了了之，戴维斯先生却因为喜欢牦牛让我们硬给起了一个雅号——“bison”，这多半也是由于戴维斯身材魁梧，壮硕得像一头西藏牦牛的缘故。

　 在美国,像戴维斯先生那样对于西藏充满情感和好奇心的人很多。但由于多年来西方媒体片面报道，许多外国人对西藏的历史及近况了解极为有限，造成许多认识上的误解。在许多正式场合，出于礼节，一般都避免向对方提出敏感问题，而在我每周三去参加的那个茶会上，我经常地会被茶会的参加者问到这样那样的题：“西藏人民现在有没有宗教自由？”“在xx期间西藏的寺廟不少遭到了破坏，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在解放军入藏之前，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大约是我们那个茶会的气氛比较轻松，我相信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大多数出于好奇或是想通过我进一步了解不熟悉的话题。这样的话题并不针对一国一事，而是包罗万象。比如“塔利班”在阿富汗刚执掌政权不久，世界上还没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时候，茶会的一位参加者——阿塞拜疆驻UN大使夫人伊琳娜就给我们讲过“塔利班”的背景。来自阿根廷的武官夫人艾斯黛拉给我讲过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夫人的一生，当时的纽约影坛正上演麦当娜主演的《艾维塔》，正是她的叙述我了解到庇隆夫人深受阿根廷下层人民的爱戴。而在一次由我“坐庄”的茶会上，我除了做锅贴水饺款待大家外，也就“传统中国画中的符号象征”为茶会的参加者做过小报告。在这个报告上，我介绍了 “岁寒三友”（松、竹、梅）、“龙凤呈祥”、“蝙蝠如意”等吉祥物在传统中国画中的象征。既然大家屡次提出西藏问题，何不妨在下一次“坐庄”时做一次讲座？

    打定主意后，我专门收集了一些资料。这个工作在当时还有点困难——符合外国人阅读口味的介绍西藏历史文化背景的资料太少。早在国内的时候，我知道外国人主要通过中国政府两种出版物——《中国日报》、《北京周刊》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我的在中国外文出版局工作的同学是位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专家，我曾多次与她探讨《北京周刊》在对外宣传方面的不足，如政治色彩浓厚，文化底蕴不足。在宣传手法上也老是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口吻，这样容易引起读者的逆反心理，反而收不到预定的宣传效果。

   从我刚收集到的有关西藏问题的资料来看，光靠这些资料做讲座是不够的，为此我专门去了纽约公共图书馆找了一些由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西藏问题的专著，看看他们怎样说——这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注意到茶会的参加者都是素养很高的外交官和银行家极其他们的夫人，他们中一些人拥有历史学硕士和博士xx，应根据她们特点，将茶会办得生动活泼。

    预定的那个星期三上午，大家陆续来到我的寓所。在我的大桌子上放了几件从国内带来的西藏工艺品，一件牦牛骨雕刻的挂件，一个刻着藏文的银戒子，一块来自西藏的织物和牦牛骨制成的梳子。这些工艺品是我在北京参加一次西藏工艺品展会上购买的，没想到当上了讲座的道具。尽管东西不多，大家看到这些来自雪域高原的、做工精美的工艺品还是非常高兴。

   德意志银行驻纽约分行总经理夫人克劳迪亚问我：“你能告诉我西藏与中国倒底是什么关系？”克劳迪亚来自德国，德国一直是“藏独分子”活动比较厉害的国家。在坐的人谁都没有去过西藏，她们对西藏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西方媒体，克劳迪亚的问话潛台词为：“西藏倒底属不属于中国领土？”。因我与她很熟，她用不着拐弯抹角的问。

 　我没正面回答克劳迪亚的问题，而是从最浅显的问题入手：“我先来解释一下‘中国人’（Chinese）这个词的含义。‘中国人’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由生活在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组成，我是汉族，是56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而蒙、藏、回、壮、朝鲜、维吾尔、满等少数民族也是这56个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然后我接着说：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经历了无数朝代更替，特别近一千年的历史考察，中国不是由一个单一民族自始至终实行统治。远的辽代不说，就有金朝、元朝、清朝等由少数民族实行长期统治的历史，‘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由各民族‘轮流执政’中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一个整体的。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前，中国由满人统治，我们汉族人，既是作为汉人、也是作为‘中国人’存在的。中国境内其他民族也如此，每个民族不会因满族统治而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对于民族的正确表述既是应按种族如汉族、藏族、回族来表示，同时作为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都是作为‘中国人’整体存在的。这就是我先要向大家说明的‘藏族人’与‘中国人’的关系。”。

     然后我转向克劳迪亚：“现在我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故事，实际上在唐朝时，松赞干布统治的吐蕃国还不属于中国的版图，中国与吐蕃国的关系最多只能算是“友好邻邦”。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就有巩固睦邻友好关系的意思。在文成公主赴藏的60年以后（公元710年），唐朝的另一位公主——唐中宗的女儿金城公主也赴藏、嫁给了西藏四世赞普赤德珠丹；金城公主与赤德珠丹生的儿子——赤松徳赞即为吐蕃五世赞普，因此作为藏王的五世赞普的血管里流淌的是藏、汉两个民族的鲜血，这就是我在说{dy}个问题时提到的‘在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是如何互相融合、从而产生中华民族的’。在公元822年，唐朝又遣使入吐蕃，缔结友好盟约。这个盟约被吐蕃八世赞普普热巴巾用藏汉两种文字刻了一块石碑，史称《唐蕃会盟碑》（又称“甥舅和盟碑”），表达了藏汉两个民族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

   吐蕃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是在元朝，大家都知道成吉思汗建立的元朝帝国的疆界曾经横跨欧亚大陆。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略创设宣政院，将西藏划分为十三个万户、作为特别行政区归宣政院管辖。从那时起，中国的中央政权正式在西藏建制。明朝时设乌思藏宣慰司管辖西藏事物。清朝是中国中央政权在西藏巩固统治的时期，在五世班禅时期，确立了历世达赖、班禅都必须经中央王朝册封制度。从那时起，历代达赖喇嘛与班禅都须经过清帝的册封、授予金印，承认他们为西藏地方政权的{lx}这一程序。

    {zh1}我给每位茶会参加者一本由藏族学者撰写的《西藏的历史地位》，这本书已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我翻到其中的一页，上面是一只被称为“金本巴瓶”的照片。我指着照片对大家说：按照黄教 的说法，达赖和班禅死后，他俩的灵魂会很快地“xx投胎”，“xx灵童”由寺庙主持喇嘛捐定承继。到乾隆年间，清朝廷为了防止别人假冒达赖喇嘛和班禅的“xx灵童”，乾隆帝就特赐一只纯金铸的“金本巴瓶”，规定：当同时发现两个以上xx灵童时，就将各个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放入瓶内，在拉萨的大昭寺内由清朝驻藏大臣用象牙筷子从瓶中夹出一个牙签来，夹中者即为真正的达赖、班禅“xx灵童”，再经朝庭正式册封。别看，这个小小的手续，却证明了中央政权对于西藏地方事物的决定权。 

   这次茶会上朋友们还询问了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我就我知道的做了答复。我说：在“xx”期间，民族、宗教政策一度遭“四人帮”破坏，这不是一个藏民族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至于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我拿教育政策为例，少数民族出身的学生，在今后就学、就业乃至干部提拔方面都有“少数民族政策照顾”。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少数族裔就学方面，美国政府部门有“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中国国内的大学在招收来自边远省份的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时，也有具体的“降分优惠政策”。对于这项政策，全国人民上上下下一致赞成，至少我本人从来没听到过有反对意见。这至少说明中国政府乃至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知道，通过提高少数族裔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改变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现状的xxx的途径。至于说到现在藏族人民有没有宗教自由？藏族人民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希望各位有机会亲自到西藏走一趟。

   说到这里，茶会的{wy}男性参加者乔治打断我的话：“今天恐怕是我在纽约{zh1}一次参加这个茶会活动了，我要感谢你给我介绍了那么多有关西藏的事情。我还要告诉你,我已经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派遣，马上就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工作，我答应你从喜马拉雅山的另一头翻过山来与你在拉萨汇合。哈哈！”

 后记

    在我与乔治约定在拉萨会面的三年之后（2002年７月），我去了西藏,去了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在从林芝返回拉萨的途中，我们在一个名叫“工布江达”的小镇不远的地方遇到公路塌方，全车的人听从藏族导游拉珍小姐的建议弃车前行,翻过一个小山坡，来到了公路塌方的另一端，然后搭上了对面受阻的旅行车继续向米拉山口前进。

   在这辆新搭上的旅行车上，我们遇到了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游客。更有意思的是，坐在我身边位子的竟是从台湾来大陆经商的罗先生，罗先生利用去成都开会的机会转道拉萨。“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免问起各自的家乡。罗先生告诉我，他是客家人，他的祖先在400多年以前就移居台湾。我问罗先生：你的祖先是不是随同郑成功一起去的台湾？他说：应该是吧。车行一路，我们谈到了对此趟西藏旅行的感受，也谈到了台湾最近一个时期日益嚣张的“xx”言论。我问罗先生：此趟旅行带给他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是中国人在困难时刻的“同舟共济”与“休戚与共”。

    罗先生指得是路遇塌后，来自几个旅行团的游客被迫挤在一辆车子上继续旅行的事实。我告诉罗先生，替我们开车的两位藏族司机——来自甘肃的格桑甲和来自安多的嘎多吉至今还滞留在工布江达那一头，而我们的导游拉珍小姐在决定此次“战略大转移”时，为了照顾我们车上的老人，一个人替我们背了三个旅行包翻过那座小山。我实在找不出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情谊，除了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以外，我觉得还有汉族、藏族人民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情感。我告诉罗先生，我在西藏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这短短时间里，我真正体会到了藏族人对我们的友好与热情。

   7月28日是我们离开拉萨的前{yt}。我们一直用手机设法与困守在工布江达的嘎多吉、格桑甲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收到任何信号。到了傍晚时分，我们居住的宾馆大堂里居然出现了我们滞留在这两位师傅车上的大件行李。我们一阵狂喜，以为在我们离开拉萨的{zh1}一晚能够见到这些天来一直为我们服务的司机师傅。可是消息传来，两位师傅仍然被困守在工布江达，他们知道我们第二天就要离开拉萨，特地背着沉重的行李，冒着公路在继续塌方的危险，翻过海拔四千多米的那座小山，托付公路那一头他们熟识的司机，嘱咐一定将这些行李在我们离开之前送到我们手中。

   在贡嘎机场，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刻，我朝着拉萨的方向默默祝祷：善良的嘎多吉、格桑甲兄弟，拉珍妹妹,祝你们日子越过越好，全家幸福。

   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