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四）武汉——最“市民化”的城市

（说明：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以前人民币100元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钱。为便于现今年轻人的理解，本文中所说的人民币金额是经过换算的。）

读二年级的时候（1954年秋），中南财经学院子弟小学停办了，所有的学生都转学到阅马场小学读书，这个学校大门正对着“红楼”（辛亥革命纪念馆），也就是辛亥首义时的武昌军政府旧址，为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dy}批重点保护文物。黄兴的拜将坛就座落在学校大门口，后来拜将坛的纪念碑重修成红色的，我们每天早上沿着熊廷弼路上学的时候，太阳光照在纪念碑上反射出像一团火样的光芒。那个时候熊廷弼路的两旁有许多小铺子，路边人行道上还有很多早点摊，武汉人有一个在外面“过早”的习惯，也就是在马路旁的小吃摊上买早点吃。一般的家庭每天给孩子三、五分钱“过早”，一般三分钱可以买一个“面窝”或是一对“米粉粑粑”，我多半是买那种米粑粑，是用发过的米粉，在一个平底大铁锅里炕成一面焦黄焦黄，一面白嫩白嫩，两个（一对）圆粑粑连在一起，起锅后再合扣在一块，吃的时候香香的，松软可口，还略带一点甜味。往往一锅可以同时炕好多对，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先把钱交给小贩，然后等着粑粑出锅。小贩收了钱之后就问大家：

“是不是每人一对？”我们生怕把自己漏掉，于是大伙齐声回答：

“是每人一对！”于是小贩就大声说：

“只有‘美人’才有！丑人没有！”于是孩子们和小贩就一起开心地大笑。

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父母一般每天给我五分或一毛钱“过早”，这使我得以攒下“私房钱”，然后用私房钱买文具、玩具或是小人书等，那时一本小人书也就几分钱，最贵的也才一毛几。不过多数时候我还是舍不得花钱买，街边有许多出租小人书的书摊，花一分钱就可以租几本小人书坐在书摊边的小板凳上看个够。另外，我们每天放学回家要路过省图书馆，省图书馆还专门有一个儿童阅览室，我们小学生只要把“学生手册”押在那里就可以免费借阅小人书。这样一来，我的私房钱当然舍不得轻易用来买小人书了，而是买些小玩具、零食或文具等。

那时街头有一种“转糖”的小贩，花一分或两分钱就可转一次“转盘”，转盘和现在商场抽奖的转盘类似，不过是水平放置。上边画着各种动物的图案，你转到什么图案处，小贩就随手用熔化的糖稀在大理石的石板上浇出该动物图形的糖块来。一分钱转出的是内圈所绘动物，图形简单，用糖量也较少；两分钱转出的是外圈所绘图形，图形复杂，用糖量较多，最复杂的图形名称叫“板龙”。这种小贩属于民间艺术家是肯定的，他能够用糖稀随手“绘”出各种动物图案，但我更怀疑他也许还是“海归”的“物理学博士”，因为他对重力和摩擦力的把握是如此xx，以致你无论怎样转也不可能转到“板龙”。有{yt}，也不知是因“物理学博士”的闪失，还是我一不小心触发了自己的特异功能，竟然让指针纹丝不动地停在了“板龙”上面，“真是乐死人，真是乐死人！”……

首义路口有一家私营的“华生”文具店，该店面积在二十平米以下，文具的品种却很多，而且价格低廉，除老板外，没有其他店员。老板对人很和气，有时候我们买文具差个一、两分钱，老板也就算了。每天华生文具店开门都很早，有{yt}我们早上上学的时候发现该店竟然没有开门，中午放学路过之时才得知老板在店内上吊死了，又过了很多天，华生文具店才重新开张，此时该店一步跨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变成国营的，而且还一揽子解决了两、三个人的就业问题。

红楼东边的一条马路叫“武昌路”，此路穿蛇山而过，与山那边的“民主路”相连。那个穿越蛇山的洞不知为什么老百姓称其为“鼓楼洞”（古楼洞？），鼓楼洞的洞口镌刻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题写的“武昌路”三个大字。那个年代从武昌路到黄鹤楼一带异常热闹，卖各种食品、小商品、玩杂耍、演皮影戏、看西洋景，甚至还有看相算卦的。我们一般花个一毛钱可以买许多“洋画”或是“纸炮”，这些都是当年男孩子喜欢的玩意儿。洋画的玩法其实和打“撇片”差不多，不同的是撇片不用花钱，是用烟盒折成三角形的东西。男孩子喜欢玩的还有玻璃球，武汉人称为打“珠子”，还有“打棒”等等许多游戏。女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跳橡皮筋和“跳房子”，当然男孩子也玩跳房子。在学校里边课后玩得最多的，还是滚铁环、踢毽子，跳八关和打陀螺。陀螺多数为自制，其大小形状各异，我们用鞭子抽打着互相撞击，武汉话叫“擂”。

还有许多游戏不能在此一一介绍，真要写下去的话，一不小心也许就要诞生一部传世巨著《一“万”零一夜》来！总之比起如今小孩子玩的电子游戏，当年我们所玩游戏肯定要更加丰富多彩。

如今的孩子课余之时喜欢踢足球，那年头我们也喜欢踢球，不过小孩子踢的是一种叫“小皮球”的橡皮小球，一个小皮球大约要三、四毛钱。有一次我们班的同学们你一分我两分地，好不容易凑钱买了一只。班上有一个同学，块头比我们大一圈，且力大如牛。他拿着小皮球说：

“我一脚可以把小皮球踩破。”

全班同学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见过吹牛的，没见过这么能吹的。他见大家不以为然就接着说：

“如果我踩破了，不许要我赔！”

大家认为要将皮球踩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于是异口同声地说：

“{jd1}不要你赔！”

结果悲剧就这样发生——我们班的集体财产在这位仁兄一跺脚之间就爆裂开来，大家简直是欲哭无泪！恨不能赏他一个“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帽子。

“黄鹤楼”离我们学校不远，其实那时候黄鹤楼早已不存在了，历史上黄鹤楼屡建屡毁，{zh1}一次重建于1867年（清同治七年），1884年（清光绪十年）因附近民房失火，殃及黄鹤楼也被烧毁。黄鹤楼的旧址比现在重建的“楼基”更靠近江边，当时那里还建有一座楼，老百姓都称其为“黄鹤楼”，其实此楼应叫“奥略楼”才对。 此楼为1907年张之洞的门生因追慕张之洞，集资而建，初名风度楼，楼成之后，张之洞据《晋书·刘弘传》中“恢宏奥略，镇绥南海”字句，改名奥略楼，奥略楼的牌匾亦为张之洞手书。1955年因修建长江大桥而被拆除。我觉得此楼既然建在黄鹤楼的原址，而且历代的黄鹤楼外形均不相同，故老百姓称其为“黄鹤楼”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年黄鹤楼下热闹非凡，跑江湖卖艺的以及卖各种小商品的摊贩多不胜数，由于当年“城管大军”还未组建，所以此处旺盛的人气才得以维持。

我们刚到武汉时，街上公共汽车还不是很多，一般市民出门很像老电影里解放前的情形，满街跑的都是“黄包车”，后来又被三轮车所取代。再后来搞社会主义改造，那些个体车夫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在比较繁华的地段一般都有三轮车的车站，但也可以像现在叫的士一样招手即停。

那时候长江上还没有桥，从武昌到汉口或汉阳必须乘船，江上有小划子可乘，因其安全系数较低，乘坐的人较少，一般人都是乘轮船过江，现在这种轮渡在武汉依然还有，但因如今武汉已经建成的长江大桥有六座（另有两座在建），还有一条过江隧道，所以乘坐轮渡的人，多数只是为了游览江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