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飞和他的《红腰带》
云南彝族作家普飞最早的短篇小说《我的舅母》和《红旗》，先后发表于1956年7月号的《边疆文艺》和1956年8月号的《红岩》上。不久他的另一篇小说《门板》就受到茅盾的赞扬。半个多世纪以来，普飞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重赶峨山街》《对象》《飘去的云》、小小说集《妇女队长》、儿童文学集《蓝宝石少女》《普飞儿童文学作品选》、幼儿文学读本《打豪猪》《猎村的孩子》《爱听音乐的小野兔》《迷人的火把节》和长篇纪实文学《笔杆儿童话》等20多种，有些作品被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等80多种选本并译介到多个国家。他的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曾在省里和全国多次获奖。他的故乡峨山彝族自治县称普飞是峨山的一张“名片”：
普飞特别难能可贵、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三点。{dy}，他1948年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武工队，建国初期因病复员回乡后就一直当农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成为国家干部后仍坚持扎根农村、写农村，50多年如一日。他的身心和笔触没有{yt}离开过农村和农民。他是地道的真正的农民作家，是一辈子扎根农村、笔耕不辍、成果丰硕的彝族农民作家，是全国与他同时起步开始文学创作的农民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说：“我是一直生活在基层的，从来没当过专业作家，也没得到过创作假期，都是业余拼搏……这就促使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哼哧哼哧地在他人后面赶路；赶得上要赶，赶不上也要赶”。第二，他长期住在自己出生的小山村，却关注时代风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努力学习，与时俱进。他在年过古稀之后，用背篓背回了电脑，用曾经持枪、挥锄的手，开始了自己的换笔生活。改革开放30年来，他的许多作品已摆脱了过去简单配合任务、图解“政治”的毛病，特别是他的儿童文学和幼儿文学作品，以新的手法、新的语言，在孩子们面前打开了一个个生动有趣、充满幻想、令人着迷的童话世界，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第三，为了迎合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和“市场需要”，这些年来我们有些作家逐渐背离了理性、道德、责任和良知，不再向往和敬重伟大、崇高与神圣，不再表现生活与人性中的真、善、美，而热衷于以其大胆的粗俗、衷朽的颓废和肆意的放纵，去宣扬腐朽、丑恶与肮脏，以助长社会上的道德混乱趋势和颓废堕落倾向。普飞“哼哧哼哧地在他人后面赶路”，认真学习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新知识、好东西，努力与时俱进，但他有“为谁写的明白”、“为何写的清醒”和“如何写的自觉”，丝毫没有受到上述不良倾向的影响。他牢记一个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坚持走自己的路，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审美理想出发，努力创作时代和人民需要的作品。
最近，我们读到了普飞的新著长篇小说《红腰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普飞的{dy}部长篇小说，写了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边疆彝族山村的一个爱情故事。小说{dy}章就把你紧紧抓住：七个美丽的彝族妇女正在山脚斜坡地的一片梯田里劳动，前方有一个陌生男人忽然沿着箐汫边的小路走下来。七个姐妹中最小最漂亮的林梅老远就从陌生男人穿的衣服裤子上(那是劳改农场统一发放的一种毛蓝布服装)认定“这男人是从劳改农场逃跄出来的”，便{dy}个冲上去“双手死力抱住陌生男人”，其她几个女伴也跟着冲上去。地里找不到捆绑犯人的绳子，林梅只好带头把自己的红腰带解下来，别的姐妹也学她解下红腰带，把逃犯死死捆住。彝族山里妹的红腰带，不是一般的腰带，而是裤带。整根带子用红布缝制，两端用其它颜色的丝线绣着极其美丽的图案。这种腰带对彝家女人来说特别神秘，男人是从来看不到女人的红腰带的．这就有了看见妹儿红腰带的男人注定要成为那妹儿丈夫的传说。因此，如果不是十分紧急、万不得已，林梅和她的姐妹们是不会解下她们的红腰带的。解下红腰带后，必须立即把裤子的腰口一卷．折一节小木棍别住，再一卷，裤子才不会松脱。七个姐妹在犯人面前解腰带、系裤子的紧张场面可想而知。
（扫描自文艺报2010年1月13日第6版“评论”）
| 已投稿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