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饭局之后，总有人还要安排点节目，有喜欢唱歌的朋友便强烈要求去歌厅。我唱歌不好，便没什么兴趣，有时候实在推脱不了，只好跟着过去。坐在歌厅里，喝酒是我的主要内容，喝得找不着北了的时候，也会拿起麦克风，狂呼一曲，所唱的歌最起码是十五年之前的。

十五年之前，港台文化已经攻陷大陆，在各个城市的夜总会里，歌厅的包间里，人们嘶吼的基本都是港台的流行歌曲，邓丽君的歌曲是许多人的喜爱，女人们喜欢唱，男人们喜欢听。

邓丽君，一个三十年前的台湾xx，一代真正的歌坛xx，在海峡两岸，尤其对大陆人民，其影响之大，是今天流行乐坛的新秀们以及那些以歌功颂德为事业的歌唱家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邓丽君的歌声传进大陆的时候，是中国人民刚从十年浩劫的恶梦中醒来之时，邓公小平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人们还不知所措。那时候，贪官污吏与座式马桶都如凤毛麟角，稀罕得很。极左的思维仍然残留在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头脑里，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人，是不苟言笑的，一张阶级斗争的脸，十分的惹人生厌，令人疏远，唯恐避之不及。对社会变革的要求开始于人们的面部表情。

与邓丽君的歌曲同时进入大陆的还有日本的电视机和录音机，电视机是黑白的，录音机是单卡或双卡的，双卡的是高级的，可以炫耀一番。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经常看到有追求时髦的年轻人手拎着一台双卡录音机，机子里播放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得意洋洋，招摇过市，这种行为被许多人鄙视，称他们为“傻逼青年”，但是，“傻逼青年”们并不自知，自以为是先进时尚的代表。

在当时，日本的黑白电视机人民币500元一台，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1979在中越边境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一条人命也是500元。失去儿子的父母，兜里揣着一个“光荣烈属”的证书， 听说买火车票不用排队，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亲哥在战争开始之前退伍复员了，没有被光荣，那时也找不到xxx的。

今天邓丽君的歌曲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在所有的音像制品商店里都有成套出售，便于粉丝们购买收藏。可在当时，能听一曲邓丽君的歌曲真的不容易，都是从有歪门邪道的朋友那里翻录过来的，听的时候还不敢把音量放大，怕街坊邻居说三道四，再传到单位领导那里去，被典型了。

其时，还有另外几位港台xx的歌曲与邓丽君的同时在坊间流传。但是，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唯独对邓丽君的歌曲情有独钟，把她的歌曲定调为靡靡之音，以为听这种歌曲，有让红色江山变颜变色的危险。有一次我在厕所里拉屎，蹲在那里挺辛苦的，随手翻看一本我父亲从单位里带回家的《支部生活》，里面有一篇文章，说邓丽君有国民党特务之嫌，她的歌曲是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前奏，是想从精神上腐蚀和软化大陆人民的革命意志等等云云，看得我胆战心惊，一个劲儿地反省自己是不是已经被腐蚀了。现在想起来这段子，不明白这有关部门是什么部门，有关人员是什么人员，怎么都跟从外星球来的动物一样。

“靡靡之音”是中国文人制造的一个词儿，享有xx彻底的自主研发知识产权，跟另一个词儿“盛世”一样，都让我感到恶心。算了，把中国文人暂且按下不表，懒得搭理他们。

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还在把邓丽君的歌曲当作洪水猛兽，严加防堵之时，中国女人在看了日本影星高仓健主演的《追捕》之后，即开始寻找中国的男子汉了。彼时的中国，天下无男人。一曲歌声，一个电影，使与世隔绝太久了的中国人开始了思想的历程，观念在悄无声息的改变。

在与邓丽君有关的日子里，所有的中国人民虽然看不到前景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内心深处充满了希望。原来的冤假错案一件件地被平反昭雪，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再返城之后纷纷相亲结婚，有一个九平米的小屋就拜天地造孩子，他们痛苦并快乐着。

在与邓丽君有关的日子里，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开始带着人民下河摸石头，都想做那只能逮着老鼠的猫。{dy}批个体经营者在争做万元户，考上大学的学子们牛逼烘烘，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那时的王朔还是个文学青年，对老作家们满怀崇敬之意；余秋雨也没有什么文化，根本就不敢把自己跟孔老二相提并论。

在与邓丽君有关的日子里，中国人民还以为党员干部是自己的公仆，他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那时，一个贪污了公款五十万的女人被枪毙了，一个与多名女人上床的影星被判刑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应该的，没有律师为这样的人进行辩护。

在与邓丽君有关的日子里，中国人民都爱看排球比赛，因为国家女排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那时，中国足球队把“冲出亚洲”作为目标梦想，他们还在认真的踢球，也没有黑哨，很多人无条件的支持他们，很傻，很天真。

在与邓丽君有关的日子里，我在干什么？想了很久，好像失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真的想不起来了。明天去音像制品商店，把邓丽君的歌曲买回来，一边听，一边慢慢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