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幅留在俄罗斯

与江苏电视台记者赴俄采访记实

一个民族以3500万人的牺牲与鲜血为代价、其中军人1800万铸就了人类抗争史上的辉煌史诗，这个民族的自豪是无愧的。

早在1995年的俄罗斯卫国战争五十周年胜利纪念日，置身在列宁格勒沸腾的人流中，热泪盈眶的我发过誓，十年后的60周年胜利纪念日，我将xx国内电视强势媒体，将这个民族艳丽骄傲的庆典展现给国人。为了实现这一宿愿，早在去年3月，我曾向俄罗斯驻华使馆表达了这一愿望。得到了使馆的支持。今年3月，当省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和卫视频道的两位负责同志得知这一策划时，我们三人一拍即合。不久，由苏果超市有限公司赞助了采访费用。由我的朋友，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xx主持人奥利亚（播音名谢尔巴克娃）帮助办理采访手续并向该台申请，经批准后报俄罗斯外交部同意入境采访。4月29日，我与电视台记者一行4人携带摄像器材登上了北京飞往莫斯科的班机。在我的行囊里藏着三面特制的长三米宽两米的大红幅，上面用中俄文写道：“苏联红军永垂史册，中国人民敬仰你们。”我的心愿是将这三面红幅分别敬献给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列士纪念碑。

当机身下出现了都市美丽的图画，我对着舷窗暗暗自语：莫斯科，你曾经点燃了几代中国人燃烧的激情，今天，我又一次向你走来……

莫斯科的钟声

已有1500万人口近400万辆小轿车400多个地铁车站的莫斯科城，镶嵌在一片绿色中。与10年相比，大街上的车更多，跑得更快，人们走的更匆忙。在纪念日临近前，市中心所有的尖塔建筑已整饰一新、闪闪发光。纪念战争胜利的宣传画展现在街头巷尾。

4月30日，我们在俄罗斯之声电台工作人员谢尔盖的陪同下来到红场无名烈士墓。这座象征1000万红军官兵英灵的墓碑前已铺满鲜花。在献花之后，我与奥利亚打开了红幅，引来众多俄国人的关注。不料几分钟后，一名xx斥责我不该在此地展示红幅，并收走了我的护照。我向xx解释，我们是中国记者，是来悼念烈士的。尔后拿出两盒南京雨花石纪念品塞到他手中，才了结了这桩麻烦。后来我终于明白，我们的悼念形式有问题。无名烈士墓是俄{gjj}纪念场地，国家元首来此悼念也只是献上花圈，从未有人敬献这么大的红幅。事后想想，此举在那里也算创下了悼念之最。我已用中国人的方式在那个神圣的场所表达了我与许多中国人的心愿。

采访中，一位身着当年军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战士走近我们，当得知我们是中国记者，老人神采奕奕地告诉我们，他曾参加过攻克柏林和解放我国东北的战斗。表示非常敬重中国人民，并赞美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道路。

5月1日，我们走进莫斯科斧首山胜利纪念馆，这座硕大精致的纪念馆是俄政府1995年为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花巨资建造的。在纪念馆每个xx战役的来客签名簿上，我先后五次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苏联红军付出的巨大牺牲、创建的丰功伟绩，永远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们。五次挥笔留言将这种情结与心愿，留在了俄罗斯{zd0}的战争纪念馆里，引来众多参观者的关注，我的心情显得格外舒畅。

我的红幅在红场未能留下，我仍在寻找献旗的机会。5月9日阅兵庆典结束的下午，俄之声广播电台人事部主任、曾是苏军中校的娃夏，邀请我们参加他兄弟三人悼念父亲的仪式。在新圣母公墓陵园里，在紧靠赫鲁晓夫黑白参半墓碑旁的绿草鲜花中，安葬着娃夏的父亲、一位前苏联将军。墓碑旁置放着长条桌，上面摆放着伏特加酒和夹着生咸肉的面包。娃夏的弟弟、56岁的俄空降兵上校、俄罗斯英雄沙沙，在听他二哥介绍了我的情况又得知我是专程来采访胜利纪念日的中国记者，高兴地紧紧拥抱着我，又拉着我与他的大哥、一位俄军上将、杜马议员合影留念。三兄弟拉着我的手这样说：中俄两国在一起，可以战胜任何强敌，中国人不怕美国，很了不起。当人们越聚越多时，我从包里拿出红幅。上校沙沙看完旗帜上的俄文所表达的意思，快速上前抓住红幅的一角，与我并肩拉展着长长的红幅，引来众多悼念的人们。娃夏激动地与他两位身穿军装的兄弟向红幅敬礼。而后，又站在红幅边合影留念。悼念仪式结束时，沙沙要求将这面红幅赠送于他做为的纪念。我高兴地收起红幅送给了这位俄罗斯英雄。

   由新圣母公墓返回住地时已是傍晚，此时，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再次敲响，这长鸣的钟声表达了对阵亡烈士与死难人民的哀悼。

                   列宁格勒的琴声

   列宁格勒——今天的圣彼得堡，当年仅有300万人口的都市被围困了三个零一个月，冻死饿死的居民近120万。从1941年8月下旬开始，德军投入70万大军、6000门大炮、4500门排击炮、1000架飞机、4个坦克师向该城发起猛攻。但德军未能攻破该城。位于城边的拉托加湖成为这座城市粮食、军火、伤员的{wy}运输生命线。这条长达100多公里的生命线曾为城区运送了36万吨物质和6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55万市民和伤员、3700辆车皮的工厂设备及大批文物珍品。

5月4日下午，我们赶赴距离该城40公里的拉托加湖，在距湖岸10公里的路边，一大群青少年围着8块竖立的碑石在听老师讲着什么，周围绸密的白桦树上都系着红领巾。走近得知，这8块碑石是1942年一位叫达尼娅的姑娘纪录了她一家8口人冻死饿死的时间。战后，政府将这个日记上的主要内容刻在碑石上，让子孙后代xx遗忘。仅仅半个小时，在这小小的碑石旁，接连驶入5辆大巴车，老人们带着孩子面色凝重、手捧鲜花。

   离开石碑约10公里，便来到拉托加湖口岸，这里是当年成千上万辆军车出入的{wy}通道。两道用水泥仿制的轮胎印痕，一座一米多高的纪念碑、一门架设在岸边的高炮和两道跨越空中象征着生命彩虹的雕塑，标志着这里曾经是列宁格勒生命之路的口岸。

   这{yt}离5月9日隆重庆典还有5天，悼念的市民已是接连不断，鲜花摆放了一层又一层。又一辆大巴停在湖边，数十位老人把鲜花插在高炮上，又饮用了少量的伏特加酒和夹肉面包，在两架手风琴伴奏下，他们翩翩起舞放声歌唱。歌舞声中，我意识到，献给列宁格勒的红幅应当在此时此地。于是，第二面红幅放在了湖边的高炮旁，一位挂着上校军衔的老人拄着拐杖，艰难地走近红幅弯腰阅读上面的文字，而后，直起腰向红幅敬礼。他告诉我，老人们都是60年前失去亲人的孤儿和战斗过的勇士，我们没有屈服，我们纪念是为了告诉下一代，俄罗斯是有力量的。

  聆听着熟悉的手风琴声，目睹着老人们欢快的舞步，站在这块曾经生死搏杀的土地上，尤其是当几位老人相拥着我，几双湿润的眼睛看着我，当我用俄语与他们同唱《喀秋莎》时，一种莫名的对苦难的伤感、对英雄的崇敬、一种深藏的情结与毫无准备的表露交织在一起，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在列宁格勒热泪盈眶。我生怕老人们产生误解，赶紧弯下腰双手捂着脸，但泪水止不住奔涌而出。一位老大妈拍着我肩问道：你怎么了。我用俄语回答：对不起，请理解我。

斯大林格勒的歌声

5月7日下午，图134型飞机经一个半小时航行非常平稳地降落在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在启程前我曾说过，这次赴俄采访如果不到斯大林格勒，将会留下终生遗憾。因为，那里曾经是燃烧的城市，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整个苏联命运的城市。在当年200天的大战中，德军损失150万人、3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3000架飞机。

镶嵌在蓝色宽广的伏尔加河边上的这座英雄城市绵延80多公里，没有现代高层建筑，花草树木相伴着苏联时代的建筑，给人一种往日梦境般的感觉。纯朴的市民步履悠悠、表情和善、整个城市显得格外宁静安详。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该市{zd0}的纪念碑母亲山，山顶上巨大的雕像距地面1000多公尺。山体两边雕塑着栩栩如生的战士形象，在一个碑石上，记录着当年战士们写给斯大林的信：在伟大的战役的激烈时刻，在浓浓的炮声和飞机的怒吼声中，在映红了伟大的苏联伏尔加河陡峭河岸的火光中，我们请您转告苏联人们，我们的士气空前高昂，我们的双手在不停地打击敌人……。缓步行进中，一位挂着勋章、衣着陈旧、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旧铁箱的老人请我帮助他登上主碑。同行中，老人告诉我他已84岁，专程由乌克兰赶来，希望临终前{zh1}一次看看伏尔加河，看看当年血腥战斗过的地方。然而，他在我的搀扶下仍力不从心，他无奈地坐在石椅上喘着粗气、含着泪水向我们告别。

来到市中心大街上，上百位身着当年苏军雨披、头戴船型军帽的女学生向行人赠送战争胜利纪念品。我上前询问，要不要钱，几位漂亮姑娘回答：不要钱。我又问你们是女兵吗，她们微笑着自豪地答道：不，我们是伟大胜利的子孙。

当天中午，在市中心烈士纪念碑前人群最多的时候，我将第三面红幅铺放在台阶上，三面红幅留在了三个英雄的城市，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喃喃自语：苏联红军烈士们，今天，一个敬重你们的异国男人终于实现了宿愿，你们永垂不朽。

在即将返回莫斯科前的下午时分， 我们来到伏尔加河边，当年由战士巴甫洛夫率领一小队战士死守了两个多月的面粉厂大楼，如今，依旧留着原始的弹痕供人们纪念观赏。走在伏尔加河边，几百位老战士在游船上歌声嘹亮，他们在河上欢庆胜利，悼念战友。我惊喜的听到那歌声中熟悉的俄语：起来！巨大的国家，作决死斗争，让正义的愤怒像巨浪滚滚沸腾……。

在即将回国的当天下午，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派专人采访了我，主要话题是，你们中国人怎么看待中俄友谊。我一口气回答完采访的所有问题。结束时，我讲了两个真实的故事。195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xx主持人张月病重弥留之际，当周围的同志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他说你们再为我唱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吧。于是，在这首歌声中他告别了人世。第二个故事，1969年秋冬，珍宝岛中苏边境刚刚打过仗，一个暴风雨的傍晚，一只小船在乌苏里江被风吹到了我国界内，眼看就要翻船。屯恳在江边的两位年仅18岁的上海知青见船上有人，便跃入冰冷的水中把船推向岸边。 救下一位17岁的苏联姑娘。在当时，两位知青冒着通敌叛国罪的危险，为这位姑娘找来御寒的衣物和食物，为了让姑娘在惟一的草屋里休息，他俩整夜倦宿在屋外。第二天风平浪静的早晨，将这位姑娘送到苏方江界，事后，受到严厉处罚的一位知青，不堪忍受当时的精神折磨，用背包带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如果那位被救的苏联姑娘还活着，今年应当五十多岁了。她哪里知道，一位中国的小伙子为了救她早已离开人世。故事讲到这里，采访我的俄电台女记者奥利娅已泪流满面。

献花、送幅、唱歌、流泪、采访与被采访，短短十几天，我的这一情结在那块土地上宣泄得淋漓至尽。

回国后的5月14日晚8时10分，我接受采访的节目已由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华人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