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监房和狱友

    我被正式逮捕以后，渐渐的关心起周围的人和事来了。

    在我们监房中，我是第七个“囚犯”。第七个位置就在厕所边。如果人多，在七个横铺的走道边，还可以加上两个竖铺位。这个监房可以放上九张单人小草席，每个人占一张小席子的面积。

    我在看守所期间，见到过我们监房人最多时有10个。七个横放的小草席叠在另一张小草席上，也就是每人半张多一点小草席的宽度，才可以挤下去。人少的时候，只有4个人，睡的地方就很宽敞。但好日子不长。

    比起男监来，女监就好多了。听说男监挤的时候，称睡觉是“排带鱼”，都是侧着身子睡的。夜间起来小便后，就无法再躺下去了。

    监房有四米多高的天花板，墙顶正中有一个九寸的摇头风扇。每个监房的摇头扇都发出不同的声音，管教们称之为“小鸟叫”。这种声音哪里像小鸟的悦耳鸣叫。这种吱吱的高频机械声，简直让人烦躁不安。

    而不开风扇，又闷热得难受。摇头风扇的开关，由看守统一控制（监房里没有任何开关插座）。看守们一般是一年开一次关一次。也就是说，开了就不关了，关了也就不开了。

    入秋以后的气候，昼夜温差变大了。有时是凉飕飕的阴冷，有时又火辣辣的燥热。因此，大家只好忍受着。天确实冷了，大家才一致要求把风扇关了。关了之后，就不给再开了。要到第二年的热天才开。

    我这个常年咳嗽的瘦个子，早就忍受不了那吱吱呀呀的摇头风扇。天凉时，又避不开吹过来的凉风。

    天花板上顶上，用网罩罩着一盏长年不灭的灯泡。不管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总是那么一点亮光。当灯泡坏了以后，我们故意不报告，以享受一下黑暗的安宁。

    监房的南北有约二米宽的走廊，走廊上一长排窗口。一年四季，晚上七点开窗，早上九点关窗。哪怕是冬天摄氏零下5度的刺骨的寒风往监房里面灌，夏天里面闷热到摄氏38度，一概不能随便开窗和关窗，永远不改变。

    监房里面的规矩，晚上睡觉，头要露出来，不能蒙头睡。任凭北风吹、雨打湿、刺鼻的橡胶味熏（看守所北面，有一个解放军驻扎的xx的第三产业，做橡胶鞋底的工厂）。北风吹的日子，我们早晨起来鼻孔都是黑黑的。

    走廊的墙壁上写着一些标语：如“浪子回头金不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宁静致远”等，还有一些xxx语录：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呀，什么人民战争的。

    房间{dy}个铺位是白发苍苍的江姐，她已经56岁了。她来这个监房已有一年多了，受当官丈夫的牵连。后来被法院判决免于处罚，白白关了两年多。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过年前，检察院来人提审她。那是非常寒冷的{yt}，牢房门打开，管教叫到她的番号时，她楞了半天，还在问，“是叫我么？”

    她已经半年多没有出过监房了。听到管教回答是叫她时，她就浑身颤抖，难以自制。

    我们监房里的女囚都笑话她，管教也笑她问：“你为什么发抖呀？”

    江姐说：“我也不知道呀。”

    后来，我们还经常以此作为聊以解忧的笑谈。

    江姐回来说：提审她时，一楼提审室满员了，要她上二楼提审室去，但她走不上去了。

    第二个铺位，马玉晖狱友，她和江姐同岁，也是白发苍苍了。她们开庭时很热闹，有7个被告。她是判得最轻的一个，是最长时间的缓刑。

    马玉晖的同案犯，邻居黄阿姨被判了八年，是判得最重的一个。黄阿姨曾经患过癌症，做过五次手术，但她那张红苹果似的圆脸，却始终带着微笑。她给我们这些苦瓜脸带来了春天，带来了明媚的阳光，带来了生机盎然。黄阿姨的两个女儿，也分别被判了4年和3年。大女儿在即将举行婚礼前被抓了进来的。黄阿姨的丈夫每月东奔西走（她们母女三人关在不同的看守所）给她们送生活必需品。

    马玉晖家二楼的邻居邻居葛老师比她年轻，被判了6年。

    听说她们邻里间助人为乐，真诚善良。我实在想不通为何要判处这些妇道人家以重刑。

    我被释放回家后，曾去松江女子监狱看望过狱友。也曾想去看望葛老师，但不许我去探望。事后听说她一直在监狱里的日子很难过，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且和刑事犯们关在一起。

    葛老师关进监狱不到两年，身体就xx跨掉了。直到临死前{yt}，狱方才给她的家人打电话，说允许家人把她从提篮桥监狱医院领回去。

    家属突然得此电话，非常高兴，去提篮桥监狱医院接她出来。才知道她病的很重，便直接送往医院。但没到第二天，葛老师就死了。

    医生质问葛老师的家人说：“为什么不早点送来？”但葛老师的亲人却无法回答。

    她们的罪名都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让我睡厕所边的值班的囚犯叫陆林芳。比我大一岁。她开庭时，前去傍听的人也很多。她是因非法集资罪被抓进来的，后来判了五年。

    陆林芳原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后来公交车大都改为自动投币了，她就失业了。陆林芳告诉我说，做这个（集资）赚了很多钱。如果这次判的时间不长，出去后还要做。

    陆林芳上面的管理层，有一名男主犯与一名女主犯，男的是原武汉团市委的团干部，听说组织能力非常强。40岁。他们涉嫌非法集资4.3亿多元。在对那个女主犯抄家时，在他的大厨里抄出成捆成捆的钞票，有上千万元现金。由于还有钱款没有追查到，所以一直没有对男女主犯宣判。

    后来那个团干部在哄骗和压力下，交待出了七千多万元赃款的窝藏地点。公安局和检察院把这些告诉了女主犯段登丽，段登丽就没有什么主意了。

    她想，他什么都供出来了，自己也要争取留条性命，也交代xx万钱财窝藏地点。但还有1.4亿元下落不明。

    过年前，除夕夜那天。我们监房隔壁的牢门打开了，管教在叫与陆林芳同案的那个女主犯段登丽出来。

    段登丽问：“什么事？”

    管教回答：“开庭。”

    段登丽啰嗦了一句：“今天开什么死人庭呀！”

    过了不久，段登丽从法院回来了。管教立刻拿来了xx脚镣，脚镣铁链拖在水泥地上发出一串金属脆响。原来，段登丽被宣判了死刑。那年她32岁。

    其实，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的惯例。节日前总要抓一批，杀一批。因此，节日前的监房往往爆满。平常之时，一般性犯罪都不抓。但一股风刮来，就抓进来一大片。有很多人都是这股风刮进来的，从而制造了大量冤案。

    我想，什么时候不再利用节日“从重从快”了，就说明我们的法治有所进步了。

    段登丽被判处死刑后，xx脚镣一直戴她在身上，日夜不分离。她噩梦不断，夜夜不安宁。因此，律师带给她买了一套的红色运动衣裤，穿在身上，说可以避邪，但也未能如愿。死到临头了，还想用红色保住性命。殊不知红色正是血腥的颜色。

    临刑前三天，辛巴让段登丽写一式三份的遗嘱，并告诉她，在允许的范围内，她需要什么食品都可以满足她。

    段登丽告诉辛巴，在这里的一切物品全部不要了。她给儿子的遗言，要待儿子满18周岁（当时年仅9岁）以后才能交给他。仅留下一封给儿子的信。

    段登丽已在看守关了将近四年（判决死刑后，在两年后执行的）。临刑前，听说最厉害的女狱警官辛巴也落泪了。

    平时，任何人看到辛巴都感到害怕，被狱友们暗地里称之为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辛巴骂人的泼辣凶狠劲，天下没有几个女人能赶得上，足可以称得上泼妇骂街。{dy}次听到她骂狱友时我也哭了，因为她骂人时会把监房里的人都骂进去，如“你们想出去吗？外面阳光明媚，空气新鲜。呸，你们想都不要想”。

    是呀，我们很少能见到阳光；也很少能吹到春风，400天里我放风三次。

    第四铺位的囚犯叫许红，40多岁。她在上海郊区租用当地区政府的房子，和广东男友共同开一个（其中有男女共浴的）娱乐场所。听她说生意很好。200多万元的投资，一年多就全部收回来了。

    许红悄悄地告诉我，她的娱乐场的主顾，大多是市区有官帽身份的人在那里“休息”。

    许红有保护伞，男女共浴的娱乐场所开业两年多。但有{yt}，当地有人通风报信，关照她夜间有公安来巡视。但因为经常有这样的检查，时间一久，她就麻痹大意，放松了警惕，而没有避开。她就被抓住了，就关了进来。

    我没有看到许红的忧戚面容，她反而是常常嘻嘻哈哈，很开心的样子。也许她心里有底，所以她才不怕。

    早晨起来，许红喜欢双手合十，隔着走廊，面对窗外的天空叨叨祈祷。被密管教看见后就会骂她，不许她这样做。辛巴有时看到她嘻嘻哈哈，也经常挨辛巴的骂。

    有一次，辛巴把她父亲送来的食品丢给她，仍看到许红嘻嘻哈哈的样子。辛巴就骂开了：“看在你可怜巴巴、老泪纵横的70多岁的老父亲面子上，才把你老父亲给你的东西带进来给你（食品，家属不能送进来的），你却在这里嘻嘻哈哈，你知道你的老父亲有多么可怜……”

    从此，许红好像长大了些似的。她告诉我，她有三个哥哥，她和她三哥是龙凤双胞胎，她是爸爸的宝贝心肝，爸爸很宠爱她惯着她，什么事情都依着她，还给她递烟斟酒呢。

    许红被关了进来，她是有思想准备的。她的律师说她最多五年。如果运气好，就可以判个缓刑。但那天法院判决回来后，她终于大哭起来了。

    狱友问她判了几年，她用手做了一个七年的手势。

    这{yt}，许红整整哭了一昼夜，我们都没有睡好。密管教怕出事，不断的过来看她的情绪。给她吃了几片安眠药，也没有什么效果。

    第五个铺位的名字忘了。30岁左右。听她自己说，她给xx行了小贿5000元，可能不够判刑。满30天放出去了。

    第六个铺位，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她叫金铃，24岁。刚从加拿大回上海的留学生，刚下飞机，就被公安带进来了。

    1997年时，刚满18岁的她，在“金色年代”做服务生。她在一次陪广州和北京的客人时，为客人少付100元小费，引起了争吵。广州男人掴了她的耳光，她拿起酒杯回击，向那男人砸了过去，当场把广州男人的眼珠子砸出来了。

    当时对她拘留了30天后，就放出去了。相隔四年了，借着“从重从快”的“东风”，xx当局要把她的案子做个了结。因此，去找她家，没想到她家已经动迁了。但xx还是找到了她爸爸，得知她已经在加拿大读书了。

    公安局让她爸爸告诉她，让她给公安局打个电话。小姑娘给公安局打去了电话。公安局问：“最近好吗？想知道我们四年前对你的处理的案件满意吗？”

    小姑娘说：“很满意的。”

    公安局再问她：“什么时候回国？”

    小姑娘说：“每年回来两次。”

    就在911前一周，她从加拿大回到上海，在入境口，机场公安就收缴了她的护照，让她在一边等着。然后，她就被公安送到看守所来了。

    我对法律稍有了解，让她和律师说，可以把她的案子做成刑事附带民事案。对被害人赔款后，刑事责任可以从轻判决。掉了一个眼珠子，肯定是重伤。{zg}可以判处7年。她父亲找到了被害人主动提出赔款。小姑娘自己准备赔款20万元，她说在加拿大赔50万元也过不去的。

    开庭前，小姑娘希望我帮她写自我陈述，我没有同意。我让她自己写好后，帮她看看，再提出修改意见。

    小姑娘的自我陈述写了十点，全是极尽全力为自己辩护的言辞。

    我看后，帮她改成了四点，且全是赔礼道歉的意思。但小姑娘不同意这四点自我陈述。

    我就跟她说，这种意外伤害的案子，被害人和法院主要就看你的悔过态度。态度很要紧的。你已经重伤了人家，纵有一百个理由，也成了被告了。既然赔款了，应当有一个好的态度。否则，你赔什么款？如果你愿意坐7年牢，就不要赔礼道歉了。到那时，你出来已经31岁了。

    后来，到了在法庭上，小姑娘还是按我意见修改的自我陈述。

    她从法院回到监房后，很感谢我，并兴奋地跟我叨叨不休。说肯定可以获得轻判了。

    过了几天，小姑娘在凌晨醒来时，脑子里跳出来一个“辽”字，她又高兴的跟我说，她要走了，让我把电话留给她。

    我还真的有点不想和她有什么联系，帮她修改自我陈述前，小姑娘心情很坏，还跟我沤了一场气。

    两周后，在过年前。小姑娘被宣判赔款12万，缓刑四年。

    以后的时间里，我接触到50多名被囚者，被判以重刑的除了潘爱华15年刑期和许红的7年，其他大多数是短刑期的。更多的人都是被教训后在逮捕前释放了。但我却似一个重刑犯，看着其他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按照程序都了结了，唯独我什么程序也走不完。每个程序都拉到最长，以至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规定的时间可以羁押了，才把我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