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5日，对王国祥的采访是分两段进行的。
先是下午2点30，湘潭环保协会开会前，其他骨干会员在会议室做准备的时候，王国祥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办公室。采访了20分钟后，王国祥示意他要去开会了，会议的主议题是“讨论2010年湘潭环保协会的工作安排”。问王国祥是否可以旁听，被拒绝了。原因是“有环保局的领导出席”，怕领导以为他把记者请来是“别有用心”。王国祥建议晚上等他们散会后，继续采访。
王国祥和其他湘潭环保协会的会员开会的时候，我们去了十八总附近的望衡亭。据说在晴天能见度很好的时候，望衡亭东南方向望过去，可以看到衡阳。我们到望衡亭的时候，天继续晴着，但能见度不是很好，视线里最清楚的是湘江河里的挖沙船，挖沙船再往东南一千米左右，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望衡亭南一百米左右的湘江岸边，是一个简陋的茶棚。茶棚老板是个络腮胡的大高个，身板挺直。“一块钱一杯。”茶棚老板强调，没请伙计，他自己把足有1000毫升的大茶杯端到了我们桌上，“茶叶很便宜，水又不要几个钱。”
和我们一起在茶棚喝茶的，有七桌。除了一对情侣模样的男女纯粹在聊天外，其他都在打牌、嗑瓜子。嗑得口干舌燥了，茶杯盖子一揭，俯首把嘴就到杯沿，大口茶嘘嘘地就到了嘴里。茶棚里的人大多这样喝茶。喝得毫无顾忌，毫无戒备。
湘潭环保协会的会议是傍晚6点左右结束的。电话里和王国祥再次约好的时间是晚上7点，地点还是在湘潭环保局三楼环保协会的办公室。因为堵车，我们晚到了10分钟。湘潭市环保局三楼，我们只看见环保协会的理事长刘德莲和王秀连，他们还在讨论将要托省人大代表递交环保问题的议案中的措辞。打电话告知王国祥我们已经到了。王国祥说他“有点私事”，让我们稍等。
一刻钟后，王国祥出现了，“刚去买了一件水。”王国祥解释。王国祥买的这件水是瓶装纯净水，“女儿上个月从美国回来，在那边五六年了，回来什么都不习惯，出门要戴口罩，喝水要喝瓶装水，说污染很严重。”
64岁的王国祥就是湘潭本土人，老家就在城郊的伍家花园。09年春节后，王国祥从城里回到伍家花园，“我现在在家里喝的，是自己井里打的水。以前一直喝的自来水”，“我们定了规矩，自己不能拒绝用自来水，要污染大家一起污染，天天喝纯净水谁知道你能做环保做多久”。
之前从相关报道的了解，王国祥最早关注湘江的环保、特别是镉的污染，是2004年。1月25下午，王国祥说他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环保问题了。
上世纪70年代的王国祥是湘潭长征乡的农技站的站长，“做农业技术的推广”。这个时候的王国祥因为业务的关系，对日本因镉污染造成的痛痛病和农药六六六对人体的危害有所了解。痛痛病是1955年被命名的一种病。这种病最早发生在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发病者全身非常疼痛，终日喊痛不止。1960年证实和神通川的镉污染有关，是镉中毒。神通川流域的河水、稻米、鱼虾中富集大量的镉，这些镉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富集下来，使人体骨胳中的钙大量流失，导致病人骨质疏松、骨胳萎缩、关节疼，因而痛痛病又称为骨痛病。
“70年代我们主要是关心食品安全问题，对环保本身还没考虑到。”王国祥回顾过去时说。上世纪70年代，农技站长王国祥曾试过不用农药化肥种植水稻，但产量“只有用农药化肥的三分之一”。考虑到产量的问题，王国祥的试验没有得到推广，“当时主要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不是吃了会有什么不良后果的问题”。
后来，随着职务升迁，王国祥差不多淡忘了曾经了解到的镉污染和痛痛病，直到2004年9月。
这年9月，身为湘潭市人大财经委委员的王国祥被指定到环保局听取环保局长的述职评议。“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就是这个地方。以前就是桌椅好些，现在的桌子是烂家伙，我们到别个那里要的。”王国祥指的这个地方是指他接受采访的办公室，回忆当年的情景，“当年的局长黄常见，他述职，他讲到，当前湘江水里面镉污染很严重。”
曾深知镉污染对人体危害的王国祥听到后心里就“猛地惊了一下”，问黄常见镉污染的来源主要是哪里。黄常见回答说主要是株洲。
稍后的湘潭市人大常务会，王国祥汇报了镉污染的情况后，“要组织一批人去株洲游行，他们把我们的饮用水污染了”。王国祥的游行计划得到了当时人大常委会的一位刘姓副主任的支持，说如果王国祥真的组织游行，他也“报个名”。王国祥做游行前的准备的时候，有人劝他：“你组织人到株洲去游行啊，株洲就会上报到省里，省里就会打电话到湘潭，要人把你们接回来。”游行计划最终流产。
按制度，王国祥应该是2006年退休的。但是04年，王国祥“提前离岗”，位置给年轻人“让了出来”。“没了办公室”的王国祥04年9月起，注意力由“关注财政经济发展情况”转到“关注水污染的问题”。
王国祥开始从“两个方面”做工作。{dy}个是“镉污染这么严重，为什么市政府不引起重视呢”，王国祥解释，之所以从市政府着手，是因为他是参加人大活动比较多的一个代表，“根本冇看到市里头公布镉污染的情况”，王国祥试图了解政府这块对环境的监察系统的运转情况。王国祥第二个要做的工作是“了解到底是哪些企业在湘江里排镉”。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王国祥了解到“政府有三个机构对饮水质量负有责任”，“一是环保局，一个是水文局，还一个就是卫生局的疾控中心”，“环保局管段面，水文局管流域，对自来水符不符合标准，最终发言权在疾控中心”。
了解后的结果让王国祥很吃惊，“按照当时的标准，疾控中心对水源的检测，一年做两次就够了”。
王国祥看了疾控中心03和04年对水源的监测数据，发现“没做镉的检测”，理由是“它所有的单子里，镉的含量都是刚好符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是毎升不得超过0.005毫克。王国祥看了数据后，“无名火就来了”。
王国祥当即就想发飙，但是后来还是忍住了，“当时事情闹大了，要处分人，肯定就只是处分化验员，这个不只是化验员的问题”。
王国祥随即联合湘潭安国珠宝的老板汪孝仁、王秀连等代表一起，把湘潭市水文局、环保局、疾控中心、自来水公司、质量技术监督局等所有能够检测出水里含镉的单位，都“召集”在一起，统一到湘江取样，检测。王国祥说他此举意在对这些单位说“你们过去做的检测，数据不对，是因为你们工作失职”。此外，王国祥们还把样送到了湘潭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检测结果，同一取样点，各单位检测出来的镉含量相近，证明“这些单位都能做镉污染的检测”。
这次之后，王国祥和他的志愿者同伴每个月到湘江取样两三次到疾控中心去检测。检测的结果，王国祥记得，“当时的二水厂几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镉污染”。
虽然在湘潭还未见有人像日本神通川流域的人那样患痛痛病，但王国祥还是忧心忡忡，“镉污染对人体的危害，根据我们咨询专家和看相关资料，至少要10年后，一般是三十年到五十年后才能发生后果”；“中国还没人对镉污染进行系统研究，即使有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也不能发布”。
王国祥和他的支持者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调查含镉的污染物的排放口，试图通过减少污染源来减少湘江里的镉含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主要镉污染的排放，锁定在三个地方：株洲的霞湾，湘潭的易俗河、竹埠港。
因为担心自己的调查结果不够xx，王国祥利用自己的人大代表身份请来了省水利厅的监测专家。04年11月，在株洲霞湾，省水利厅的专家和王国祥每两小时取一次样。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当惊人，霞湾每天要排放200到300公斤镉到湘江。
这以后的每年湘江枯水期，王国祥和环保协会的志愿者都会去霞湾等地取样。每次行动，都是晚上偷偷去的。为防止有会员给企业通风报信，参加取样的会员，要求统一坐一辆车。如果有两辆车行动，则把所有会员的手机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王国祥并不担心有企业会报复，因为“河边上没什么人”，“没人知道是谁去取的样”。取样检测后，王国祥把相关数据告知给环保局等部门，“有时候会对这些企业罚款，最多的一次罚过50万”。
王国祥对处罚结果不是很满意，但是也只能接受。有企业被罚之后，知道了厉害，有时会主动请相关职能部门去检测他们的污水排放。有一次，王国祥和湘潭市环保局应邀去一家企业检测。结果发现其排放物中镉的含量和附近井水中的镉含量一样。“明显是有鬼。”王国祥记住了这家企业。随后的一次偷偷采样，其镉含量超标惊人。
06年1月6日，出大事了。这天晚上，王国祥们去株洲湘潭交界处的马家河取样回来。7日凌晨2点多，王国祥接到了湘潭市领导的电话，问才取回来的样去化验没有。王国祥说没有，还来不及。王国祥等三名人大代表赶到环保局办公室的时候，省环保厅的厅长和湘潭市主要领导都在。原来，某企业的一条排污沟因质量问题在一阵暴雨后垮塌，污水没经处理就直接到了湘江。
“这天，我们自来水的源水里头的镉超标20多倍。”王国祥回忆，“自来水还没来得及检查。”面对源水的镉超标数据，是全市停水还是照常供水，当时的领导再三思考后，为避免民众恐慌，决定照常供水。
王国祥对领导的决定表示理解，“要是时间充足，给大家解释下停水的原因，应该要停水的。当时离天亮就两三个小时了，市民起来就要打开水龙头做饭了。他们打开水龙头看不到水，城里不会乱了去？那可能会出更大的事。”
06年1月6日的大事之前，王国祥对广东北江韶关段发生的一起镉污染事件很关注。韶关的镉污染发生在05年的12月15日。王国祥对广东省处理这次镉污染的一系列举措赞不绝口：“他们一个副省长坐镇英德，包了一个大酒店，召集了很多化验员和媒体记者，24小时不停监测，媒体每天报道一次监测结果，直到一个月后，镉含量达到国家标准才撤。”
王国祥做了个对比：“有一次我给一个部门打电话，说湘江镉污染，接电话的那个年轻人问我镉是什么.”
明确环境的不一样后
先是下午2点30，湘潭环保协会开会前，其他骨干会员在会议室做准备的时候，王国祥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办公室。采访了20分钟后，王国祥示意他要去开会了，会议的主议题是“讨论2010年湘潭环保协会的工作安排”。问王国祥是否可以旁听，被拒绝了。原因是“有环保局的领导出席”，怕领导以为他把记者请来是“别有用心”。王国祥建议晚上等他们散会后，继续采访。
王国祥和其他湘潭环保协会的会员开会的时候，我们去了十八总附近的望衡亭。据说在晴天能见度很好的时候，望衡亭东南方向望过去，可以看到衡阳。我们到望衡亭的时候，天继续晴着，但能见度不是很好，视线里最清楚的是湘江河里的挖沙船，挖沙船再往东南一千米左右，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望衡亭南一百米左右的湘江岸边，是一个简陋的茶棚。茶棚老板是个络腮胡的大高个，身板挺直。“一块钱一杯。”茶棚老板强调，没请伙计，他自己把足有1000毫升的大茶杯端到了我们桌上，“茶叶很便宜，水又不要几个钱。”
和我们一起在茶棚喝茶的，有七桌。除了一对情侣模样的男女纯粹在聊天外，其他都在打牌、嗑瓜子。嗑得口干舌燥了，茶杯盖子一揭，俯首把嘴就到杯沿，大口茶嘘嘘地就到了嘴里。茶棚里的人大多这样喝茶。喝得毫无顾忌，毫无戒备。
湘潭环保协会的会议是傍晚6点左右结束的。电话里和王国祥再次约好的时间是晚上7点，地点还是在湘潭环保局三楼环保协会的办公室。因为堵车，我们晚到了10分钟。湘潭市环保局三楼，我们只看见环保协会的理事长刘德莲和王秀连，他们还在讨论将要托省人大代表递交环保问题的议案中的措辞。打电话告知王国祥我们已经到了。王国祥说他“有点私事”，让我们稍等。
一刻钟后，王国祥出现了，“刚去买了一件水。”王国祥解释。王国祥买的这件水是瓶装纯净水，“女儿上个月从美国回来，在那边五六年了，回来什么都不习惯，出门要戴口罩，喝水要喝瓶装水，说污染很严重。”
64岁的王国祥就是湘潭本土人，老家就在城郊的伍家花园。09年春节后，王国祥从城里回到伍家花园，“我现在在家里喝的，是自己井里打的水。以前一直喝的自来水”，“我们定了规矩，自己不能拒绝用自来水，要污染大家一起污染，天天喝纯净水谁知道你能做环保做多久”。
之前从相关报道的了解，王国祥最早关注湘江的环保、特别是镉的污染，是2004年。1月25下午，王国祥说他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环保问题了。
上世纪70年代的王国祥是湘潭长征乡的农技站的站长，“做农业技术的推广”。这个时候的王国祥因为业务的关系，对日本因镉污染造成的痛痛病和农药六六六对人体的危害有所了解。痛痛病是1955年被命名的一种病。这种病最早发生在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发病者全身非常疼痛，终日喊痛不止。1960年证实和神通川的镉污染有关，是镉中毒。神通川流域的河水、稻米、鱼虾中富集大量的镉，这些镉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富集下来，使人体骨胳中的钙大量流失，导致病人骨质疏松、骨胳萎缩、关节疼，因而痛痛病又称为骨痛病。
“70年代我们主要是关心食品安全问题，对环保本身还没考虑到。”王国祥回顾过去时说。上世纪70年代，农技站长王国祥曾试过不用农药化肥种植水稻，但产量“只有用农药化肥的三分之一”。考虑到产量的问题，王国祥的试验没有得到推广，“当时主要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不是吃了会有什么不良后果的问题”。
后来，随着职务升迁，王国祥差不多淡忘了曾经了解到的镉污染和痛痛病，直到2004年9月。
这年9月，身为湘潭市人大财经委委员的王国祥被指定到环保局听取环保局长的述职评议。“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就是这个地方。以前就是桌椅好些，现在的桌子是烂家伙，我们到别个那里要的。”王国祥指的这个地方是指他接受采访的办公室，回忆当年的情景，“当年的局长黄常见，他述职，他讲到，当前湘江水里面镉污染很严重。”
曾深知镉污染对人体危害的王国祥听到后心里就“猛地惊了一下”，问黄常见镉污染的来源主要是哪里。黄常见回答说主要是株洲。
稍后的湘潭市人大常务会，王国祥汇报了镉污染的情况后，“要组织一批人去株洲游行，他们把我们的饮用水污染了”。王国祥的游行计划得到了当时人大常委会的一位刘姓副主任的支持，说如果王国祥真的组织游行，他也“报个名”。王国祥做游行前的准备的时候，有人劝他：“你组织人到株洲去游行啊，株洲就会上报到省里，省里就会打电话到湘潭，要人把你们接回来。”游行计划最终流产。
按制度，王国祥应该是2006年退休的。但是04年，王国祥“提前离岗”，位置给年轻人“让了出来”。“没了办公室”的王国祥04年9月起，注意力由“关注财政经济发展情况”转到“关注水污染的问题”。
王国祥开始从“两个方面”做工作。{dy}个是“镉污染这么严重，为什么市政府不引起重视呢”，王国祥解释，之所以从市政府着手，是因为他是参加人大活动比较多的一个代表，“根本冇看到市里头公布镉污染的情况”，王国祥试图了解政府这块对环境的监察系统的运转情况。王国祥第二个要做的工作是“了解到底是哪些企业在湘江里排镉”。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王国祥了解到“政府有三个机构对饮水质量负有责任”，“一是环保局，一个是水文局，还一个就是卫生局的疾控中心”，“环保局管段面，水文局管流域，对自来水符不符合标准，最终发言权在疾控中心”。
了解后的结果让王国祥很吃惊，“按照当时的标准，疾控中心对水源的检测，一年做两次就够了”。
王国祥看了疾控中心03和04年对水源的监测数据，发现“没做镉的检测”，理由是“它所有的单子里，镉的含量都是刚好符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是毎升不得超过0.005毫克。王国祥看了数据后，“无名火就来了”。
王国祥当即就想发飙，但是后来还是忍住了，“当时事情闹大了，要处分人，肯定就只是处分化验员，这个不只是化验员的问题”。
王国祥随即联合湘潭安国珠宝的老板汪孝仁、王秀连等代表一起，把湘潭市水文局、环保局、疾控中心、自来水公司、质量技术监督局等所有能够检测出水里含镉的单位，都“召集”在一起，统一到湘江取样，检测。王国祥说他此举意在对这些单位说“你们过去做的检测，数据不对，是因为你们工作失职”。此外，王国祥们还把样送到了湘潭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检测结果，同一取样点，各单位检测出来的镉含量相近，证明“这些单位都能做镉污染的检测”。
这次之后，王国祥和他的志愿者同伴每个月到湘江取样两三次到疾控中心去检测。检测的结果，王国祥记得，“当时的二水厂几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镉污染”。
虽然在湘潭还未见有人像日本神通川流域的人那样患痛痛病，但王国祥还是忧心忡忡，“镉污染对人体的危害，根据我们咨询专家和看相关资料，至少要10年后，一般是三十年到五十年后才能发生后果”；“中国还没人对镉污染进行系统研究，即使有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也不能发布”。
王国祥和他的支持者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调查含镉的污染物的排放口，试图通过减少污染源来减少湘江里的镉含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主要镉污染的排放，锁定在三个地方：株洲的霞湾，湘潭的易俗河、竹埠港。
因为担心自己的调查结果不够xx，王国祥利用自己的人大代表身份请来了省水利厅的监测专家。04年11月，在株洲霞湾，省水利厅的专家和王国祥每两小时取一次样。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当惊人，霞湾每天要排放200到300公斤镉到湘江。
这以后的每年湘江枯水期，王国祥和环保协会的志愿者都会去霞湾等地取样。每次行动，都是晚上偷偷去的。为防止有会员给企业通风报信，参加取样的会员，要求统一坐一辆车。如果有两辆车行动，则把所有会员的手机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王国祥并不担心有企业会报复，因为“河边上没什么人”，“没人知道是谁去取的样”。取样检测后，王国祥把相关数据告知给环保局等部门，“有时候会对这些企业罚款，最多的一次罚过50万”。
王国祥对处罚结果不是很满意，但是也只能接受。有企业被罚之后，知道了厉害，有时会主动请相关职能部门去检测他们的污水排放。有一次，王国祥和湘潭市环保局应邀去一家企业检测。结果发现其排放物中镉的含量和附近井水中的镉含量一样。“明显是有鬼。”王国祥记住了这家企业。随后的一次偷偷采样，其镉含量超标惊人。
06年1月6日，出大事了。这天晚上，王国祥们去株洲湘潭交界处的马家河取样回来。7日凌晨2点多，王国祥接到了湘潭市领导的电话，问才取回来的样去化验没有。王国祥说没有，还来不及。王国祥等三名人大代表赶到环保局办公室的时候，省环保厅的厅长和湘潭市主要领导都在。原来，某企业的一条排污沟因质量问题在一阵暴雨后垮塌，污水没经处理就直接到了湘江。
“这天，我们自来水的源水里头的镉超标20多倍。”王国祥回忆，“自来水还没来得及检查。”面对源水的镉超标数据，是全市停水还是照常供水，当时的领导再三思考后，为避免民众恐慌，决定照常供水。
王国祥对领导的决定表示理解，“要是时间充足，给大家解释下停水的原因，应该要停水的。当时离天亮就两三个小时了，市民起来就要打开水龙头做饭了。他们打开水龙头看不到水，城里不会乱了去？那可能会出更大的事。”
06年1月6日的大事之前，王国祥对广东北江韶关段发生的一起镉污染事件很关注。韶关的镉污染发生在05年的12月15日。王国祥对广东省处理这次镉污染的一系列举措赞不绝口：“他们一个副省长坐镇英德，包了一个大酒店，召集了很多化验员和媒体记者，24小时不停监测，媒体每天报道一次监测结果，直到一个月后，镉含量达到国家标准才撤。”
王国祥做了个对比：“有一次我给一个部门打电话，说湘江镉污染，接电话的那个年轻人问我镉是什么.”
明确环境的不一样后
明确环境的不一样后，王国祥更加地依赖他的人大代表身份。
04年起再次关注镉污染后，开始那段时间，王国祥和汪孝仁、王秀连等人自掏腰包请人检测。后来觉得“检测费用太贵，承受不起”，转而找湘潭财政、环保等部门支持，去污染源取样也请环保局的人一起参与。
王国祥认为他是顾全大局的，“我现在要掌握一个度。我要考虑我这些事情做了，我要能够推动湘潭的环境的治理，但是又不要因此影响到政府的工作”。王国祥举了个证明他顾全大局的例子：“06年，我花很大的力气给500个喝湘江水的人做了个尿液检查，检查他们尿液里的镉残留量。这500个人我是从三个社区找的，当时我冇讲是做镉残留量的检查，是以别的名义取的尿样。”王国祥的目的是想“了解喝了这个水后到底有什么后果”，把500份尿样送到了长沙某省级机构。该省级机构只给了部分尿样的检查结果盖了章，“他们也不想担风险”。这次检测，“百分之三十的人尿液里的镉是有问题的，百分之十的人按国家职业病防治的标准是要专业xx的”。王国祥算了笔账，“500个人里面有50个要xx，湘潭200多万人口，有多少人要xx？这些人要是找政府麻烦，政府就完不了工了。”现在，这些数据被王国祥放在了银行保险柜里，放在柜里的理由是“现在还不能公开”。
这次尿液检查的钱，是王国祥以别的名义找政府要的，原本不够做500份检查。王国祥说明身份和检查的原因后，该机构网开一面，给了王国祥很多折扣，“现在你只要是真正做事的，你会感动很多人，他们技术人员对我讲，这些事是要做”。
现在，成立于07年6月的湘潭环保协会会员达到了近300人。在这个协会里，王国祥是副理事长，理事长是刘德莲。“她是市人大原副主任”，王国祥认为刘德莲做理事长可以做更多的事。在这个成立不到3年的协会里，规矩很多，比如，一年至少参加三次环保活动，一年交会费50元。王国祥这么解释这些规矩：“我们需要真正为环保做事的人，不需要那些为头上弄个光环加入的。”
对话
晨报周刊：你最开始去做镉污染的检测，就是为了把那些数据放到保险箱吗？
王国祥：一开始我只是想了解下镉污染的情况，后来看到污染程度这么严重，就感到事情很严重，这些数据不能随便丢了。
晨报周刊：就因为这个？
王国祥：这些数据得来的比较难。比如那个500份尿样的，政府还不好出面去做，他做了要给老百姓交代。
晨报周刊：500个人的尿样检查结果你跟政府说了吗？
王国祥：镉污染的状况我说了。具体的一个个人的检查情况我没说。
晨报周刊：以前你们提取的水样检测结果的数据你跟政府汇报了没有？
王国祥：原始数据没给政府，但是我把整体情况比如严重度、百分比等用统计的形式向政府汇报了。
晨报周刊：这些数据的公开你有没有个时间表？
王国祥：这近100份数据的公开没时间表，但是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有专家正式重视这个问题，开始研究了。再一个是政府正式对镉污染治理立项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对老百姓喝了这个水、吃了这个食物对身体有哪些危害进行研究，我就会把我的资料拿出来。
晨报周刊：你公开的时候会免费吗？
王国祥：免费。
晨报周刊：你为什么不选择在媒体上公开？
王国祥：问题太严重了，这样子的公开，会有很多人拿到这个东西去吵，给社会带来不安定。
晨报周刊：你这么谨慎跟你以前是公务员有关吗？
王国祥：做公务员是另外一码事。现在我做环保志愿者，是人大代表。我们要推动一件事，要看到它的整体和局部。假如搞到不安定了，对这个事可能有好处，但是更多的是麻烦。给政府带来了麻烦，它有可能会重视这个事，但未必能处理得好。
晨报周刊：从04年到现在，湘江镉污染的情况有所好转吗？
王国祥：应该说是有个根本的好转。现在超标的时段很少了，只是偶尔超标。
晨报周刊：很少是多少？
王国祥：不超过4次。
晨报周刊：每次维持的天数是多少？
王国祥：比如现在元月份检测超标，下个月又检测超标。我们就讲这个时段超标。这个时段一般是指一个月。
晨报周刊：你们每个月都去检测？
王国祥：我们哪里来这个多钱咯？我们主要看政府监测部门的数据，比如疾控中心的，环保的，等。
晨报周刊：你不担心这些数据有假吗？
王国祥：现在不会作假了。以前他们也不是有意作假。它有时有矛盾。比如现在的安全事故死人，瞒报。瞒报这个事情，除了中央外，哪一级都是共同利益体里的一个。省里头希望少死人，市县也是如此，到矿里面更是如此。这是机制的问题。水污染的机制也是有问题。没有一个部门查处水污染问题了，会被认为有功劳。比如环保局，它的环境保护和环境检查都是它的职责。假如说它检查出这个水有污染，报道出来了，说明它的保护有问题，你说这是它的功劳还是责任？
镉(cadmium)
一种化学元素，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原子量112.411，属周期系ⅡB族。1817年德国F.施特罗迈尔从碳酸锌中发现镉，K.S.L.赫尔曼和J.C.H.罗洛夫也在氧化锌中发现镉，其英文名称来源于拉丁文cadmia，含义是菱锌矿。镉在地壳中的含量为2×10-5％，在自然界中都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主要矿物为硫镉矿(CdS)，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共生，浮选时大部分进入锌精矿，在焙烧过程中富集在烟尘中。在湿法炼锌时，镉存在于铜镉渣中。
镉是银白色有光泽的金属，熔点320.9℃，沸点765℃，相对密度8.642。有韧性和延展性。镉在潮湿空气中缓慢氧化并失去金属光泽，加热时表面形成棕色的氧化物层。高温下镉与卤素反应激烈，形成卤化镉。也可与硫直接化合，生成硫化镉。镉可溶于酸，但不溶于碱。镉的氧化态为＋1、＋2。xxx和氢xxx的溶解度都很小，它们溶于酸，但不溶于碱。镉可形成多种配离子，如Cd(NH3）、Cd(CN)、CdCl等。镉的毒性较大，被镉污染的空气和食物对人体危害严重，日本因镉中毒曾出现“痛痛病”。
可用多种方法从含镉的烟尘或镉渣（如煤或炭还原或硫酸浸出法和锌粉置换）中获得金属镉。进一步提纯可用电解精炼和真空蒸馏。镉主要用于钢、铁、铜、黄铜和其他金属的电镀，对碱性物质的防腐蚀能力强。镉可用于制造体积小和电容量大的电池。镉的化合物还大量用于生产颜料和荧光粉。硫化镉、硒化镉、碲化镉用于制造光电池。
镉中毒
通过镉及其化合物经食物、水和空气进入人体后产生的毒害作用。有急性、慢性中毒之分。工业生产中吸入大量的xxx烟雾可发生急性中毒。早期表现为咽痛、咳嗽、胸闷、气短、头晕、恶心、全身酸痛、无力、发热等，严重时可出现中毒性肺水肿或化学性肺炎，中毒者高度呼吸困难，咯大量泡沫血色痰，可因急性呼吸衰竭而危及生命。用镀镉的器皿调制或存放酸性食物或饮料，食物和饮料中可含镉，误食后可引起中毒。潜伏期短，通常经10～20分钟后，即可发生恶心、呕吐、xx、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严重者可有眩晕、大汗、虚脱、四肢麻木、抽搐。长期接触镉及其化合物可产生慢性中毒，引起肾脏损害，主要表现为尿中含大量低分子量的蛋白，肾小球的滤过功能虽属正常，但肾小管的回吸收功能却减低，尿镉排出增加。
吸入xxx烟雾所致的急性中毒，其xx关键在于防止肺水肿。应及早撤离有毒现场，安静卧床，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吸入消泡灵(二甲基硅油)以xx泡沫；肾上腺皮质xx能降低xxxx通透性，应早期足量使用；限制液体入量，给予xxx防止继发感染；急性食入性镉中毒主要进行对症xx；给予大量补液，注射阿托品用来止吐和xxxx；慢性镉中毒引起肾脏损害者，膳食中应增加钙和磷酸盐的摄入，供给充足的锌和蛋白质。
镉中毒可使肌内萎缩关节变形，骨骼疼痛难忍，不能入睡，发生病理性骨折，以致死亡。镉的主要来源是工厂排放的含镉废水进入河床，灌溉稻田，被植株吸收并在稻米中积累，若长期食用含镉的大米，或饮用含镉的污水，容易造成“骨疼病”。
04年起再次关注镉污染后，开始那段时间，王国祥和汪孝仁、王秀连等人自掏腰包请人检测。后来觉得“检测费用太贵，承受不起”，转而找湘潭财政、环保等部门支持，去污染源取样也请环保局的人一起参与。
王国祥认为他是顾全大局的，“我现在要掌握一个度。我要考虑我这些事情做了，我要能够推动湘潭的环境的治理，但是又不要因此影响到政府的工作”。王国祥举了个证明他顾全大局的例子：“06年，我花很大的力气给500个喝湘江水的人做了个尿液检查，检查他们尿液里的镉残留量。这500个人我是从三个社区找的，当时我冇讲是做镉残留量的检查，是以别的名义取的尿样。”王国祥的目的是想“了解喝了这个水后到底有什么后果”，把500份尿样送到了长沙某省级机构。该省级机构只给了部分尿样的检查结果盖了章，“他们也不想担风险”。这次检测，“百分之三十的人尿液里的镉是有问题的，百分之十的人按国家职业病防治的标准是要专业xx的”。王国祥算了笔账，“500个人里面有50个要xx，湘潭200多万人口，有多少人要xx？这些人要是找政府麻烦，政府就完不了工了。”现在，这些数据被王国祥放在了银行保险柜里，放在柜里的理由是“现在还不能公开”。
这次尿液检查的钱，是王国祥以别的名义找政府要的，原本不够做500份检查。王国祥说明身份和检查的原因后，该机构网开一面，给了王国祥很多折扣，“现在你只要是真正做事的，你会感动很多人，他们技术人员对我讲，这些事是要做”。
现在，成立于07年6月的湘潭环保协会会员达到了近300人。在这个协会里，王国祥是副理事长，理事长是刘德莲。“她是市人大原副主任”，王国祥认为刘德莲做理事长可以做更多的事。在这个成立不到3年的协会里，规矩很多，比如，一年至少参加三次环保活动，一年交会费50元。王国祥这么解释这些规矩：“我们需要真正为环保做事的人，不需要那些为头上弄个光环加入的。”
对话
晨报周刊：你最开始去做镉污染的检测，就是为了把那些数据放到保险箱吗？
王国祥：一开始我只是想了解下镉污染的情况，后来看到污染程度这么严重，就感到事情很严重，这些数据不能随便丢了。
晨报周刊：就因为这个？
王国祥：这些数据得来的比较难。比如那个500份尿样的，政府还不好出面去做，他做了要给老百姓交代。
晨报周刊：500个人的尿样检查结果你跟政府说了吗？
王国祥：镉污染的状况我说了。具体的一个个人的检查情况我没说。
晨报周刊：以前你们提取的水样检测结果的数据你跟政府汇报了没有？
王国祥：原始数据没给政府，但是我把整体情况比如严重度、百分比等用统计的形式向政府汇报了。
晨报周刊：这些数据的公开你有没有个时间表？
王国祥：这近100份数据的公开没时间表，但是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有专家正式重视这个问题，开始研究了。再一个是政府正式对镉污染治理立项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对老百姓喝了这个水、吃了这个食物对身体有哪些危害进行研究，我就会把我的资料拿出来。
晨报周刊：你公开的时候会免费吗？
王国祥：免费。
晨报周刊：你为什么不选择在媒体上公开？
王国祥：问题太严重了，这样子的公开，会有很多人拿到这个东西去吵，给社会带来不安定。
晨报周刊：你这么谨慎跟你以前是公务员有关吗？
王国祥：做公务员是另外一码事。现在我做环保志愿者，是人大代表。我们要推动一件事，要看到它的整体和局部。假如搞到不安定了，对这个事可能有好处，但是更多的是麻烦。给政府带来了麻烦，它有可能会重视这个事，但未必能处理得好。
晨报周刊：从04年到现在，湘江镉污染的情况有所好转吗？
王国祥：应该说是有个根本的好转。现在超标的时段很少了，只是偶尔超标。
晨报周刊：很少是多少？
王国祥：不超过4次。
晨报周刊：每次维持的天数是多少？
王国祥：比如现在元月份检测超标，下个月又检测超标。我们就讲这个时段超标。这个时段一般是指一个月。
晨报周刊：你们每个月都去检测？
王国祥：我们哪里来这个多钱咯？我们主要看政府监测部门的数据，比如疾控中心的，环保的，等。
晨报周刊：你不担心这些数据有假吗？
王国祥：现在不会作假了。以前他们也不是有意作假。它有时有矛盾。比如现在的安全事故死人，瞒报。瞒报这个事情，除了中央外，哪一级都是共同利益体里的一个。省里头希望少死人，市县也是如此，到矿里面更是如此。这是机制的问题。水污染的机制也是有问题。没有一个部门查处水污染问题了，会被认为有功劳。比如环保局，它的环境保护和环境检查都是它的职责。假如说它检查出这个水有污染，报道出来了，说明它的保护有问题，你说这是它的功劳还是责任？
镉(cadmium)
一种化学元素，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原子量112.411，属周期系ⅡB族。1817年德国F.施特罗迈尔从碳酸锌中发现镉，K.S.L.赫尔曼和J.C.H.罗洛夫也在氧化锌中发现镉，其英文名称来源于拉丁文cadmia，含义是菱锌矿。镉在地壳中的含量为2×10-5％，在自然界中都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主要矿物为硫镉矿(CdS)，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共生，浮选时大部分进入锌精矿，在焙烧过程中富集在烟尘中。在湿法炼锌时，镉存在于铜镉渣中。
镉是银白色有光泽的金属，熔点320.9℃，沸点765℃，相对密度8.642。有韧性和延展性。镉在潮湿空气中缓慢氧化并失去金属光泽，加热时表面形成棕色的氧化物层。高温下镉与卤素反应激烈，形成卤化镉。也可与硫直接化合，生成硫化镉。镉可溶于酸，但不溶于碱。镉的氧化态为＋1、＋2。xxx和氢xxx的溶解度都很小，它们溶于酸，但不溶于碱。镉可形成多种配离子，如Cd(NH3）、Cd(CN)、CdCl等。镉的毒性较大，被镉污染的空气和食物对人体危害严重，日本因镉中毒曾出现“痛痛病”。
可用多种方法从含镉的烟尘或镉渣（如煤或炭还原或硫酸浸出法和锌粉置换）中获得金属镉。进一步提纯可用电解精炼和真空蒸馏。镉主要用于钢、铁、铜、黄铜和其他金属的电镀，对碱性物质的防腐蚀能力强。镉可用于制造体积小和电容量大的电池。镉的化合物还大量用于生产颜料和荧光粉。硫化镉、硒化镉、碲化镉用于制造光电池。
镉中毒
通过镉及其化合物经食物、水和空气进入人体后产生的毒害作用。有急性、慢性中毒之分。工业生产中吸入大量的xxx烟雾可发生急性中毒。早期表现为咽痛、咳嗽、胸闷、气短、头晕、恶心、全身酸痛、无力、发热等，严重时可出现中毒性肺水肿或化学性肺炎，中毒者高度呼吸困难，咯大量泡沫血色痰，可因急性呼吸衰竭而危及生命。用镀镉的器皿调制或存放酸性食物或饮料，食物和饮料中可含镉，误食后可引起中毒。潜伏期短，通常经10～20分钟后，即可发生恶心、呕吐、xx、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严重者可有眩晕、大汗、虚脱、四肢麻木、抽搐。长期接触镉及其化合物可产生慢性中毒，引起肾脏损害，主要表现为尿中含大量低分子量的蛋白，肾小球的滤过功能虽属正常，但肾小管的回吸收功能却减低，尿镉排出增加。
吸入xxx烟雾所致的急性中毒，其xx关键在于防止肺水肿。应及早撤离有毒现场，安静卧床，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吸入消泡灵(二甲基硅油)以xx泡沫；肾上腺皮质xx能降低xxxx通透性，应早期足量使用；限制液体入量，给予xxx防止继发感染；急性食入性镉中毒主要进行对症xx；给予大量补液，注射阿托品用来止吐和xxxx；慢性镉中毒引起肾脏损害者，膳食中应增加钙和磷酸盐的摄入，供给充足的锌和蛋白质。
镉中毒可使肌内萎缩关节变形，骨骼疼痛难忍，不能入睡，发生病理性骨折，以致死亡。镉的主要来源是工厂排放的含镉废水进入河床，灌溉稻田，被植株吸收并在稻米中积累，若长期食用含镉的大米，或饮用含镉的污水，容易造成“骨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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