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清末民初时期的边疆开发史上，西康地区（又称“川边”）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康地区的农业技术的改良及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一些相关机构如晚清开办的“农事试验场”、民国初年广泛建立的“西康农事试验场”及民国二十九年（1940）成立的“西康省农业改进所”，以及西康地区的一些历史人物起了较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四川省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及近代相关史料为主，在论述这一历史时期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活动后，指出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业改进的成绩有限，但它预示了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康藏民族地区农业近代化的开始，在中国近代边疆开发史上无疑是不应忽视的。

     在清末民初时期的边疆开发与经济史上，西康地区（又称“川边”，系康藏的一部分）的农业改进与发展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1949年后出版的论文（著）如《甘孜州文史资料》的多篇文章，叙述民国史事时有所涉及，称解放前“农业事业机构或建或撤，时有时无，经费不足，人员少，实际效果甚微”之类的[1]，不仅史实不够准确，而且多集中于民国中后期尤其是1940年春“西康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新版《康定县志》仅有“民国时期对（蔬菜）品种培育引进做了些科研工作，推广品种有扁豆、南瓜、韭菜、芹菜、莴笋等10多种”等语焉不详之论述[2]；或又有论著谈到西康省的农业改进工作，认为有“推广水稻、小麦良种，从内地运进新式农具”等[3]。《近代四川藏区农业发展》、《四川藏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等论文[4]，讨论了近代四川藏区农业发展所受到的外部与内部因素影响，指出了近代四川藏区农业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对具体改进历程未予叙述或过于简单。事实上，一些相关机构如晚清开办的“农事试验场”、民国初年广泛建立的农事试验场及之后成立的“西康省农业改进所”，以及西康地区的一些人物，在西康地区的农业技术的改良及新技术推广中，起过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值得研究。本文以四川省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及民国时期西康出版的报刊或关于西康的报刊等资料为主，参证相关其它史料（这是史学上所谓“史事重构”的{wy}途径），在论述清末民初时期（晚清至西康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前）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活动之后，说明其历史地位。

一、晚清赵尔丰在西康各地开办的“农事试验场”

     ㈠、西康的地域范围及其发展农业的条件
     西康地区又称“川边”，系康藏的一部分，包括今四川省甘孜州全部、凉山州部分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晚清时期出现建立“西康行省”之议，但未及实行；1925年“西康特别行政区”成立。1927年夏，四川军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任川康边防总指挥，开始涉足西康，1934年12月，国民政府批准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刘文辉为委员长。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正式在康定成立，刘文辉为省主席，省会为康定，拥有33个县和3个设治局，其中康属（今四川甘孜州境域）有康定、瞻化（今新龙县）、泸定、炉霍、甘孜、道孚、丹巴、九龙、雅江、理化（今理塘县）、稻城、定乡（今乡城县）、得荣、巴安（今巴塘县）、义敦、白玉、石渠、邓柯、德格19个县和泰宁设治局（设于1937年， 1945年设为乾宁县，今道孚县）；宁属（今四川凉山州境域）有西昌、会理、盐源、盐边、宁南、昭觉、冕宁、越西8个县和宁东设治局；雅属（今四川雅安地区）有雅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6个县和金汤设治局（设于1930年，1951年并入康定县）。

      西康地区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首先，植物资源的种类繁多，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版的《西康小识》说西康“物产”有林、果、花草、农产（菜蔬、药用植物）等多种：林则“白杨最得地宜，遍谷满山，桦、松、柏、桧、枋、狗骨之属，丛生其间”；“果则丹巴之梨及石榴，康巴之红花，泸定之桃、李、杏、樱桃、枇杷、葡萄、仙桃果，巴安称是，又猴子核桃尤为特产，其味似栗；花草则牡丹、芍药、金盏、米囊西天花、蜀葵、金丝莲、福寿草、山丹、白〔百〕合、绣球、金针、扁竹、杜鹃、六九菊等；农产青果〔稞〕、稻、玉蜀黍、荞麦、蚕豆、豌豆、马铃薯；菜蔬以泸定、巴安品类最多，而康定较各处尤为特别，三季之菜蔬同时登于鼎俎，此实为内地所无，丹巴、道孚之葱，为此中冠，巴安海椒，生于灌木（即黔所谓高树辣子也），亦产黄耳，菌菰最多；药用植物则有大黄、黄连、半夏、知母、贝母、木香、茵陈、羌活、川芎、老鹳草、茜草、柴草、牛滕、雪莲花、雪儿〔耳〕子、雪猴子、雪灵芝、苍蒲根、厚朴、虫草、百合等，此其最著而为大庄〔装〕之出品者，他不备举”[5]，说明当时西康地区的资源丰富，出产繁多。
其次，晚清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不少县份均有大片沃土，并且气候适宜发展农业，如“康定沿河皆沃土，气温虽低，种莱服、白菜等冬作蔬菜甚宜”[6]；又如“关外苏杭”巴塘“天气温暖而可居，地土膏腴而可耕，水泉清洁而可灌”，“以宜稻宜蔬之沃壤，而不知变通耕作，弃地之利，良可惜也”[7]；奉刘文辉之命前往“西康视察，以供将来西康建省之采择”的“边区视察员”任乃强于1929年9月报告说：在道孚县，“农人不知耕耨除草施肥之法，惟知下种与收获而己。地内石砾叠积，野草丛生，不顾也；沿河各坝，皆年一收，高地及泰宁，间年一收”，耕地“粗笨情形，令人掩口”，任乃强由此慨叹：“诚能吏治上轨，劝农得人，使之倍获，易如反掌”！[8]；任氏还报告：瞻化县（今新龙）“地势气候，并似丹巴，而产业幼稚，则愧丹巴远甚”，“地利不能尽”，因此认为“此县产业有可改善者三事：{dy}为治果园，如梨、胡桃、葡萄、苹果等类，以瞻化地候土宜言，并极相宜。目前瞻化竟无果种，此可叹也”，若能种植以供甘孜等地“当必有利，此意已向县农事试验场员言之。第二为牧羊业”，“第三为增加农产品”[9]。

    可见，西康地区虽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缓慢，西康各地农业技术落后，有着改进、提高的巨大空间。

     ㈡、晚清赵尔丰在西康各地开办的“农事试验场”
     晚清时期，随着“振兴实业”口号的提出，全国社会各界再次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有识之士积极改革农业，改良中国原有农作物种子，推广农作物良种（如张之洞、张謇引进美国优良棉种），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鉴于当时认为“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10]，各地开始兴办农学会，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设立的农学会为最早。张謇在上海农学会“传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中国农业大兴之兆”，进而主张在各省设立农学堂，“讲求土宜物性”[11]。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北京设立“中央农事试验场”并下令在各省设立“农事试验场”，至1911年仅四川省就有农事试验场74处，可说是中国由政府办理农业科技改良的开始[12]。以上种种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以近代科学技术手段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业的近代化。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鉴于西康各地较为落后的农业现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进行“改土归流”之际，在农业领域颇有建树，如兴修水利，推广养蚕与新式农具，招徕垦夫在巴塘、稻城等地开垦荒地，聘请日籍农技师池田、小岛赴川康指导垦务，饬令各县属试办“农事试验场”，从内地引进水稻、小麦、土豆、马铃薯、荞麦、高粱以及各种豆类和蔬菜品种，进行试种并向农民扩广，“提倡改良农业”，于是，川边地区悉有菜蔬产品，“可供汉夷官民采食，则试验场之效果，已有萌芽” [13]。

    具体到西康地区的县份而言，如昌都县（今西藏昌都县）“自设治后教种马铃薯，现为人民大宗食料”；察雅县（今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自设农民试验场教种稻谷、豆类，应有尽有”；同普县（今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自设治以后教种马铃薯，现已普及，成为大宗食料。嗣后，成立农业试验场，教种菜蔬”；贡觉县（今昌都地区贡觉县）“自设治成立农民试验场，教种马铃薯，现已成为人民大宗食料”[14]；德格委员（相当于德格县长）则“于更庆村脚小河边，开垦试验场一块”，将发到各色种子，如法播种，并买添胡豆、黄豆、豌豆、高粱、小麦、洋芋及各种瓜菜等种，如法试种，加用肥料，引用灌溉”，结果所植包谷、胡豆、豌豆等果实“累累”，“其小菜诸品，如莴苣、白菜、青菜、菠莱、葱、蒜之属，亦可种植”，其它“各项植物”的试种则失败[15]，可见引进多种农作物均成功地得到了推广，取得了一定实效。此外，西康地区的传教士，也在当地引进优良农作物，如1910年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巴塘县“移种苹果、蜜桃等物”，成为近代南方引种苹果之始[16]。

    但此后民国建立、川藏纠纷，战火不止，如民国七年（1918）川藏纠纷中，数千军人在理塘县霞坝村盘踞数月，“抢劫一空，民房被毁者五十余户，所种各农作物，践食殆尽”[17]，故“农事试验场”名存实亡，收效甚微。此外，个别县令教民种植亦有一定效果，如贡觉县“至民国三年县知事刘钦萱教人民习食菜蔬，以菜合糌粑熬粥，人民德之。现在亦知菜根之有味也”；1915年黑梅亭任武城（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县令，“凡石田教种马铃薯，甚宜，人民德之，称为黑薯以为纪念”；1917年吴乐赓至宁静县（今昌都地区芒康县），“教种马铃薯，收获甚丰。盖西康高原半为沙田，宜种马铃薯，尤宜大豆，现已为大宗食料”[18]；1917年刘鼎彝莅任九龙县，辟地百亩以设农民试验场[19]，对当地农业很有促进。

二、“西康农事试验场”及各县农事试验场的设立及其活动

    “西康农事试验场”的设立是四川军阀刘文辉主政西康之时。刘文辉于1927年夏任“川康边防总指挥”，开始筹备经营西康。这之后刘文辉部属多次提出恢复农事试验场的建议，认为西康地方“若于各地划拨官地创设农事试验场，并将旧有之西康农事试验场恢复，雇觅富有农圃经验者为之领导，于国内外购买谷植物种子，以内地艺蔬之法分别试种”，“如其行之有效，则可推广于全康。同时提倡养蚕种桑种棉各种事业，那末〔么〕将来的西康不但可以美衣美食，而物质文明亦可同内地并驾齐驱了”[20]；所以《川康边防总指挥部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政务委员会下设建设、垦务等七组，其中“垦务组”的“管理事务”16条，如“关于农、林、蚕、牧、渔、猎各业之设计、管理、监督、保护、奖进事项”、“关于动植物病虫害防除及检察，并保护益虫益鸟事项”、“关于农用器具、种子、检察改良及绍介奖进事项”、“关于垦地机械、化肥之利用指导事项”、“关于私有保安风景林、森林、公园之提倡编定设置事项”、“关于特用植物调查培植事项”、“关于其他垦殖与农业行政事项”等[21]，大多为农业改进内容。

     1928年春，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胡人纲与陈启图共同递交了提案（包括《简章》、《建议书》、《预算书》），“呈请恢复西康农事试验场，附设苗圃”[22]，“以资倡导，而重民生”，得到了刘文辉的批准，下令“在康定城内开办西康农事试验场”，并命令西康政务委员会委员陈启图兼任场长，“藉以提起全区人民重视农业之意”[23]。这一建议得到了主席委员龙守贤（早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支持。5月，“西康农事试验场”正式设立于康定城中心位置的明清以来康区xx明正土司故署之址[24]，因建在驷马桥又称康定“驷马桥农场”。6月18日刘文辉“将戍理西康经过状况暨将来实施计划”报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称己经“恢复西康农事试验场，筹设籽种仓库于雅安，筹设农具制造厂于荥经”[25]。从20世纪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政府提倡改良农具，开办过一些农具制造厂所，如江苏省立农具制造所、河南省农工器械制造厂、中央大学农具制造所（南京）等，由于产量低、价格贵，故“改良农具”仅处于启蒙阶段[26]；此外，据1933年川康边防总指挥部《民国二十三年度施政大纲》“垦殖”部分，中有“试办特用作物”、“试置农村场圃，改良农产”、“设立农具制造所，改良农具”等七项内容[27]，故可知刘文辉有“筹设农具制造厂”的计划。

      西康农事试验场的建立，结束了民国以来康定县乃至西康一无科研机构，二无专业科技队伍的历史，可以说从此西康农业研究与农业技术推广进入一个新阶段。

     1929年，龙守贤等人“呈报会拟康区各县《农事试验场暂行条例》及《经费支配表》”，要求在各县恢复晚清所设的农事试验场，得到了刘文辉的同意：“通令康区各县知事（即县长）遵照办理”。即恢复各县所办的农事试验场，各设场长一人，招聘场员，并正式颁布《西康各县农事试验场暂行条例》（共十一条）及《各县农场每月经费支配表》，规定“各县农场地段于各县县治附近之公地划拨；如无公地，地方得向民间租佃”（第二条），“各县农场试种之农作物所得结果及其栽培法须随时列表呈报政委会”（第七条），“各县农作物如试种有效，须就该县境内尽量宣传，广行种植，其出品应送西康农事试验场陈列”（第十条）等[28]。

      当年春季，西康农事试验场“试种菜子及芥蓝二物，内地系在冬季播种，而该场于春季播种，居然发育，收获甚丰。由此推验，如得全区各县一年气候状况进而谋农业种植之改善，则有益农事者綦大”；由此，1931年，陈守贤等人在获准后下令“康区各农事试验场，按月将当地逐日气候变异状况填表呈报，藉以考验天时，改善农作，征知气候，核计灾情”[29]。从四川所藏档案史料来看，记录填报天气在丹巴等县的农事试验场得到了执行

      西康农事试验场设立后，确实展开了一些工作，据1930年兼任场长的陈启图上报该场去年《工作报告书》、《园艺收益表》，可知这些工作包括：1、聘任“场丁”（园丁）、“工头”（小组长），维持正常工作；2、同时摸索出在康定进行农业生产，如种植、施肥、浇水及其与土壤质地的关系；3、以成都、汉源及康定等地的种子进行试作取得了一定结果，其中试种“山菜子”（今不详何种蔬莱）、“芥蓝菜”、“王瓜”（俗名黄瓜）、“瓠瓜”（今名不详）均获得成功，试种“红花”（今不详何种蔬莱）、茄子、姜、鸡心椒、普通辣椒、黄豆、红豆、扁豆、二季豆、丝瓜、冬瓜等则失败；4、进行了桐子、洋槐的“苗圃试验”；5、所获收益综而言之，种植莲花白“成绩{zy}”，马铃薯、芹、葱、青菜、白菜“收益实为成绩次优之品”，“夏芦菔”（今不详何种蔬莱）“收益亦可列中品”，至于“普通农作物如菠棱、芫须、蒜苗、红油菜、豌豆等类，均系附带作业，或仅一小畦，或附畦垠，无巨大收益之可言也，应列为成绩下品”。[30]另据1932年该场所报上年《办理情形报告书》[31]，可知该场上年工作包括：1、工作渐趋正规，设场员一名，场丁四名（含工头一名），分别负责收售菜蔬、收储肥料、芟耨灌溉及杂务；2、“上季系以马铃薯（俗名洋芋）、葱（俗名同）、青菘白菘（俗名青菜白菜）为主要农作物，下季系以连花白（俗名同）、胡莱菔（俗名红莱菔）、冬莱菔（俗名冬萝菔）为主，余均系试验品”；3、试验的“有效部份”，即试种成功的有芸苔科的芸苔（俗云菜子、油菜）、芥蓝菜（俗名同）、菘（俗名白菜），豆科的法国扁豆（无俗名）、豆菜（季豆），莱菔科的法国莱菔（莱菔为萝卜的别名，见于北宋苏轼《撷菜》诗，民国时又有俗名萝葡，至今台湾仍用此名，大陆习称萝卜），胡芦科的王瓜（俗名黄瓜）、南瓜、瓠瓜，花卉类有“本年由瑞士哈安姆寄赠”的外国花种子数种、“欧洲种”的“四点钟”花、“法国种在此间法国教堂华主教处征集”的数种、西康“越西种山花”等共十五种，“均系草本”，“有发萌开花者，有萌芽不花即萎谢者，亦有繁丽秀洁可爱者，均属观赏品”、由于试验场地狭、经费不足，故以试验场之“一半从事种植主要农作物，藉资补助”经费，包括了茄科马铃薯（俗名洋芋），百合种葱（俗名同）、韭（俗名同），水芹科水芹、旱芹（俗名芹菜），菊科生菜（俗名同）、莴苣（俗名莴笋），藜科菠棱（俗名菠菜），胡荽科胡荽（俗名芜荽），莱菔科冬莱菔（俗名同）、胡莱菔（俗名红萝葡）、蔓菁（俗名元根，又名诸葛菜），芸苔科莲花白（俗名同）、芸苔（俗名红油菜）”；试种失败的有黄豆、花生、苕子、东瓜、苦瓜以及征集的香瓜、西瓜、荷叶瓜、金瓜（以上四种来自巴安，今巴塘）、癞瓜、丝瓜、瓠瓜、洋海椒（以上四种来自盐井，今分属巴塘、得荣及西藏自治区盐井县）。此外，兼任场长陈启图还到各地实地调查，发现道孚县虫灾严重，即嘱“捕得该项害虫各十数头，分酒浸、干晒两法，送至炉霍，交我转寄金陵农科大学院，考验其性质及杀治之法”等[32]，按此六年为一代的地下害虫学名“大粟金龟甲”（俗称老母虫），是一种至今仍危害康藏农林事业的害虫[33]。

     从四川省档案馆所藏档案看，至迟1931年泸定、丹巴、道孚、瞻化、炉霍、巴安、白玉、甘孜、石渠、九龙等县遵照政令均成立了县所办的“农事试验场”，场长多由县长兼任[34]。如瞻化县在知事（县长）张楷的操办下，成立了农事试验场，场长陈焕章广泛“征求各种优良籽种，以资试验”；泸定县筹备员（县长的前身）张哲“开办一县农事试验场，已收良好效果”；炉霍县“奉政委会令，开办一农事试验场，已收效果” [35]；道孚县农事试验场“农场由县府委员兼办，划城东官地约十亩为场地，仅种马铃薯，年可获三万余勄”等[36]。

     由上述可见，西康农事试验场及各县农事试验场开办后，做的实事大致可以分成三类：{dy}，引进蔬菜品种，改进本地蔬菜种植技术；第二，提高常见农作物的产量；第三，试验播种新的农作物及花卉品种。同时，西康农事试验场注意对外宣传，如试验播种芸苔时，曾四处张贴白话布告，欢迎民众到场参观，因而进取得了某些成绩，如使莲花白、马铃薯、红萝卜、白萝卜等从那时起就成为康定县菜农的当家蔬菜品种[37]。

    1935年9月，西康建省委员会从雅安移往康定，并在康定成立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陈启图任专员。此时西康各地的农事试验场，统由西康建省委员会“建设科”设计办理。1938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明令“修正《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七、八条”，要求在西康建省委员会设“农务局，策划改进推广并经营全省各种农务事业”[38]；1940年1月1日，西康省农业改进所建立，{dy}任所长叶秀峰，“依照本省实际需要加以编制”，“以符减少开支之钧旨”（所长叶秀峰于1939年9月25日致刘文辉函，川档234—47）。关于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建立始末及其历史地位，笔者另有文章讨论。

三、清末民初时期西康地区农业改进的实效评价

      晚清赵尔丰在西康各地开办的农事试验场，成为西康农事试验场及各县试验场的前身；而西康农事试验场则是日后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前身。

      西康省《边政导报》总编辑吴谧赓于1947年夏在《西康地政概论》说：“西康农事改进始自清季赵氏”，建省委员会时曾设泰宁试验场经营垦牧，渐有起色；及至西康建省，“农事改进逐渐推动”，设立农业改进所，下属多个单位，在“从事农林、畜牧、农艺、兽医、园艺、蚕丝、农业经济、农业化学等之改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绩效”。[39]1948年春季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编写了《西康省农业改进所农业史料》（川档249—147）将该所的由来追溯至赵尔丰时期：“本省农建之始，首推前清赵季和氏衔命经边时期”，部分肯定了其农业推广与改良之成绩：“现时关外各地之蔬栽培，殆为当时赵氏引种之结果”，“农事试验亦以时促未著成效”。从上引多种史料，可知晚清赵尔丰在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虽因时局的剧变而昙花一现，但对于西康地区农业近代化的作用不应忽视[40]。

     之后的西康农事试验场及各县的农事试验场，所取得的成绩，从试验与推广相比较而言，试验成份较重，基本上停留于农场实验阶段，而推广工作不足，少数推广者亦xx于康定等县城附近，所以社会影响受到了限制。民国时期前往拉萨学法的僧人邢肃芝，1939年考察过西康泰宁设治局及“泰宁农业实验区”，看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改良农业和畜牧业，并培训康巴人，提高他们的农牧技术和改善产品的质量”，“实验区建立以后，技术人员为改进康巴人的农牧生产质量，提倡施肥铲草，运用科学方法在同一亩地上每年实行连续播种，以实验区自己经营的农场及牧场作为示范。但是康藏高原人肥及化肥都很缺乏，而且人民保留下来的旧习惯，一时也难以纠正过来，所以改良康藏农牧业的工作，在当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41]由上述乾宁垦牧场的情况推论，当时西康农业改进取得成绩更多集中于农作物改良的科学试验，推广工作不足。

     而且，这种农业改进与推广机构大多因经费不足或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而有名无实，即使有所作用也严寒气候、时局多变也是制约西康地区农业改进取得成绩的因素之一。1940年11月23日石渠县在给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公函中称：“本县气候高寒，不适农产。前曾试办农场，均苗而不秀，穗而不实”（川档249—62），类似的说法又见于宁南、邓柯、白玉、石渠、理化等县致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公函之中。大多难于实现，自然收效甚微。兼之经费支绌，人才缺乏，间有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实效大打折扣处不少。故1940年9月有报刊评论说，西康“民族多以牧畜为生涯，其尚停留游牧时代者约占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三十却能以农耕为业”，“惟方法陈旧，至今未见改良，是其缺憾”[42]。

      虽然如此，西康省不少地方的民众仍然希望得到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帮助，这反映出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工作并非毫无成绩可言。此外，西康省某些人士也曾进行过果树移植等农业改良工作。一是传教士，除晚清史德文外，1925年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窦元凯曾在道孚县引种苹果；二是各地政府官员，如1932年时金汤设治局局长唐依元曾在金汤引种苹果[43]；三是私人苗圃，如巴塘“德达苗圃”，建立于1944年，系县长兼二十四军团长傅德铨资助建立，面积6亩，以育苹果、梨、桃、杏等果苗为主，每年培育树苗约1000株[44]。可以说，西康省的上述零星、小规模的农业改良活动，推动了当地果树品种的改良，是对政府主导的农业改进工作的有效补充。

      晚清民初西康地区农业改进的努力和尝试，归根而言，即以近代科学技术手段改造传统农业，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较有规模有组织的实施，可谓康藏民族地区（今四川甘孜、凉山三州及西藏昌都地区）农业近代化的开始。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业近代化开始之后取得的成绩仍很有限，但它预示着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方向，无疑在边疆开发与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一页，在求真的今天是不应忽视的。
 
[1]王德安：“解放前西康省建设厅概况”，载四川省甘孜州政协委员会主编的《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1辑，1990年版，第179—190页；州农牧局办公室：“甘孜州四十年农业生产发展成就”；州农科所：“甘孜州农科所四十年来的科研成就”，《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0辑，1990年版，第4、11页；杨开俊：“甘孜州农业科研工作蓬勃发展”，《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7辑，1999年版，第273页。
[2]县志委员会主编：《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3]编写组：《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4]徐君：“近代四川藏区农业发展”，载四川藏学研究书院主编《四川藏学研究》，第四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581—605页；欧泽高、冉光荣主编：《四川藏区的开发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1页。
[5]“西康小识”（未注作者）第38页，载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编印：《边政》第1期，1929年9月，“专载”类。
[6]任筱庄（乃强）：“西康杂记”第4页，载《边政》第2期，1929年10月，“专载”类。
[7]王孟周：“西康实业概况”第2—3页，载《边政》第9期，1932年7月，“例载”类。
[8]任乃强：“康区视察报告第四号——道孚县”第6页，载《边政》第3期，1930年6月，“专载”类。
[9]任乃强：“康区视察报告第七号——瞻化县”第4—5页，载《边政》第4期，1930年9月，“专载”类。
[1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辑，第580页。
[11]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7页。
[12]岳琛主编：《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页。
[13]杨仲华：《西康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下册，第345页。   
[14]刘赞廷：《昌都县志略》、《察雅县志略》、《同普县志略》、《贡觉县志略》，“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三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23、104、147页。
[15]王孟周：“西康实业概况”第1—2页，载《边政》第9期，1932年7月，“例载”类。
[16]甘孜州编写组：《甘孜藏族自治州林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89页；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林超校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17]“西康理化县纪要”（未注作者），载《边政》第7期，1931年7月，“例载”第8页。
[18]刘赞廷：《宁静县志略》、《武城县志略》，“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三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24页。
[19]刘建邦：“清末民国初西康东部各县垦务概况”，《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4辑，1996年版，第99页。
[20]王孟周：“西康实业概况”第3页，载《边政》第9期，1932年7月，“例载”类。
[21]“川康边防总指挥部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据四川民族调查组编辑《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康藏区档案资料》，四川民族调查组复制印行，1962年版，{dy}分册，第97页。
[22]《边政》第1期，1929年9月，“例载”第25—26页。
[23]《边政》第2期，1929年10月，“例载”第10—11页。
[24]任乃强《康定治城图》标明了位于康定城中心位置的西康农事试验场，其旁为团务局、图书馆、女校、福音堂等，参见任乃强“康区视察报告第二号——康定县”第10、20页，《边政》第2期，“专载”类。
[25]四川省档案馆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26]岳琛主编：《中国农业经济史》，第424—425页。
[27]川康边防总指挥部：“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施政大纲”（政法第四号），《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康藏区档案资料》，{dy}分册，第11页。
[28]见《边政》第2期，1929年10月，“例载”第10—11页。
[29]“指令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呈报建议案办法暨气候报告表式各情一案文（附原呈）”，《边政》第5期，1931年2月，“例载”第18—21页。
[30]陈启图：“西康农事试验场十八年份办理本场事项经过情形报告书”，《边政》第4期，1930年9月，“例载”第4—7页。
[31]“指令西康政委会呈转农事试验场二十年份办理情形报告书一案文（附原呈）”，《边政》第9期，1932年7月，“例载”类第13—18页。
[32]陈启图：“安抚差内工作报告书”第7页，《边政》第9期，“专载”类。
[33]县志委员会主编：《康定县志》，第105—106页。
[34] 四川省档案馆所藏档案，目录编号“民（国）234”号（即全宗号234），标题“西康省农（业）改（进）所”，案卷号47、147等相关各卷，本文记为“川档234—47”、“川档234—147”，下同。
[35]董兆孚、万腾蛟：“西康宗教政况夷性考察报告”第32页，《边政》第4期，“专载”类；冯云仙：“西康泸定县调查表”第1、67页，载《边政》第8期，1931年12月，“专载”类。
[36]羊磊：“道孚县小志”，载《川边季刊》第2卷第1期，1936年3月，第53页。
[37]《康定县志》，第501页。
[38]《边声》第1卷第2期，1938年10月，第71页。
[39]吴谧赓：“西康地政概论”，《边政导报》第二、三号合刊本，1947年6月，第5—16页。
[40]王川：“试论中国藏区现代化的起源”，载余振、达哇才仁主编《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90页。
[41]邢肃芝口述、张健飞等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7页。
[42]《良友图画杂志•新西康专号》，1940年9月15日出版，第32页。
[43]刘建邦：“清、民国时期西康东部林果栽培史考”，《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3辑，1993年版，第112页。
[44]甘孜州编写组：《甘孜藏族自治州林业志》，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