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班。这里说的我班，指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64级一班，即6411（一）班。我们班是一个我终身难以忘记的集体。我们班一共25个学生，都是1964年全国高考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全班学生来自北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江苏、上海、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云南、新疆16个省市和自治区。我们班很有特色：{dy}，我们班的同学非常有趣。我们班25个同学全是男生，没有一个女的，因此一个个都很淘气。举三个例子：一是，1968年，那是文化大革命第三年，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大，领导我们搞大联合和斗批改，天天开会斗私批修，没有课上，没有书看。我们都觉得生活非常单调无聊。那一年夏天，天气很热。有{yt}，有人提议，“咱们都剃个光头吧”！大家认为这样做很好玩，就都同意了。于是李天顺、李中华等人拿起推子一个一个给大家都剃了个光头。剃完发后，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去食堂吃饭，引得路人哈哈大笑。进了食堂，正在吃饭的学生纷纷站起来，又鼓掌又打吆喝，整个食堂闹翻了天。二是睡懒觉。每逢星期天早晨，全班同学个个在床上睡懒觉。军宣队的小何，年龄比我们都小，到各个寝室检查，看到我们还在睡觉，也不打扰，拿起扫把扫地，大家装着没有看见，照睡。三是抓鱼。未名湖后面的小河沟里有很多鱼。学校禁止抓捕，只供游人观赏。我们班的淘气包们在{yt}傍晚却顺手抓起三条大鲤鱼，用衣服一裹，跑到海淀一家小餐馆炒熟吃了。上大学三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在小馆子聚过餐，这是大姑娘坐轿子——头一次。因此大家特别开心。第二，我们班同学跟红苗正。我们上大学前的1962年，xxx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这一年开始，高考录取阶级成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班同学家庭出身都很好，百分之九十多为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不少同学家庭生活困难，绝大多数同学靠学校发的助学金过日子。助学金最多的同学每月19.5元，少的15.5元。其中15.5元用于吃饭，剩下的零花。如果那时像现在这样缴费上大学，我们班可能没有几人能读大学。我们可以说是完xx全靠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代大学生。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确这样。我们这些穷苦工农子弟大都很懂事，生活非常艰苦朴素。全班只有张晓恒、陈安东、於小弟、易治范、郑金山戴手表，张晓恒、陈安东穿皮鞋。其他同学多是穿布鞋，来自南方的王逢文、郑金山甚至经常光着脚丫子。我们每个寝室都有针线包，扣子掉了，自己订上；衣服破了，自己补好。头发长了，请同学帮处理，很少有人去理发馆理发。第三，我们班同学政治可靠。1963年xxx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1964年他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1965年他又提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北大读大学的，所以我们这些人政治热情很高，天天读书看报，经常关心国际国内大事。我那时最欣赏的是徐荣街的长诗“接班人之歌”，歌词说：“未成的大厦谁来建？未来的天地谁主宰？我们，我们，我们年轻的新一代！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我们热情，像熊熊的烈火;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我们生的壮，我们长的快，我们像路边的白杨要成才。黄金千载不生锈啊，红花万年开不败！我们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赶上了火红的新时代！”的确，我们赶上了一个火红的激情年代。我们那时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早晨，起床铃一响，马上起来，大家争着扫地，用拖把拖地。不但把寝室搞干净，还抢着把公共走廊搞干净。大家经常抢着干的事还有去开水房打开水，去厨房下帮师傅洗菜，切菜，卖饭，包饺子。那时，学生寝室没有电话。我们住的38斋只有一楼装了一部电话。每当电话铃一响，我们班总是同时有几个人跑到一楼接电话。接了电话，马上通知对方要找的学生来接电话。上街乘公共汽车，大家都自觉给老人小孩让座。第四，我们班比较团结。25个同学，一起相住5年半，没有很大的纠纷。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分为两派，但对立情绪并不严重。所以，军宣队工宣队一进驻北大，我们班很快就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第五，我们班的同学都很上进。1964年刚入学时，25个同学，一个是共产党员，22个共青团员，2个一般群众。一年后，两个一般群众也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到毕业时，我们班共有正式党员一人，预备党员5人，其他均为共青团员。第六，我们班同学社会阅历丰富。上北大以前，我们经历过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和三年困难时期。上北大后，我们先后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学工一个月，在海淀区六郎庄学农一个月。1965年暑假，部分同学还在人民解放军学军一个月。同年9月，我们全班同学到北京郊区的怀柔山区搞四淸运动9个月。1966年6月返回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毕业后被扫地出门到农村、农场或工厂接受再教育。一二年之后，才陆陆续续有了比较固定的正式的工作。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我们这些人才摆脱了受歧视的社会地位；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我们这些人才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党的干部四化政策的贯彻实施，才使我们这些人逐渐走上领导岗位。像我们这样丰富社会经历的大学生，在全世界都少见。第七，我们班同学毕业后都很努力。我们毕业时，除了4个同学留校，其他或去了边疆，或去了农村插队，或去了xx农场锻炼，或去了工厂当工人。90%多的同学生活在社会{zd2}层。即便如此，我们班的同学并没有悲观失望，大家都在努力学习和工作。“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班的同学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在高校工作的七个同学都聘为教授，其中李中华和陶富源当上博士生导师。李中华因为在北大中国文化书院当副院长、北大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当所长，参与中国{zd0}文化工程《儒藏》的领导与编辑工作，名声{zd0}；陶福源虽然在地方高校工作，但是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哲学研究》上发表十来篇文章，在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130多篇文章，出版著作十多本，评为全国劳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成绩最为卓著。吴志雄等四人被聘为硕士生导师。陶富源、孟金山、张晓恒、朱昌彻分别担任过高校的校长或副校长。在省市党校工作的四个同学也都评了教授且成为学校校级领导。从政的同学，两人是省部级领导，一人是正厅级领导，其他均为正处级领导。全班正处级以上干部约占80%。我们班的同学如果没有被文化大革命耽误，我敢说，肯定会出更多的全国xx专家和政治家。我爱我班，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班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