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外国人来了又走，而德国人朱莉娅（Julia Guesten）和她的“普方协会”一直留在这里。这个教育慈善协会已经默默运转了近10年，资助了超过500名苏北地区的贫困学生。但这一切却源于一段悲伤的回忆——2000年，德国人普方（Jürgen Pfrang）一家被四个入室抢劫的苏北青年杀害，四个青年随后被判决死刑。
为了纪念朋友，朱莉娅和其他德国人设立了普方协会，他们相信，如果四个青年有能力自己去挣钱，就不会行窃了；良好的教育能避免更多的“普方悲剧”。朱莉娅说，其实大部分受资助的孩子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让他们感谢我们，我们没有期望过什么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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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在南京成立的普方协会，其实是西方国家应对社会冲突事件的一个缩影。19世纪，德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然而，和今日的中国一样，急速工业化相伴而来的是人口的大幅流动，许多农村人离开了土地。有的成为了幸运儿，可是更多的人却发现，冰冷的都市并无自己的容身之所，他们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群，被失业与贫困的愁苦所笼罩。自然，他们也被称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处理这样的危机一直都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的措施、办法应运而生，有效化解了社会因贫富差距而形成的对立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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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缩小底层的生活水准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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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81年说，“为了xx社会的不稳定，必须积极地采取增加人们福利的政策”，“对于贫穷的人们，有必要帮助他们保障他们所追求的，更加安全富裕的生活”。于是，德国在世界上{dy}个确立了统一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给与了人们平等的制度保障。二战后，西方从50年代起普遍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减震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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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各国的社保包括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十分细致周到，“不让一个人掉队”是社会保障工作的目标。各国非常重视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法国为此制定了“反对社会排斥法”。由于措施得当，贫困人口被控制在较低水平，这xx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了社会平等，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
| 慈善事业：直接扶助弱势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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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的临终遗言是，“在巨富中死去，是种屈辱。”据《福布斯》2006年的统计，美国富豪10年内捐款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最富有的人的捐款超过了全部慈善款的三分之二。对于超级富豪们而言，慈善是光荣的义务，是传统。而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慈善也只是生活的常态而已。70％以上的美国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的个人捐赠占到个人收入的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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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西方人的慈善事业总是离开不了宗教传统。长期以来，基督教会始终遵守一条规定，就是以教会入款的1/3或1 /4分给穷人。此外，每逢重大节日，基督徒还必须特别募捐以救济穷人。基督徒用他们的博爱精神推动了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宗教信仰，也是西方xx社会成员之间紧张关系很重要的一环。 |
| 教育普及：赋予人们改变现状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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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年，普鲁士颁布强迫教育法令，这是义务教育的正式开端。到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都相继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普遍性、平等性、强制性、公共性、免费性，这些都是西方义务教育中的常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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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德国的教育制度很有代表性，到了中等教育阶段，就实施多轨制的教育模式，并不只有大学一根“独木桥”。选择就读文法高中的学生，以升入大学作为目标；而在实务学校就读的学生，之后会进入职业专门学校接受职业教育。德国人重视职业技能，凡是未满十八岁又没有在全日制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少年，都必须接受职业教育，而企业则提供充分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这种教育。如此一来，具有职业技能的青少年自然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
| 依法行政：妥善解决社会冲突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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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在处理棘手的社会矛盾，也坚持依照法律程序办事，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注重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和申诉权利。如英国的土地拆迁政策，按照《强制征用土地法》，土地征用要向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提出申请，说明征用土地的项目对于繁荣地区经济、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生活水准都是有利的、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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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获得两级政府批准共需要四、五年时间。在此期间，需要动迁的居民，也可以向政府决策部门反映意见。一旦某个开发项目获得政府批准，就将启动强制征地程序，动迁户如果认为补偿办法不合理、不到位，可以提起申诉，对法院判决也可提出上诉。在法理基础之上的理性、容忍和退让战胜了冲动、对抗和无休止的抗争，避免了矛盾的激化，保证了社会的祥和。 |
| 表达自由：给民众纾解怨气的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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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方利益关系急剧变动，社会生态剧烈震荡。但早在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提出过“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主流价值观基础上，西方国家引导民众合法、温和地释放不满情绪，拓宽各阶级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及时地化解社会冲突。各种弱势群体可以过各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最起码也一吐胸中之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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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1960年代，美国黑人为了争取平等权利，发起了各种运动，最有名的莫过于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20万人集会上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种族歧视的尖锐矛盾和冲突，通过种种渠道的表达和争取，最终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
| 协商机制：给弱者讨价还价的本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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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不同利益主体间必然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而对于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必须赋予他们一个合理的协商议价机制，才能避免他们的利益诉求无处表达和实现、进而采取激进手段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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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二战前，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地位低下，劳资矛盾尖锐，导致社会的严重不稳定状态。战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的劳动法律体系，如《劳动法》、《工会法》、《就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此外，还设计了各种机制，来保障工人的议价能力，如劳资双方代表就劳动条件和就业条件进行谈判，进而缔结集体合同的集体谈判制度；只有仲裁委员会才有权利确定工人{zd1}工资水平的工资仲裁制度，等等。通过持股计划使雇员变身为“股东”，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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