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房门进到家里，{dy}眼就看见沙发上搁着一件蓝布褂。就是那种不起眼的工作服，我手里的包未及放下，就用空着的手将那件衣服从沙发上拿开了。呆会家里还有人来访，在沙发上搁这么一件衣服似乎很不搭调。
我顺手将衣服拿到餐厅，扔在一把椅子上，才坐下来喝一杯水。
我发现地板正泛着洁净的光泽，客厅茶几上散乱的报纸不见了。洗手盆重新拥有了原先的白净，窗子明亮，阳台上晾满了衣服。
我知道母亲来过了。成家后，母亲问我要去了房门钥匙，尽管她没说，我知道她是为了随时过来，帮我们拾掇拾掇。
我的手触到了母亲落下的这件蓝布褂，我将它捧起来，为刚才的想法深深内疚。
母亲有好几件蓝布褂，是她干活时穿的。我的记忆中，还留着十几年前母亲穿着蓝布褂在一个席草制品厂干活的情形。我们下了学去找她，穿过潮湿泥泞，粉尘弥漫的厂区，好不容易在一群蓝布褂中找到母亲。母亲戴着厚厚的口罩，头发、眉毛上全是白色的粉末，像一层凝重的霜雪。她将我和妹妹拉到一个无风的角落，从蓝布褂里掏出两个馒头，或者一片面包。那是工友们干活累了时一道起哄着买点心吃，母亲才愿意花一块钱买的。但她又舍不得吃，就用洁净的袋子包起，好在放学后给我们。我还记得母亲落满尘土的手从蓝布褂里摸索出的两个馒头的温热，我和妹妹总是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我少年时代对于蓝布褂的记忆。往后，一到干粗活和重活，我就常常看见母亲穿着蓝布褂忙碌的身影。她在房子转角处一条废弃的路上开辟了一块菜地，她穿着蓝布褂，将河岸上疏浚河道留下的泥土，一簸箕一簸箕挑到那个坚硬的转角，她用锄头将这些土块一点一点敲碎，那时，她的蓝布褂就在身上，被汗水泅湿了一大片。等到夏日傍晚，她又穿上蓝布褂，用洒水壶给菜畦里的蔬菜洒水，蓝布褂的身影在简易的篱笆里穿来穿去。
我新装修的房子要铺地板了，母亲就蹲在地上，用小刷子一点一点扫，她裹着蓝布褂的身影是那么瘦小，蹲在角落里，让我一时间都会找不到。她将漆匠泥水匠木匠们落下的水泥石灰和木屑一点一点扫起，她慢慢地在一根又一根木档间移动，手里的小刷子一刻也没停下。她的蓝布褂那会儿落满了粉尘，一片深蓝里沾着左一块白，右一块白，让我恍然忆起十几年前那个席草厂里的母亲。岁末年尾，母亲又开始大扫除了，将一年来沉积的尘埃慢慢擦拭，她努力地踮起脚，站在一张方凳上，她不愿放过窗户最上方的一小片污垢，她总是那么固执，仿佛不将那些污垢去掉，就是她的失职了。母亲那会照例穿着她的蓝布褂，蓝布褂在玻璃的那一边移动着。有时，它的下摆会被风吹起，我就看着那一角深蓝缓缓飘动一下，又一下。穿着蓝布褂的母亲那么瘦小，但站在方凳上的母亲却那么高大。
还有多少次，母亲骑着她的旧自行车来我家，她迎着风，总是骑得很慢。母亲特不擅长骑车，我们常常笑她骑车的样子木讷别扭，一遇见前面有电动车，她就使劲打铃，若是汽车突然蹿出来，她必用力捏住车把，紧急刹车，一脚突兀地从车上踏下来。那会一件蓝布褂就静静搁在车篮里，跟随着母亲的自行车，远远赶来。母亲将自行车停在一个现代的小区的楼下，从车篮里拿出抹布和刷子，还有那件蓝色布褂，现在已经不是那么蓝了，在它的蓝里泛着一层洗刷出来的白。我想小区里的人们会不会将母亲认错呢，会不会将她看成了一位钟点工？
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她应该到我家里来作客才对；她应该坐在儿子窗明几净的客厅里喝一口茶，看一会电视才好；应该在餐厅里象样地吃一餐饭，喝一口热汤才好。但是从来也没有过，尽管我已成家，但角色仍然未能改变过来。她还是操持的母亲，我还像未经世事的儿子。她每次来都是目的明确的，她担心他的儿子。天冷下来，她一次次打电话来，说垫被要换厚的了，说被子该晒一晒了。有时我推开房门，沙发上放着三双鞋垫，有时是一打干净的袜子。有时，卧室的飘窗上，凌乱的衣服一件一件都折叠齐整了，每一条折痕都那么线条清晰，棱角分明。母亲做这些事情是顶真的，一切都那么有板有眼，就像我面对自己的文字一样。还有时，洗衣台上会多出一个板刷，母亲说这个板刷柔，是用来洗棉质衣服的，母亲洗一件衣服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和时间，再脏的衣服到她那里都会被洗得没有一点污渍。而我们却常常抱怨，说领子破了，袖口折了，我们有时也跟她说，这个料子不能刷的，这个材质只能轻轻搓。而事实，母亲做得比我们专业多了，洗我的衣服，她总是小心翼翼，即便一件衬衣，她也觉得是金贵的。
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不识字，无固定工作，命运多舛。我有时担忧，她的人生会不会因了没有一个固定目标而显得无望呢？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母亲做的一切都是她的事业，洗衣服、扫地、叠被子、扫除尘埃、把窗子擦亮……这都是母亲的事业。我成了她的儿子，我更是她一生的事业。我的幸福，就是她固不可撤的目标。
我站在窗前，凝视着母亲跨上那辆旧自行车，凝视着她穿着蓝布褂的背影在黄昏的暮色里渐渐远去，我的心充盈了一股暖流。
2010-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