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1944年日机轰炸梧州时,贺家的“荣华阁”被炸,这里死了人,豪宅从此变成了大弹坑,虽后来填平,但留下了空(凶)地,一直没人占用。不久前贺老大在据点上的家被火烧炮轰,便到这里建起的新家。一间用油毡、竹木新搭建的窝棚出现在四周红砖楼房,显得很另类,很剌眼。说是家,倒不如说联络点更帖切:物,除了日常用品,什么都没有,大部分家什都在“4·13”被无情的战火烧毁;人,虽然子女成群,却没谁能留在身边,{zx0}离去的小女儿阿美。
这年12月22日,伟大{lx}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号角一吹响,贺家女儿们先后下乡插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象撒豆般散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1968年的年晚团圆饭也没能回来吃,到年初三,在郊区插队的贺妍才回来瞧瞧这空空荡荡的家和身躯越来越佝偻的双亲。阿猫和阿男去得更远,不能回城过年的何止贺老大的女儿们,贺老大俩老夫妇对诠释“影形孤吊”,“相依为命”最合适了,但从民族资本家成了真正的无产者,进行以资本运作的土壤都没了,还甩不掉资本家的帽子,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看来,当年的经济奇才遇到了他人生余下的日子里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
从巷道往外走二十多米便是本市{zd0}的居仁菜市场,日间人们来来往往,卖菜的,买菜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总得要理发搞卫生,于是贺老大让大嫂晚上做市场清洁工,打扫湿淋淋的场地和臭哄哄的肉台,自己在巷口又摆上了理发椅,干起替人剃头理发的行当。
在菜市场的人群中还穿插荷枪实弹实行“群众专政”的“工人纠察队”。“工纠”巡逻,他们除了查缉派性对立组织的漏网人员外,主要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执行着上级把资本主义扼杀在萌芽中的命令。
那天下午5时许,七八名“工纠”队员端着枪,一路吆喝,驱散市场正在做卖买的人们闪避让道。他们来到贺老大的档位,二话不说,举起枪托向悬挂在墙壁上的玻璃镜子砸去,“哗啦啦”的响声吸引了众人目光,人们围了近来看热闹,但不敢围得太近,因为满地都是玻璃碴子。利用这个空档,“工纠”们的大皮靴踩在地上的碴子吱吱作响,他们搬的搬,抬的抬,一会儿把全部“架撑”转移到待在路边的解放牌卡车上。对于从天而降的变故,贺老大还没明白是什么一回事,哆嗦的嘴不停说着:“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东西,为什么……?”
领头的指着贺老大的鼻子说:“资本家,你这个死性不改的活老虎,到现在还走资本主义道路。革命的群众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贺老大还想抗争,跟着他们这帮凶神恶煞的家伙后面,要讨回赖以糊口的理发工具。领头的转过身,用手一推,把他推倒在地上,然后上车扬长而去,一溜烟,消失在街角的拐弯处。
这种情况看多了,人们也就麻目了。
看到事发过程的还有贺三哥。
自从贺三哥亲自埋葬了妹妹阿美后,就被羁押在收审所里,经过甄别,他没有血债,没有放火,在单位内外没有私怨,坐了四个月的饿牢,放回单位参加学习班和挖防空洞。
死罪已免,活罪难受。每天象地老鼠一样在不见天日的防空洞挖掘,在学习班里有写不完的检查,开不完的批斗会,还规定下班前挂牌游街,一路离厂回家。
因为在木箱厂工作,到处是做牌子的现成材料,用轻点薄点的木材做?想都别想,有厂革委会成员的监督,他给自己做了一块50×40×1.5公分的松木牌子,连着牌子挂在脖子上的是3毫米的铁线,牌子的重力通过细铁线把脖子勒出一道道血痕。
被称作“牛鬼游街队”的行伍,有五六人,七八人不等,各人的牌子写的身份各有不同,游街时要敲着手里的器具,这些器具有破铁碗,旧脸盘,痰盂等。贺三哥挂着的牌子上写着“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反军黑干将”,手里拿着穿了孔的行军壶和木条。从厂子里出来,牛鬼蛇神们口念着自己的名字和罪行,伴着器具敲出的声音,象传说阴间的牛头马面出行,向目标市区人多的地方走去。他们被逼丑化着自己,同时也丑化着国家的形象。
开始贺三哥感到很难为情,尤其遇到熟人时羞容满面,尴尬万分,后来发现象他们这样在人群中游街的队伍不少,慢慢地就习以为常,遇到相知的牛鬼蛇神,也会瞅上一眼,有些牌子上写着“国民党的残渣余芋”,显然把“孽”“简化”写成了“芋”。看见这样的别字,每每会忍俊不禁,哑然失笑。
贺三哥就会想到这到底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大革文化命?
愚味代替人性,斯文已经扫地,尊严变得一文不值。习惯成自然,慢慢地心情没那么紧张,脸皮没那么薄,牛鬼们在游街中编出新词来戏说自嘲,如“木匠造木牌啊—自作自受”等等,在古古怪怪的敲击声中,谁也听不清楚念念有词说的是什么,只有牛鬼们自己心里明白。
这天下午牛鬼队解散后,贺三哥在菜市口看见正开着现场批判会,他把粘满松脂油的木牌从脖子除下,侧着挂在肩上,用腋窝夹着,倒象刚写生回来的画家。他和群众一起挤进了会场,企图汲取被斗争的经验。
当他从人群中钻出来时,木牌的棕黄色的松脂化成了油脂置换到了蓝上衣,斑斑点点,苏东坡当年赞美的梧州西、桂两江交汇处出现“鸳鸯秀水世无双”的奇观,也不过如此。
象往常一样,为了不让父亲受到更大的精神压力,贺三哥从对面的另一条巷道出来,因为他在那里住着一个朋友,可以先把木牌子寄放在朋友家。不能让衰老的老大知道自己被批斗游街,说不准父亲知道后,接受不到剌激而休克。唉!父亲老了。
他走出巷口,就看到在父亲摊档几分钟内发生的事情,跑过菜市场,“工纠”们已呼啸着乘车离去,父亲还在被菜水溅湿的地上,当街坐着。一脸无奈的贺三哥走过去,说声“老大”,扶起受了凌辱而疲惫不堪的父亲,避开众人的眼光,向“家”走去。
国家主席被冲击,国家主席夫人被揪斗,宪法如一纸空文被残踏,老百姓有理向谁说去?国已如此,有家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