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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了基督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加尔文在路德“信仰得救”的基础上提出了“预定论”，认为人被全能的上帝分为两类人，即“选民”和“弃民”。这就使人在能否得救上产生了焦虑感，只能以世俗职业的成就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为了证明自己是“选民”，并为上帝增加荣耀，新教徒们勤勉工作，杜绝享乐以致禁欲，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因而积累了财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他在其《儒教与道教》中则提出，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等观念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所以中国自身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精神。
　　
　　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是手拉着手的。明清时期，儒商辈出；素有“儒教资本主义”之称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明证。“重义轻利”表面上看来与商业文明相矛盾，但实际上则有利于商业文明的良性发展，有利于xx商业文明的固有弊端。xxx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液。为了追求利润，资本家可以不择手段，罪恶的黑奴贸易就是明证。资本家为了证明自己是“选民”，无视人权，甚至对上帝的惩罚也抛之脑后。
　　
　　孔子主张：“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关怀现实，积极入世的，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他又提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即要符合“仁”的规范。xx潮商李嘉诚先生就是这种财富观的身体力行者。被誉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大指导者”的涩泽荣一，就曾把儒家轻视富贵功利的义利之辨改造诠释成为“仁”与“富”的结合，形成“论语加算盘”说。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重义轻利是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的{dy}个契合点。
　　
　　儒家思想重视教育也有利于商业文明的发展。中国人重视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无论走到哪里，一安定下来，就会送子女去读书。这是为什么美国、印尼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华人的人数虽然很少，但却有着很高的经济地位的原因。在知识经济年代，知识就是生产力，所以说重视教育是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的第二个契合点。
　　
　　儒家思想重视集体也有利于商业文明的发展。众人划桨，乘风破浪。1997年韩国深受金融危机打击，为了渡过危机，韩国人表现出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很多妇女把家中的金银首饰都捐给了政府，毁家纾难。日本企业中员工的跳槽率非常低，原因在于员工对企业十分忠诚，把企业看成是家庭。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无疑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重视集体是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的第三个契合点。
　　
　　从以上三个契合点可以看出，韦伯被称为“中国学中伟大的外行”是有理由的。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虽然有矛盾的地方，但也存在相通之处。当然，儒家思想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缺陷，如“重人伦，轻自然”导致儒家思想在“器”的方面落后于西方。但是缺陷可以通过向其他文明学习来克服。吐故纳新，融汇中西，为儒学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是当代青年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