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80后”在香港成为媒体常谈的话题之一。比如在立法会表决广深港铁路香港段拨款时，数量可观的年轻人在全港进行苦行抗议。在寒风中，他们每行26步（香港段全长26公里）就下跪一次。这种请愿方式不仅给人视觉冲击，也给人们以许多反思。他们代表了哪些群体？为何要用这种方式进行请愿？

　　{dy}个问题的答案就是“80后”。这个词汇来自内地，在香港的定义有所争议。有些人认为是现在年龄接近30岁的人群，也有些人说指的不是八零年代出生年，而是一些勇于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士。有人批评他们，有人认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促进政府改进施政是好事。

评论各有不同

　　具体来说，大体有三种观点。{dy}种认为这是期望与现实落差的体现，这个观点以财政司长曾俊华为代表。期望与现实落差比较中性，容易让人接受，也比较符合人的发育规律。年轻人有较多的梦想，而现实情形往往不是如此。因此，“80后”与其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不如说是“生理”现象。

　　可预期的是，若仅是生理现象，“九十后”很快也会重复“80后”的行为。对于具体的认知落差，曾俊华说，“80后”的竞争力和机会并不比前几代人差，主要问题在于这些人能否把握和创造机会。他以住房为例，认为{dy}代香港人的人生目标主要是求生存，“三餐一宿”就够了；而第二代就是期望能够获得政府的房屋居住权；第三代人一定要置业。现在这一代人除了要求置业外，还关心整个楼宇的配套设施，比如泳池大小、私隐度的处理等等。总而言之，这种观点在肯定“80后”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多一些理性。

　　第二种观点与{dy}种观点比较接近，不过更加肯定。他们认为“80后”代表一支社会建设力量是忧国忧民的一代。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不仅有反思的力量，而且还勇于公开表达。比如陈景辉认为， “80后”现在关注的众多议题不仅包括政治，也包括社会发展和城市问题。高铁项目所经过的菜园村是一种田园生活，现在大多数香港孩子都在商场和公屋附近游乐场长大，缺乏与自然接近的机会。因此，“80后”与其说是反对政府的铁路建设，不如说是为了捍卫{zh1}的家园。

　　第三类观点是彻底的否定。这些人认为“80后”的行为是受一些政治力量所左右，甚至有些评论认为，大多数香港人关注专业工作，力图在各个领域有所收获，而现在这些所谓的“80后”事实上只是一些“愤青”，不值得关注。

大陆的“80后”

　　多年前，在内地，“80后”也引起热议，最早是负面，现在几乎xx扭转。内地“80后”的优点在于视野比较开阔，通常有较高的网络使用率，但争议之处在在于这些人比较浮躁、对工作机构忠诚度不高、贪图享乐等。《中国企业员工敬业指数2005年度调查报告》认为，“与其他年龄段相比，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最不敬业”。因此，各种不好听的词汇都加诸这一年代，比如“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消费主义的一代”、“小皇帝一代”，等等。

不过，有关评价在2008年有重大改变。比如他们在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表现“奋不顾身”。之后，内地“80后”还支持了北京奥运的各项事业，包括当自愿者、为火炬传送进行护卫，在各种场合对外国人的反华言论进行反击。“80后”即使对各项公共政策有保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很支持政府。特别是在国外一些媒体批评中国时，“80后”认为这是和平时期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许多“80后”，特别是在海外生活的，用各种方式表现爱国之情。“鸟巢一代”应运而生。鸟巢不仅暗示着中国的崛起，而意味着这拨年轻人的成熟。

　　美国《时代周刊》曾以China’s Me Generation为题报道中国“80后”现象。作者认为，“80后”兴起对当前中国政权的稳定是有帮助的。以前较多学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中产阶层的兴起会带来民主。但是，“80后”的崛起是导致这一假想落空的原因之一。背后的因素较多：一是“80后”的群体非常大，今后可能占据内地各种重要领域；二是这群人将有既得经济利益，不愿变革；三是“80后”是不关心政治的爱国者，这对政权的稳定非常有利。

　　如且不论上述文章中观点的正确与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在香港他们是“高铁一代”，而在内地却是“鸟巢一代”呢？高铁和鸟巢都代表着GDP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但为何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高铁项目会引来他们的反对，而奥运却提升内地“80后”的爱国热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