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历史老人富有戏剧性的眨眼
雍和的背影是这样的:个子不高,但很结实,所以脚步很沉稳。他的右肩有点斜,那是摄影包过于沉重所致。
雍和是《新民晚报》的首席摄影记者,是一名圈内认可度很高的摄影记者,他来自民间,奔走于大街小巷,充满草根情怀,对劳苦大众怀有深深同情,对各种诡谲奇异的社会现象保持着探究根底的强烈兴趣。他有着二十多年的从业经验,曾获得包括《中国摄影》杂志年赛金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在2002年获得上海市范长江新闻奖,在2003年获得中国摄影年度人物奖。不过他一直很低调。
诚如狄更斯所言,我们正处于一个{zh0}的时代,我们正处一个最坏的时代。那么,做一名自觉承担社会使命、体现社会良知的优秀摄影记者,就成了很多摄影记者的追求。历史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也给出数不尽的难题和无法预见的挑战。据我所知,许多青年记者都把雍和当作老前辈,一个“范儿”。
专题摄影、专栏照片,是雍和的突破口
雍和最初涉足摄影,走的是艺术沙龙的路子。但很快,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与力度,投射在人与整个社会上的种种巨大变化及陌生现象,将雍和牵引出气氛温馨的沙龙,激发了他的深层次思考。1988年,他应邀参加北京国际摄影周,这是中国摄影者{dy}次大规模近距离接触西方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西方的纪实摄影对他触动极大。他发现大凡优秀的摄影家,都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而且都是有社会良知的人道主义者,作品的主题超越了种族、信仰、阶级和地缘政治。从此,雍和将镜头对准了沧桑巨变的中国社会和纠缠在各种命运网络之中的人。
这个时候,雍和在一份周报当摄影记者,他拍的照片虽然具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但与文字相比还是慢了一拍,而且常常处于配角的位置。于是他希望通过专题摄影来达成自己的愿望。在技术上看,是扬长避短,但更深一层的用意就是可以避免平庸和惯用的套路,希望通过个人风格与视角来体现一种与国际摄影思潮相呼应的新闻价值观。
后来他开始尝试,先后在《中国城市导报》、《青年报》任摄影记者和摄影美术总监时,做了不少专题,比如农民工进城、旧城改造、艾滋病、遣返盲流、华东水灾、服装节等,在社会上取得了不俗反响。
将稍纵即逝的图像做成可以传诸后世的社会档案,雍和找到了突破口,并取得了成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雍和的摄影理念或理想在新闻报刊的蓬勃发展中,获得了很大的表现空间。
1998年,我和雍和同时加盟新创办的《新民周刊》,我们成了同事。他担任摄影总监,并开辟了一个专栏,一张跨页的图片,配五六百字的文字说明,每期选择一个热门话题,让读者眼睛一亮。雍和推到读者眼前的画面,信息量相当密集,生动地体现了时代特征,并展现了许多读者见所未见的角落。
现在,雍和在新民晚报上开了一个新专栏“快门快语”,在一些新闻报刊上还有好几个专栏。这是雍和转达民众诉求、体现职业道德的通道。
一个摄影记者的感情准备
苏珊·桑塔格说过:“摄影就是对拍摄对象的占有,它意味着摄影者使自己与一个类似于知识——因此类似于力量——的世界发生某种关系。……但比起印刷字,照片似乎是一种更危险的脱离现实世界、把它转化为精神实体的形式,它是人们拥有的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世界面貌的大部分知识的来源。”
雍和应该认识到苏珊·桑塔格所说的“危险”对摄影记者的诱惑与伤害,也深知图像与读者的关系,所以他在创作专栏摄影作品时,并没有挥霍镜头语言,借此刺激读者的感官,而是更加谨慎地把握被摄对象,真实地反映他们的诉求与环境。但是,优秀的记者{jd1}不是一个自然主义的记录者,可以说,任何一个镜头都是带有倾向性的,都是受感情与思考所影响的,都是为着实现某种理想而调焦、剪裁的。
雍和的选择,是有着共和国一代人共同的成长背景和经历的。
他17岁插队到上海崇明岛农场,八年的农场生活,使他的意志体魄都得到了锻炼,并体深切地验到了中国农民的情感。回城后又在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在岗位上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培养了他通过细小举止观察人的本领,在基层工作中体验到中国工人的品格与情感。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记者。所以,他已经完成了社会大学的课程,然后能以很低的机位来观察这个社会与整个群体。
雍和是蓬勃时代的悉心观察者,他意识到,如果仅仅着眼于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也会让人惊愕于城市格局与面貌的沧海桑田,但如果仅仅是机械地记录物质层面的变化(事实上许多摄影记者都满足于此,也借此立身扬名),不足以反映一个时代本质上的发展与进步,而奔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人,特别是在底层挣扎的普通百姓,如果他们的命运得不到改观的话,何以证明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伟大?
于是,雍和在题材的选择上,牢牢锁定了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还有城市建设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价值观的确立,或许是风格形成的首要条件。
温热、真切地表达民众的诉求
我对雍和刊发在《新民周刊》上的一张照片印象深刻。时间是在2001年的除夕夜,新年钟声刚刚敲响,一个疲惫不堪的农民工仍然在建筑工地上忙碌。他搬起一根差不多与他体重相当的水泥柱,在工地上蹒跚前行。他的身后,就是耀眼的都市霓虹。这张照片其实体现了一个快速膨胀中的城市与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人与城市的关系就是如此简单,但又非常复杂。
同样是建筑工人题材,雍和还有一张图片更让人揪心,画面上,一个工人爬上浦东一幢高楼的顶层,手搭在脚手架上闷头抽烟,他的身后是滚滚车流和万幢高楼。这个工人有何心事?雍和在图注中告诉我们:这已经是2005年的除夕了,这位名叫吴克忠的农民工与大家一样,还没有拿到拖欠三年之久的工资了,他怎么回老家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雍和还补充了一句:“欠薪,在全国一亿多民工中,几乎全都有这样的经历。而在上海387万外来流动人口中,有73%在制造、建筑和商业服务业就职。”这里强调的,同样是城市与人的关系。
最近还有一张照片被读者记住,雍和将时间锁定在经济金融危机下的2009年4月,地点是相当独特的上海龙华殡仪馆会议室,拍摄的场景是一群大学毕业生(雍和的文字记录这{yt}有250名)冲进来争取一个“入殓师”的岗位。
雍和在作品中还自觉地体现出超越民族与团体利益之上的人道主义的情怀,比如他长期关注白血病儿童,有一张照片就拍了一个空空荡荡的病房,病床上躺着一个孤苦无助的病孩,画面上留下巨大的空白,让人看了揪心,不得不思考有关生命本质的宏大问题。还有一张则是一个病孩光着脑袋,充满着期待地扒在一个窗台上看着镜头。这张照片后来还做成路牌公益广告,时时感动着人们。
一个瞬间,前面是漫长的蛰伏
难能可贵的是,雍和对一个题材的关注是长期的,对某个对象的关注也是很肯花时间的。比如2003年非典时期,雍和跑了许多医院和隔离小区,还深入到旁人不能进入的观察点,为的是记录普通民众的非常时期的心态与处境。他一个汽车展里守了五天,车展现场冷冷清清,如何最形象地反映这一事实?{zh1}雍和将镜头锁定车展的工作人员,他们每人都戴着一个印有汽车广告的大口罩,一语不发,却是鲜活的广告,这就体现了上海人的精明与幽默。
在2004年禽流感大暴发的某个时段,雍和也不顾危险深入疫区,花好几天时间拍摄了一个对象——一个来自江苏的养鸭专业户,他们发现自己养的鸭子得了禽流感,他觉得一个公民就有责任上报。结果呢,主动上报后,政府有关部门来人一查,方圆三公里内的所有家禽都被判了“死刑”。村里的农民就对他们怨恨得很,认为是他们一家酿成灾害,还连累了大家。他们就变得非常孤立,{zh1}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只能离开上海另谋生路了。这张照片背景的东西非常丰富,折射出当今中国的诸多问题,比如机制、公德、发展模式、小农经济模式和公民意识等。
雍和拍得也比较多的题材是上海弄堂人家,比如在等待拆迁的弄堂里的生活场景,也相当有生活趣味,赤膊的男人和穿睡衣的女人相濡以沫,表情坦然地面对镜头,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有些照片拍的是他们在逗玩宠物狗,旁边小桌子上摆开了供午时吃喝的饭菜。或者炫耀一下新式婚礼,表明贫民窠中成长的他们也有这种时尚消费意愿。更强烈的愿望是反映在特定情景中的,比如上海股市刚刚开设时,雍和就拍摄了文化广场上{dy}批股民翘首张望交易记录的表情,还有排队购买认购证的场景。他着重表现的是普通民众对财富游戏规则的强烈兴趣,以及对公平竞争并致富的心理预期。这类照片都需要深入现场,与对象交朋友,体验他们的感情,然后在他们包围之中等待{zj0}时机,捕捉最生动的瞬间,将真实的画面记录下来。这类“上海化”的画面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与议论,体现了上海人这一群体的集体性格。
以生动细节来体现上海的都市精神
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时代,这为摄影记者带来了数不清的{jj1}题材和无孔不入的机会,对象就在眼前。但如何通过摄影作品来记录时代,凝固历史的瞬间,使之永恒,为后世提供值得信任的观照,就是界定一个摄影记者是否足够杰出的分水岭。当然,回过头来张望,许多百年前的老照片,技术有欠成熟,但真实性与原始性使它们拥有了永存价值。而今天的资讯如此之密集,简单的记录就可能速朽,更别说打动人心了。
在雍和最早的获奖作品中,有一张题目为《偏偏轮到我》,拍的是一群青年工人在公园里做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朵花刚传到一个女孩子手里,鼓点就停了。那个女孩子略感意外,羞涩地望着他人,周围的同事却笑得前俯后仰,准备看她的“好戏”。这是一个常见的画面,也是令人愉快的场面,被深刻地铭刻在“过来人”的记忆之中。但请注意,这个时间是1982年,是空气中还飘荡着《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歌声的时代,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还有一张照片,雍和拍的是1985年的人民广场一次帮助残疾人的活动,彩旗招展,热闹非凡,但背景是上海{zg}的建筑国际饭店上新挂上去的日本“东芝”广告,这块广告牌曾引发一场风波。这一细节的记录,其实就是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初两种观念的碰撞,折射出中国开放的艰难起步。
中美关系历来是焦点新闻,有一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上海,雍和没法挤进戒备森严的虹桥机场,就来到机场外面寻找机会。他知道,这一带原来就是市民观看飞机起落的“{zj0}地点”。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有许多市民在等待“空军一号”的光临。夜幕降临,“空军一号”如约而至,在夜空中划过一条彩光,雍和以此为背景,再将两个市民圈入前景。他们推着自行车,抬头张望,有一辆的车头上还挂着塑料带编织的网兜呢。试想,连社会底层的市民都如此关注中美关系,那么中美关系的前景及两国利益应该如何考量呢?
通过物质生活改善来应证社会不可遏止的发展,是雍和惯取的画面。比如雍和在1994年底拍的一张照片,记录了外汇券退出市场的一个瞬间。其时,市民们纷纷用外汇券{qg}xx商厦里的紧俏商品,表情兴奋而紧。至此,外汇券这一特殊货币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一张照片,以超低角度拍摄大世界门前的十字路口,三个妇女从展销场地出来,捧着大包小包,有点吃力地通过马路,作为背景的大世界墙面上张挂着的商品打折广告。这个典型场景,在那个时期是经常出现在市民眼前的,是中国经济生活的真实状态。但我更在意的是,这两个妇女脸上却没有一丝欣喜。这张照片予人的感觉就是表面繁荣繁华背后的凄凉酸涩。
同情、理解、悲悯、宽容、窃喜……再时不时来一点温热的、善意的调侃或讽刺,或者真诚地体验着他们的喜怒哀乐,高昂地表达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呐喊的诉求,与他们共进退,共生死,是雍和在这类照片中所洋溢着的人文情怀,也是他的作品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逻辑关系越清晰越好,这是雍和一再强调的。在捕捉生动细节时,他也没有忘记这一点。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苏州河上的龙舟赛,同在现场的摄影记者都希望龙舟行经处有一个美丽的背景,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但雍和选择了一幢在建的公寓楼作为背景,公寓楼的每个窗口都站满了建筑工人。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欣赏着苏州河上的这个应景的节目。那么这张照片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苏州河水清了,可以划船了。这只是表象,逻辑性体现在背后这幢楼上,因为苏州河两岸工厂迁走了,码头和仓库改作创意产业园了,大面积的棚户区改造了,困扰上海市政府数十年的苏州河污染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雍和生活在无限可能的世界中,他的照片无所不包,从这个城市的高层政治圈、经济圈到社会底层的生活情境;从政治家、金融大亨、影视明星到草根百姓,各色人等脸上的丰富表情被雍和牢牢锁定,并和这座城市快速旋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他敏感而xx记录了{dy}场摇滚乐在上海开唱,{dy}次商品展销会上的{qg}、{dy}家西饼屋请来影视明星剪彩、{dy}批股民戴着望远镜炒股票、{dy}个自选商场开张、{dy}批外销房销售、{dy}家临终关怀医院建立、{dy}架台湾直航包机飞抵大陆……无数刻录时代前进脚步的“{dy}”被他摄入镜头,xx而戏剧性地诠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与特征。
以往新闻报道摄影严禁流露个人倾向,必须保持冷静客观。但如今,报道摄影实践已进入全新阶段,“个人化、评价性与观点表达”正成为席卷当今世界新闻摄影圈的一个普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雍和的出现,是自我选择、自我塑造的结果,更是时代的引诱。雍和是一个善于利用自己的智慧与媒体的力量完成历史使命的摄影家,是新闻记者通向成功彼岸的值得分析的典型案例。已投稿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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