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下午5时30分，两位代理律师夏霖、夏楠与邓玉娇结束{yt}会谈后，告知记者该案很可能出现重大取证失误。邓玉娇案发当天的内衣内裤至今没被警方提取，而是被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带回家中。而此时，已经距离案发有11天之久。（5月22日《广州日报》）

从警方抵达案件发生地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掉进了一个“有罪推定”的怪圈。邓玉娇电话自首后，警方{dy}时间到现场是约束邓某，保留与xx现场有关的证据，诸如：水果刀、致人死亡的证人证言、现场拍照、邓某的随身物品（抑郁药）。而后，迅速展开对邓是否患抑郁症的精神鉴定（强制送院）。整个的调查取证过程，几乎是围绕邓玉娇是否构成xx的角度来展开调查的。但对于死者邓贵大是否猥亵或试图强奸邓玉娇的证据，基本“没放在心上”。

按照湖北省2007年6月29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其第二条明确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客观、全面地收集、移送、审查判断所有证据，包括可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和可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当地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中，仅xx邓玉娇是否xx的证据，却忽略和漠视了死者是否性侵或猥亵邓的证据,和可能无罪、罪轻的证据。这样调查取证来的证据将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全面的。

以偏概全，或想当然地“推定”，是警方遗漏了最重要的证据——邓的内衣内裤的最主要原因。而且，从近几天的报道和事实来看，警方似乎真成了死者的“辩护律师”，发布信息前后矛盾、支支吾吾：一会儿是“按倒”，一会儿又变成了“推坐”；案发现场一会儿“多出了”两名服务员，一会儿又突然“没有了”。如此令人怀疑的暧昧态度，似乎是遗漏邓玉娇内衣内裤的{zh0}注解。

所幸，在两位律师的参与下，邓玉娇主动提出了证据保存申请，也为事件的最终真相大白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线索。我们期待当地警方尽快以负责任地态度，对相关证据进行保存鉴定，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弱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