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龚建平忌日。

7月12日，龚建平生日。

他还没来得及过自己44岁生日，就已离开。他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女儿眼中的好爸爸、朋友眼中的好哥们。也有很多不认识他的人叫他“黑哨”，只因为他生前犯下的错误。

【壹】 邻居常看他手里拎着菜篮子

龚建平的家就住在石油附中门口的家属楼里。这是北京老式的居民楼，一层有三户居民，每家的面积有40多平方米。

龚家住在某单元的四层。楼道的扶手已有些破旧，但台阶还算干净，每天都有专人打扫。每家的防盗门样式跟这幢楼一样古老，没有门镜没有门铃，只能使劲敲这个铁制的防盗门，“哐哐”的响声会惊动周围的邻居。

在世的时候，龚建平经常会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石油附中的校园和操场。有时，他也会在阳台上跟认识的老师打个招呼。“龚老师，该做饭了吧。”有的老师会这么提醒他一句，“索老师每次回家，都吃现成的吧！”同事们说的索老师，是龚建平的爱人。

2001年前，龚建平和爱人都是石油附中的体育老师。现在，索老师已是北京市特级教师、石油附中体育、文艺教研组组长。在北京市所有中学里，在职的体育特级教师总共只有11人。

回忆起龚建平，所有人都会说：“这人特低调、特随和，没什么架子。”调到首都体育学院任教后，龚建平不用坐班了，人们经常看到他坐在传达室里，跟自己的老同事聊天，手里还经常拎着菜篮子。

【贰】 “报上说你是头号嫌疑人”

“闹得特厉害时他还老来我这儿待着呢，我跟他说：报纸上说你由4号‘嫌疑人’变成了头号了！”石油附中传达室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龚建平当时刚买菜回来，“他跟我说：‘甭听他们的，根本不是那回事……’”

这是他在龚建平被逮捕前的{zh1}一次聊天，当时是2002年3月14日。据那位老同志介绍，龚家楼前第二天停了三辆警车，“当时有个xx问我学校什么时候放学，我还以为是学生家长呢！”后来，龚建平在家中被警方带走。

当天晚上，索女士并没有见到龚建平。后来才知道，“龚建平出事了”。她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索老师，你家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一周后，索老师的同事从报纸上看到了龚建平被捕的消息。面对同事们的关心，她无言以对，“这种事，没法跟别人说，只有我一个人承担。”

2003年1月29日，宣武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中写道：“法庭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01年，龚建平在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B组主裁判员职务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龚建平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主动坦白交待了受贿的大部分事实，酌情从轻处罚。”

【叁】 “那么结实，怎么病成这样”

“他没背景。”石油附中的那位老同志说到龚建平被抓的事，长叹了一声，“别的裁判出了事，都有地方兜着。他不行，既不属于石油体协，又不属于北京市体育局，就是石油附中的一个老师。出了事，没人‘保着’他。”

据这位老同事回忆，龚建平裁判的启蒙之路很艰辛。他最初是在原石油附中一位副校长的推荐下，帮着石油体协足球队训练、吹比赛，“他不算石油体协的人，在那里当教练，但只是名誉的。出了名，人家说你是‘石油体协的人’；出了事……”

被判刑的时候，龚建平其实已经病了。由于当时病情不重，所以也没什么人在意。2003年年底，龚建平病情加重，几乎每天都在发烧，不得不保外就医。

“他身体那么壮实，怎么一下子就病成那样了呢？”这位老同志很不理解，因为龚建平在没出事之前，几乎每天都要到石油附中操场上进行跑步训练，一跑就是5000米、6000米，“他父母家原来住新街口（北二环内），所以经常从新街口跑到学校（北四环外），然后在操场上跑20多圈，再跑回新街口。”

【肆】 治病花的钱就跟抽纸巾一样

“进去（被捕）后，连审再熬、再惊吓，什么人也经不住了！”龚建平生病后，很多朋友都到医院去看过他，看到一个健壮的人变得如此消瘦，一些原来的女同事流下了眼泪，“真没想到龚老师{zh1}会这样。”龚建平在病得最严重时，房间里连窗户都不能开，开空调会觉得冷，“走路都得让人扶着。”

龚建平的爱人记得很清楚，当时为了给他看病，家里几乎花掉了所有积蓄，“当时花钱就跟从包里抽纸巾似的，有{yt}花掉了4000多。”

龚建平病逝前{yt}晚上，北京一直在下大雨。一些去医院探望的人被堵在路上，干着急，没办法，“我从北三环开车到西三环，开了两个小时，都过不去，不知道为什么……”龚建平在首都体育学院的一个同事称，当时的情形现在还能在脑海里清晰浮现，“当我到医院时，大夫就已经说不行了……”

不幸最终还是降临了。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在北京市304医院病逝。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血液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逝第二天，是他44岁生日。

【伍】 足协发了通告，但不予置评

病逝两天后，龚建平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陵园厅举行。看着丈夫的遗体，妻子索女士悲痛欲绝，泪水、哭声、叹息声充斥着整个灵堂。

据同事们回忆，追悼会当天去了1000多人，多数都是自发的，其中包括亲朋好友，有石油附中、首都体育学院的同事，有以往带过的学生，以及一些国家、国际级裁判。

“陆俊他们都去了，还有人专门是从外地赶来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索女士的泪水再次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会去送建平，花圈都摆不下了……我想，这对他也是一种安慰吧。追悼会前{yt}，我们家阳台上都是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

只是，没有人见到足协的人。中国足协在龚建平去世当天还特意发出通告，表明协会已知道龚建平去世一事，“但不发表任何评论。”

追悼会当天，一对从石油学院退休的老教师夫妇哭得声音很大，“傻小子，你怎么就那么实诚啊……”他们用这样的嘶吼来表达着悲伤的情绪。这位退休的老师几年前曾患有癌症，是龚建平当年开着自己那辆夏利车，将他送进医院。在医院外等了9个小时，又把他接回了家，“这个老头特别感激龚建平……”

【陆】 陵园的人特意给打了折

后来，龚建平的骨灰被安葬在了位于昌平的天寿陵园，那里的人听说被安葬的人是龚建平，还给打了折。

龚建平去世后，一些同事做梦时还会梦见他。那个曾经得过癌症的老教师梦见龚建平后特意从家里跑到石油附中，找到索女士，“我昨天梦见龚建平了，所以今天就想来学校看看你，看看你现在怎么样了。”

索女士说学校的老师经常会梦见龚建平，“那天我的一个同事说：‘我梦见龚建平了，就在你家阳台上站着，穿着一件腈纶棉的衣服，我还跟他说话了呢……’”

龚建平去世时，女儿正读大学，现在已工作。她在母亲面前，从不多说爸爸。她知道，这是娘俩最痛苦的话题。

龚建平去世一年后，索女士有{yt}在女儿床前看到了很多丢弃的纸巾，“她的眼睛是红的，哭了一个晚上。她难受，但从不跟我说……”

索女士说，她和女儿现在最怕过的是春节、清明、中秋以及7月11日、12日，“一到那个时候，总觉得家里少了一个人。7月11日是他的忌日，12日是他的生日。”

前几年，女儿经常会去龚建平的墓前，一个人静静地坐着，说说话……

■ 几件小事

曾资助困难学生

“开个夏利车，人还挺不错。”首都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的一位老师这样评价龚建平，“我们在裁判方面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向他咨询。”

据这位老师描述，有一次，足球系2000级有个学生，因家庭困难无法承担学杂费，“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捐了300元，龚建平说从他的工资里扣500元。”

2001年大运会在北京举行，“是龚建平帮忙，才让咱们的学生有机会去当志愿者，去做技术统计工作。”这位老师说。

在场上用脑子踢球

首都体育学院的靳老师说,龚建平在世时，几乎每周都要和他们踢两场球,“他是那种靠脑子踢球的人，比现在国家队那些踢球的人聪明多了。”

龚建平被抓时，靳老师正在日本留学，“当时《日本侨报》称，他破坏了大家的规矩，所以就成了道上的牺牲者。”“中国足球谁又比谁能干净多少呢？”靳老师谈及中国足球的现状，很是气愤，“中国足球从管理层，到职业联赛这些操纵者，再到球员和教练，良心都让狗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