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了，是几千里外的大学同学打来的，寒暄了几句什么之后，便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赵建国已经去世了……病的……倒在了讲台上……”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祸福无常的悲凉袭上心头……等平静下来之后，他的形象便愈来愈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

小平头，胖乎乎的圆脸，敦敦实实的身材，后来（是大二？也许是大三？）戴上了眼镜——黑色方框的那种。

他是我的下铺，大学四年，每天几次都是踩着他床头的“脚蹬儿”上来下去……

刚上大学时，他的姓名是{zx0}被全班同学知道的。那是中秋节联欢会——入学的第五天，有一个节目是猜谜语，用同学的姓名做谜底，这是几个热情高涨而又小有才气的同学策划的，有多少谜语已忘记，但“陈桥兵变”这条谜语却在当时博得满堂喝彩，猜中的自然是我们宿舍的同学。“赵建国”笑眯眯地站起来亮相，那时还没带上眼镜，小平头，胖墩墩……

后来大家都熟悉了，他反倒默默无闻起来，不多说话，抛头露面的事儿又不沾边，好像只会学习，只是有一次听完音乐会，便上街买回一支笛子，吹了几次，可又总也不怎么流畅，后来就收起来了……

大家都说，他的心地和他的衣着一样朴实。

每学期开学，我们宿舍的同学都从家里带来好吃的分享：丹东的苹果、包头的奶茶、连云港的对虾……他总是尽量避开这种狂欢放肆的场面，到了晚上，全宿舍的同学都回来，多数情况下我已躺在了上铺时，他便开始分送他的礼物——一人一颗鸡蛋。递到我枕边的手，握着一颗鸡蛋，黑黑的头顶又移到其他同学那里……随后就有同学大叫：“还是鸡蛋好吃！”他却没有吃，有同学问：“我们都有份儿，你怎么不吃？”他立刻睁大眼睛：“我还能不吃？”

直到毕业前夕，才知道：他家困难，父亲有病，母亲又干农活儿又忙家务……

快分配了，不少同学忙着拉关系，找后门——那时还没有什么双向选择、供需见面、洽谈会等新气象，全凭领导按既定计划分配。由于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用人的地方多,因此，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也不乏转行的机会，尤其是我们中文系。再说有几个不想改行的呢？说心里话，我当时十有八九个心眼儿没有想到他情愿在偏远的地方的中学讲台上谱写生命的乐章……

那天，我病了，躺在宿舍。他也没出去，躺在他的下铺。我们聊到了分配，聊到了改行。他说：“我要回去，上中学时我就发誓要上完大学回去当老师，因为我们的老师很少愿意在那里受苦，常常一位教师教三四个班的课，还要当班主任。再说，我想一边教书，一边种地，让我妈歇歇……”我望着屋顶，分明看到了他那平静的、朴实的神情，显示着执着的责任感……

当领到“派遣证”告别时，我们握着手，用充满学生气的话互勉：“分配的不好，也许是走向成功的起点，让我们努力！”{zh1}还底气十足地加了一句：“后会有期!”

时间{yt}天过去了，大学毕业已快十年了，那些充满书生意气的话语连同多彩的生活一起愈来愈远愈来愈模糊了，就如同置身于奔驰的列车上看到的窗外的画面一样……

当我的生活和心境日趋平静的时候，我的同学、我的下铺在“努力”的途中倒下了，永远地倒下了，离开了他那些在简陋的教室里等着瞪着饥渴的眼睛的学生，离开了他那患病的父亲，还有含辛茹苦的母亲——不过三十出头……

打电话的同学说，为他“送行”的场面极为悲壮感人：学生们的哭叫呼喊，乡亲们的唏嘘悲叹，同事们的伤心哀怨，领导们的痛惜扼腕……看来他的短短几年的足迹已扎扎实实地印在了家乡的大地上，印在了学生们的心目中。他的匆匆离去，留下的不仅是痛惜和悲伤，更重要的是朴实挺拔的形象——这将是永恒！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同学，我的下铺……但愿他的朴实、好强以及执着的责任感能够永远伴随着我，促我振奋，让我努力……

                                   （此文初稿写于1996年10月，修改于2010年1月31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