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鹏收到了我寄给他的两本《难忘的12连》，一气读完，思绪万千，刹不住了，立马又发来两篇好文。 

梦中呼唤着妈妈

  “妈，妈……”夜半生息，这些刚刚离开首都北京，刚刚从两千多里之遥颠簸到这神秘、富饶的土地上的孩子们，都静静地安睡。

    虹又在梦中哭喊“妈，妈……”。有人嚎叫着：“别哭了，别叫了，真没出息，没出息劲儿的……”

    这里是三师二十九团12连小学校的教室。因为政治形势突变，挥手掀起地巨澜没有时间拖延，迎接知青的宿舍刚刚把房基的地槽挖完。当时，只得把连队小学校东头的两间教室临时架起铺板。这铺板就是把三四十公分直径的原木横在地上，并在上面钉上木板。男西女东分住两间。

   “妈，妈……”虹又在梦中哭喊。有人吼道：“再喊就把你扔到外面……”

    这群小北京知青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同一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这届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有问题的家庭，也就是黑五类、臭老九的家庭，都是些学院的教授或文化部下属机关单位的干部子女；大部分知青的父母都挨过批斗，都还在牛棚，或已经进了五七干校……

    我就睡在门边，把皮箱挡在靠门的那面。那两夜，我都在听着虹梦里哭喊“妈，妈……”，那两夜，我都在被窝里偷偷地泪流满面，那两夜，我没有入睡。白天激进的男孩儿们都要剃头，虹坚决不剃。他们几个人强行把虹按倒在铺板上，强行给他剃了头。虹忍着眼泪，叫骂着。

    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我最敬爱的李老师。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美术手工课课代表”，是李老师指定我为“课代表”的，每个学期都发给我两份手工制作。每节课之前，她都教我提前制作，还把我的作品展示。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都是李老师把我送到北京少年宫学习制作航空模型和帆船模型。五年级时，全校就我一人参加了北京市少年航空模型比赛，得了牵引航模飞机北京市西城区第二名。她还经常指定我阅读课外书籍。李老师是我最敬爱的副科老师，

    一九六六年的那{yt}，一群红卫兵，一群北京市第十中学的女红卫兵，她们几个人强行把李老师按倒在北京大三条小学校操场的讲台上，强行给她剃了头，又用xx帆布腰带抽打她的后背，衣服破了，脸上都是血。李老师忍着眼泪，一声不吭。我在讲台下，茫然不解，她是我心目中{zh0}的老师。

    一九六九年九月12日在登上北去的列车的时刻，我才知道，她是虹的妈妈。

    在12连里，小北京知青唯有虹从不放弃学习，从不顾及周遭言语。虹有个好妈妈，虹收到的信件最多，收到学习教材最多。虹很聪明，从不显示自己，安静地学习，安静地奋进。

    在12连时，我和虹很少来往，很少说话。可是，只要有好事，虹都想着我。那年秋末，100号割浆，xx和烟仔都晾在场院上，虹穿着雨靴看场，晚上回来悄悄地把我叫过去，给了我几个xx和一小袋烟仔，告诉我，干活儿前吃点儿，就不拉肚子了。我傻傻地问他，哪儿整的？他指指雨靴笑着。

    {dy}次回京探亲，我见了李老师。也许是九八年，虹从日本东京回来，我和虹坐在东城小酒馆，静静地吃着小菜儿，喝着小酒儿，畅聊整整一下午。转眼间，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虹和霞在哪里放光彩？也不是李老师现在……

    回忆，有时甜蜜，有时苦涩，有时令人反思，有时耐人寻味……可是，人，经常还是回忆。

谁伤了你？

    横穿连队驻地的东西大道，是12连{wy}的一条大道，坑坑洼洼，深深的车辙印记错综复杂的刻在雪水冰冻的路面上。大道中段的南道路旁矗立着高高的“警钟架”，“警钟架”是由四根松木原条杆四角戳起，中分三层依依用大铁锔子连接横杆固定五米多高的钟架。说是钟架，但是，钟架上没有挂钟，只挂了一片径直六七十公分圆形六瓣钢制闪光的旧耙片充当“警钟”。一根报废的东方红拖拉机钢制履带链接销子就是“敲钟槌”。

    警钟在召集全连人员集合、开会、抢场、火警或其紧急事件的时刻才能响起。可别小瞧了这个闪光的耙片钟，敲钟人的级别就不一般。集合、开会，只有副连长级别的人才有权上钟架“敲钟”。暴风雨即将光临之际，由场院排长指派人去“敲钟”。火警、及其他紧急事件之刻，那些好事者都争先恐后奔向钟架，去争夺那根神圣的“敲钟槌”。

    平常的日子里，警钟静静地呆在那里。就连连队里最顽皮的孩子也不敢上爬去打扰它，更甭说去碰那根神奇的拖拉机履带销了。

    晚饭刚过，耙片钟就响起来了，敲钟人撕扯着脖子喊叫。“警钟”就是号令，又是一场夜战开始——场院种子入库，这是义务劳动。劳累{yt}的人们，不论老农工老职工；还是老知青新知青都要参加，这是向xxx表忠心的时刻，人们你追我赶，蜂拥而上地表现自己，干劲儿比白天干活儿还来劲儿。

    夜战总算结束了。我垂着散架的膀子，拖着酸疼的腿往宿舍走去，恨不得一下子倒在炕上。

   “小哑巴，”明哥宽大的手掌搭在我的肩上，沉沉地，好像又是一袋麦种，“累了？”他低头笑着对我说。

明哥又高又壮，粗胳膊，粗腿，宽肩膀；特别是他那个让我喜欢的大鼻子。不但鼻翼宽大，鼻头还向里勾着。我这小个儿，才到他腋窝儿。

    我耍赖地说，“嗯，累了！那让我摸摸你鼻子头儿，就不累了。”他说：“摸就摸，摸完了，跑着，拿你的手电。快点！”说完，他乖乖地低下头。我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大鼻子头儿，转身飞快地跑回宿舍。我从家带来一把装有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只有明哥知道。我知道也他一定又有新发现，这总是“秘密”。

    来边疆两个多月了，明哥是我{zh0}的老天津大哥，他和我不在一个排，可是，见面{dy}天他就叫我“小哑巴。”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理他。叫就叫吧，反正又不伤筋害神儿的。从此，我叫他“明哥”，他叫我“小哑巴”。哑巴归哑巴，但是，他叫我哑巴，我还必须得和他说话，不说话可不行。说就说吧，管大婶子叫大妈，没话找话呗！说实在的，我也愿意和他在一起，因为他尽是“秘密”。

    他在小学校前的灯下等我。我问他去哪儿，他说，“猪号。”“啊，猪号？黑乎乎的。”“没事儿，走走眼睛适应了，路就亮了。”“去哪干嘛？”我站着没动，他从我手里拿过手电筒。拉着我边走边说，“到那儿就知道了。”我说，“开手电。”“傻呀，等着给别人照亮儿，挨棒子。”他搂着我就走。

    的确，路是越走越亮，四周漆黑黑的，只有夜晚的天光映在路上，车辙印反射的两道亮光伸向前方。明哥掏出一把瓜子，塞在我手里，我俩边走边磕。夜战，把那四块粘发糕半盒大茬子早就消化光了，唉，瓜子不饱是人心嘛！

    猪号在连队驻地的最东南大斜坡的洼地里，从连里出来穿过大田随着车辙抄近路，朝着猪号那{wy}的一盏值班长明灯走去。在岗上看那盏高高悬挂的长明灯就像它是在地面上闪烁，随着前进的步伐，越往下走，长明灯就从地面慢慢地升起了，猪号就越来越近了。

    我跟着明哥走过高悬长明灯的松木电杆，穿过猪舍，来到猪号大南头的麦秸垛。啊，真是好大的麦秸垛，从远看那麦秸垛，大得像一排房子。到了麦秸垛底下，明哥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我叉开两腿，他把电筒交给我，蹲下身子抓住我两个脚踝，我双手抱着他的大脑门儿，他腰一挺站起身，把我这矮小瘦弱的身体高高地举了起来，说，“照照麦垛里有什么？”

    我骑在他的脖子上，趴向麦垛。“啊，小家雀儿！”“照住它眼睛再抓它。”我一手握电筒，一手抓家雀儿。家雀儿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一抓一只。我把家雀儿递给明哥，这时，我才看见他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用红丝线绣着“为人民服务”的褪了色的军挎包。刚才我怎么没看见呢？

    我抓一只，递给他一只；抓了几只，他就往旁边挪个地儿。一会儿就抓了二十多只。我抓上瘾了还要抓。明哥说“累了。”我说不累。明哥说“你不累我累。”我说“再抓几只。”明哥说“你没有明儿了？”话还没落地，他往后一退，头一低，一下子把我扔在地面的麦秸上，摔了我一个滚儿。“贪婪鬼儿！”他笑着说。我也笑着爬起来，“怎么吃？”我连土都没打，就急着问。“烧呗！”

    我俩来到猪号锅炉房，打更的老魏头把酒瓶拿了出来，明哥从挎包里先拿出一砣早已和好的泥巴，在手里掂吧。我一看，恍然大悟，“哦，你早就准备好了。”打更的老魏头接过挎包和泥巴到锅炉边用泥巴团和家雀儿。

这时，我才觉得冻得够呛，赶快到炉边烤火。明哥把打更的大皮袄给我裹上，就帮老魏头烧家雀儿。开始，我坐在炉火旁看着他们忙活儿；过了会儿，我就坐在小土炕上看他们忙活儿；没多会儿我就倒下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会儿，我饿醒了，也许是香味儿熏醒的。明哥把烧好的泥蛋蛋给我，我一个一个扒开，扒掉泥巴块儿粘下的羽毛，鲜嫩的家雀儿肉清香扑鼻！我一下子就吃了六个，明哥瞧我吃得那么快，撇嘴说，“嘿嘿嘿，别香死你！”我看到老魏头的那瓶酒已经下去了一大半，我也说“哎哎哎，别醉死你！”

{yt}再累，有明哥的烧家雀儿就不累了。

   那是一个休息日，大家都在收拾内务，洗衣服，拆被服，做被服。我不想凑热闹，趴在炕上写信。明哥来了。屋里好多人，他趴在我耳边，轻轻叫了声“小哑巴。”手一挥，就走出宿舍。我知道又有好事儿，把信纸和钢笔一卷塞进行李卷里。跳下大炕跑出去找他。也不知他从哪儿弄了把钢筋打的镩子，还有小水桶，小铲子，正在水房冲洗水桶。我问去呢？他说河套。我不知又要干嘛，可没问就跟他走了。

    走了出连队好远，离三合大队不远的河套边，长了许多枯干的柳树毛子，河水早已结冰了，他沿着河边低头踩着枯草慢慢走着，我跟在后面。他不说话，我也不说。心想，到底说是哑巴？走了半天，一句话不说。又一想，唉，他就这样的人。他高兴了跟你说个没完；不高兴了一句话不说，还得叫你陪着。陪着就陪着，反正没坏事儿。

    又走了好一会儿，又走了好老远，离村子，离公路远了。明哥停下了，用铁镩子凿河边的冻土，我问我能干啥？他指给我看，说“你看。这儿有气孔。”我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气孔。只见紧挨河边的冻土上有几个小洞洞。明哥用钢镩子凿开冻土壳，拿小铲子只挖了几下，就是一个大洞。明哥让我看，我一探头吓了一跳，密密麻麻，赖赖唧唧，里面挤着好多只蛤蟆。明哥的大手一伸进去，一把一把抓出蛤蟆，放到小水桶里，我马上把那块冰冷的湿布盖上。我问，“有癞蛤蟆吗？”明哥冲我叫道，“去你的，你才是癞蛤蟆，这是青蛙，田鸡。在冬眠那。懂吗？”“不懂！”我摇摇头说，他看着我笑“又装蒜，懂装不懂！”“逗你玩儿！”我哈哈地用天津调儿说道。他也笑了。

    过去只在书中读过青蛙冬眠的故事，现在看到了确实还有点儿恶心。明哥说，“恶心？待会儿吃的时候就不恶心了。”我本来就嘴馋，好吃，我是 “长毛的，我不吃掸子；长腿儿的，我不吃板凳儿；长膀的，我不吃飞机。” 什么都想尝尝。来边疆已经半年了，跟着明哥，吃了不少鲜货，这青蛙腿儿怎能放过？

    又凿开了几个洞，有的是空的，但收获还是不小。我们走出河套，在田地边废弃的看地窝棚旁，垒了一个土灶。这儿离连队较远，离三合大队也远，用现代的行话说，是城乡结合部。我烧火，明哥扒皮。我是放火点火的高手，在北京少年宫学过野外生存篝火的点燃，我能在雨地里点燃篝火。不一会儿，我就在我垒的灶坑点燃了柴火，烧热了小桶里的水。我说：明哥是扒皮匠，真不愧是海河边长大的，剥青蛙皮特别快，一拽一只青蛙一张皮。水还没热，皮都剥完了。水热了，太阳快下山了。这窝棚虽然有残缺的围墙，但是不挡风。我俩只好把剥了皮的青蛙在水里烫一下，带回连里再吃。青蛙烫好了，明哥把青蛙挨个儿摆在毛巾里，一数，呵，四十多只，用毛巾包好，要塞在小桶里。我把小桶的水浇在火堆上，又用浮土和石块盖上。我拿着钢镩子和小铲子，明哥拎着装有青蛙的小桶，我俩高兴地咧着嘴满载回连了。在食堂拿了几块粘发糕，装了一饭盒炒大头菜，从咸菜缸里捞了两根胡萝卜，直奔我们的据点——猪号锅炉房，那是最安静，最暖和，xxx的地方。

    更夫老魏头用大半瓶白酒换走了半盒盖儿嫩白的青蛙，又留下了两个鸡蛋一个大鹅蛋。就到炉边去了，待会儿他还得出外查夜哪。我俩盘腿儿对面坐在小炕上，明哥拿来油灯，那油灯是个阔口罐头瓶做的，瓶里装着从拖拉机上灌来的柴油，铁盖上打了个洞，插着棉线捻成的粗灯捻儿，燃烧的灯捻吐着冒着黑烟的暗黄的火苗。再摆上晚餐：粘发糕，腌胡萝卜，炒大头菜；嫩白鲜美的田鸡；四个半开的鸡蛋，四个四开的大鹅蛋，还有大半瓶白酒，两只空碗。真够丰盛啊！

    明哥说按老规矩，每人讲个故事，轮换讲，看谁先把谁吓死。我俩讲故事是有规矩的：不需讲《绿色尸体》、《一只绣花鞋》之类的流亡故事，太枯燥，听腻了。要自己加工，自己现编。我记得那天我讲了《深夜僵尸出操》、《太平间低沉的发报声》还有《古塔上幽灵》，《他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这都是我的专利，我瞎编的。可是，没有吓着他，累了半天，他只说，“有进步，可太一般了。”

    我看到田鸡快叫他吃光了，就说“那你来一段，三分钟吓死人。”我也想趁他讲故事的时候多吃几只田鸡。因为规则是：讲故事时不许吃肉和蛋，只需啃咸胡萝卜，不可都不行。因为讲得口干舌燥，要喝水；肯咸胡萝卜，更要喝水。水喝多了，自然肉就少吃了。这时，明哥的酒喝得快见底儿了，那些蛋已吃的剩皮儿了。他就开始讲了：“12连的地边有个小五队的三间房，三间房背靠半壁山体，地势偏僻，没有通电灯，没有通电话，只住了小五队的三个盲流，在看守两间库房。

    “{yt}，两个盲流外出没有回来，只有一个盲流留守库房。这个盲流叫：朱雄郎（猪熊狼），此人身高一米八，虎背熊腰，肩宽背厚，眼圆、嘴大、鼻子扁、两颗虎牙露外面。守着库房，{yt}到晚，手里总是拎着一根大镐把，没事儿四处瞎转悠。

    “那两个盲流外出四五天没有回来，只有朱雄郎一人守着两间库房。

    “第六天，两个盲流一起回来了。进屋一看，朱雄郎倒在地上，马上报警，xx来到现场。

    “朱雄郎已经被抬到土炕上，法医检查：身上没有外伤，只是脑后挨了一击镐把。抢救后，他脱离生命危险，苏醒后，大睁着眼睛，直愣愣看着前方，但却不能说话。

    “为了快速破案，从双鸭山市警局派来了一位高级警官来到现场亲自询问被害者。

    “警官对被害者朱雄郎说：‘既然你不能说话，如果能够听到我说话，你就点点头。’朱雄郎看着警官慢慢地点点头。

   “开始询问，警官问道：‘是不是，你想攻击别人，却被别人打伤？’朱雄郎慢慢摇了摇头。

   “‘这么说，你被他人袭击？’朱雄郎轻轻点了点头。

   “‘袭击你的人是个男的？’朱雄郎慢慢摇了摇头。

   “‘这么说，她是个女的？’朱雄郎睁大眼睛看着警官的脸，没点头，也没有摇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稍后，又慢慢地挣开……”

    我看着明哥，认真地听着他的讲述，他边讲边慢慢地闭上眼睛，边讲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突然，他张大嘴巴，伸出两只大手爪。冒着黑烟的暗黄的油灯灯芯的火焰蹦跳，映照着他那张裂开的大嘴，他无声地张牙舞爪向我忽地扑来，刚进来的更夫老魏头一抖，“当啷”一声铝制饭盒盖落在地上，我尖叫地急忙向后躲闪……

    明哥大笑着，端起酒碗一饮而尽，喝光{zh1}一滴酒。

    四十年里，我已经把这个故事变成了我的专利，我也吓到了不少比我胆大的人。一想起这个故事就想到明哥，我到边疆后遇到的{dy}个能让我开心的朋友。

    永远忘不了那{yt}，明哥在连队里四处乱跑，在宿舍里，四处躲藏逃窜。一伙儿人急追他不放，一伙儿人边追边打他。{zh1}他被堵在小卖部后面的男宿舍，宿舍前就是汽车站。他被人把胳膊拧到身后，几个人捆绑他把他拽出宿舍，推推搡搡地走在那条横穿连队{wy}的东西大道上，走在晚秋那更加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走过南道路旁矗立着那高高的“警钟架”，一辆汽车停在连部前的旗杆下，我一直默默地跟在后面不知干啥。

    明哥双臂一直被拧绑在背后，明哥一直高高地昂着头，明哥的大鼻子更大了，大鼻子下面还挂着猩红的血花儿。黄昏的落日在西边留下一片映天的红霞，明哥被塞进车里之刻，猛地仰起了他的头，挺起高高的大鼻梁，对着落到山下的太阳，对着那片余晖的晚霞，大声喊道：“太阳啊，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汽车飞奔，消失在灰茫茫地尘埃中。“他疯了，他有精神病……”“那是精神病院的汽车……”都这么说，当时。

    当时我不敢相信，当时我根本不相信。明哥人走，我也真成了“哑巴”，不愿再多说话。我根本不相信，四十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儿消息。回想那断断续续地记忆，那笑声，那沉默，那无声的恐惧中的欢心……四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不相信。明哥，刘汝明疯了，我永远不会相信。

    明哥，还记得骑在你脖子上的“小哑巴”吗？

    我已经编出了很多恐怖的故事，每一个都能吓死缠绕你身上的病魔；把你从病魇的孽咒中吓醒。我烹调的“香辣馋嘴蛙”能把你香倒；我煲制的“麻雀菟丝枸杞汤”也能振奋你的精神。

    明哥，刘汝明，如果你还记得我——“小哑巴”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