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七）：欲救一国，先救文化 回忆一个世纪前的商务印书馆，晚年的冰心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在上海市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 那时，上海宝山路两旁，xx的商务印书总馆与它的东方图书馆两厢对峙。商务印书总馆有80余亩厂区，4座印刷厂，厂房之间有宽阔的水泥路相通。东方图书馆在当时是上海华界{zg}建筑，是那个时代上海标志性的建筑。 而今天，那辉煌竟没了一丝的痕迹。 1932年的1月29号，就是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到商务印书馆的上空，就投下了几枚xx，商务印书馆里面都是书籍、纸张、油墨，这些易燃物品，一下子大火就起来了。 老辈人说，飘在天上的纸灰四天都没散去。这样一个与军事不沾边的机构遭受这样的毁灭是属偶然的吗？ “我启蒙的{dy}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dy}册。”这是冰心的记忆。“我是五四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这是巴金的感言。“商务印书馆是在我青少年时代供给我精神食粮的{zd0}恩师。”这是翻译家杨宪益的感慨……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一座丰碑。 在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后半年，商务复业。这是复业后它出版的{dy}套教科书，取名为《复兴教科书》。然而商务印书馆又收到了一封署名为日本国军署的恐吓信。 信中写道：“……上海毁烧尔馆，尔书馆还是恶习不改， ……今若不速改恶习，我军到处，是商务书馆尽烧毁。” 1932年，与商务印书馆同时被轰炸和摧毁的还有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等几所上海最主要的大学。 但是，更大的灾难又紧接着来了。五年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大学再次遭受轰炸摧残。天津的南开大学成为全国抗战爆发后{dy}所罹难的大学。 1937年7月29号凌晨，日军首先对南开大学开炮，然后飞机轰炸。 大量的建筑都被炸毁了，成为一片瓦砾。1946年回来之后，西面一片荒草蔓蔓，北面的沐斋图书馆被炸成一片瓦砾，他们的军马就四散在那个地方。南开校园的美丽最重要的是有大量树木，都被他们砍伐了。 此后一年间，中国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受敌人毁坏，其中25所停办。对中国设施的轰炸是一种单纯的战争行为，还是战争罪恶之上的罪恶？ 张伯苓是南开的创始人。在南开被炸后，他愤慨地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这是每天早晨，每一个城市的公园里都能看到的景象。热爱唱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陶冶情感，或为晨练。 上个世纪30年代，苦难的中国人不分南北不分老幼唱起歌来。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抗日的歌声，有抗日的歌声就有救亡的运动。在抗战的年代里，歌声促中国人奋起。 《牺牲已到{zh1}关头》就诞生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前一年，作曲孟波。 到了1936年（1935年），东北已经沦亡5年了。国民党当局还是宣传对日妥协投降的不抵抗政策。说牺牲未到{zh1}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一些青年在一起商量，就说要写一首歌来驳斥它。 于是在现在上海外滩的黄浦江边上，几个年轻人一个晚上酝酿创作了这首歌。 当时游行队伍都是拉着手臂，“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zh1}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抢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中国人的心声就这是这样用歌声表达了。那时诞生的中国抗战歌曲在史上堪称辉煌。 到处都有抗日战争的吼声，革命的歌曲就好像群众自己说自己话一样。最重要的就是中华要我们像一个战士一样生活着，中华要我们每一个音乐工作者和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像战士一样的生活着、战斗着。 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中共中央确定了"全面的全的抗战"路线，明确提出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活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在抗战艰苦的岁月里，一种新的在生长。中国的语言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那么地贴近老百姓，那么地清新质朴，明白易懂。 gcd一贯坚持依靠民众和发动民众。xxx当时就具体地指示，如何发动民众，比如说：民众都包括哪些，我们要面向哪些。比如说到街道上到工厂里边，到农村，等等，非常具体。你比如说外面贴出来的标语口号一定要让老百姓看得懂，而且那句子特别好记。 它把农民给动员起来了，使农民解放了自己的思想，这是相当了不得的。新的语言、新的思想、新的生活方式深入了人心，特别是深入了中国下层社会的人心。使他们激发出了无穷的力量。 中华共同的灾难，共同的抗争，也留下了一个共同的歌声和情感。 这首歌震动山河，就是整个都在那里震动。很强烈地表现了的感情，表现了人民之间的团结奋进的那种感情。 这是的怒吼，抗日的怒吼。化出了一个的灵魂。 《黄河大合唱》已经传唱了60多年了。至今都震撼着中华儿女的灵魂，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或是欧美、南洋。 中国大陆的作家访美，碰到了台湾的作家，大家相聚在一快儿，怎么表达呢，不多讲话，就唱“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大合唱》诞生在1939年。那一年冼星海34岁，是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黄河大合唱》是他在6天的时间里谱写出的。 冼星海出生在贫苦的渔民家庭，是做帮佣的母亲把他抚养大。法国留学归来，冼星海一心想好好照顾母亲。 他是非常孝顺母亲的。他回来以后呢，他一心一意想报答他的母亲，他母亲就是靠替人家洗衣服过日子。她儿子从法国留学回来了，可以侍奉她了，当然很好了，可是抗战发生了。 冼星海告别母亲，辗转武汉、重庆、延安，1940年他离开延安去苏联。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冼星海病故，年仅40岁。他再也不能孝顺含辛茹苦的母亲，但他为中华的母亲谱写了震人心魂的歌声，给中国留下了他心中的旋律。 从1935年留学归来到1940年离国别乡，短短5年却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df}。他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和那个时期许许多多的优秀歌曲成为中华抗日救亡无可替代的武器，是中国音乐史上、史上、抗战史上的不朽篇章。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鲁艺周年纪念晚会上，《黄河大合唱》公演了。冼星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黄河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当时有报纸评论说：“一支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 在那些岁月里，到底产生过多少抗战歌曲呢？现在查到的歌谱有3000多首，有人说应该是6000首，那些歌曲是我们历史和情感的积淀，它曾经鼓舞着我们走过那刻骨铭心的岁月，我想它永远会纯净我们的灵魂。 这是一对共同走过抗战艰苦岁月的夫妻。丈夫曹越华，194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妻子王德懿则毕业于交通大学。他们在抗战的烽火中相识相恋，也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流亡求学。 1936年，王德懿从重庆到上海，就读于交通大学，她是交大历史上{dy}个从西部考取的女学生。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她的大学生活，王德懿被迫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当时走得很晚，都没有船了，已经不能买票了，我们就住在船舷上，打地铺睡。当时跟去的心情xx两样，当时去的时候是豪情壮志，回的时候是国仇家恨。 一年以后，1938年的秋天，得知交通大学已迁到贵州，王德懿又走上了寻找母校的路。她一个人走了整整4天。 路很难走，而且天气也很冷，特别是小店，没有旅馆，都是小店。小店过去门口都挂着灯笼，那个灯笼，一闪一闪的。 那时候，也是少女求学心切，爱国，想把书读好，把国家强盛起来，一种心情，鼓励着自己，我们什么都不管。 战乱的岁月里，求学的艰辛就如同在永远的绝望中坚守着希望。她说那艰难的岁月成为那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激情。 据当时统计，抗战时期中国难民总数达两三千万，其中教育者占55%。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9/1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10以上西迁。他们是如此坚决地离开故土，踏上流亡的路。 因为战争的阻隔，也因为缺少交通工具，还因为经费的短缺，当时许多的学生和教授就徒步走到大后方--一片广大的山区求学、教学。他们辗转数省，甚至绕道海外走向大后方。他们辗转流亡的旅程被称作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西迁的过程充溢着中国人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激情，他们为保存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闻一多是与250名学生、10位教师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计68天，3500里。 闻一多他当时辅导刘兆吉访问民谣，这些民歌民谣都是反映了一个社会里头，一个人要真正地爱，要毫不犹豫地爱。所以闻一多就特别喜欢民歌民谣，就觉得民歌民谣是讲了人的真正的感情。有{yt}看到一群小学生，刘兆吉就说你们认识不认识这是有名的闻一多教授。他说闻先生写了xx的诗《红烛》《死水》，就把这诗念了一遍。闻一多就大怒，就说《死水》《红烛》都不是我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我不要这些东西，你为什么把这些告诉年轻的人。 哲学家任继愈也是与闻一多先生等一起徒步去大后方的。 抗战的艰辛改变了自己，也散播了的种子到各地。本来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山谷村庄，却有了春意。 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内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还保留着一间西南联大的校舍，这是当年的中国能够造的{zh0}的教室，是由xx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三易其稿设计的。 土胚打的墙，草顶，后来草顶么，一年一换。腐烂，雨季以后一干就霉烂了，后来换铅皮，铅皮屋顶麻烦啊，一下雨，嘭嘭响，影响上课。 如果下了大雨以后啊，铅皮顶的房子就像敲鼓一样。嘭嘭……在教室里面就听不见了，老师再怎么说，使劲喊，都听不见了，上不了课了。 在这样的教室中，站在讲台上的是冯友兰、华罗庚、吴大猷等闻名的学者、大家。在下面专心听讲的则有杨振宁、李政道等未来的大师。 越是基础课，越是名教授讲的，比如说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的，普通化学是杨石先教的，大一的微积分，我的微积分老师也是名人，是杨振宁的父亲，叫杨武之，当时也是名教授。 1939年9月28日，日军{dy}次轰炸昆明。同大后方的许多城市一样，从这{yt}起，昆明成了日军实施战略轰炸的重要目标。迁到大后方的联大师生再次直面战争。 为躲避日军的轰炸，北大、清华、南开的一些研究院所迁往郊区，联大的老师也大都避往偏远的乡村。往来学校，有的要翻越几个山头，花费半天时间。 这期间，华罗庚撰写的三本专著，就是在草棚里，在如豆的灯光下写成的。其中的两本，至今还是世界数学王国中的经典。 在国家危亡、生灵涂炭的年代里，办学、教学、求学都有无尽的困难，但他们为科学奋斗的精神不减，成为后世的楷模。 1941－1945年8月的西南联大教学科研成就非常丰硕。在以后的60年中，中华科学诸多的成就就是孕育在那时一张极不像样的书桌上。她为新中国贡献了157位两院院士。 因为轰炸搬到乡下去，就用这个油灯，用一个小的碟子，里面放几根灯草，用菜油点上，也可以照明。我父亲就是在这个灯下写他的哲学著作，这个灯就是发出一种黑烟，油灰。晚上工作以后，第二天早上我们看见他的脸这一块黑，那一块黑。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那个时期写的书概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 贞元是从《易经》的判辞来的，就是经过一个个的阶段，到"贞"就告一个段落了。我父亲用它来比喻我们的命运，这是一个复兴的开始。他是用这么一种心情来看抗战的艰难的。他认为在这个艰难之后，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的会复兴。他这个信心还是对我们的一种精神的信任。战争不光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它这里面有一种精神在里面，我父亲对这个精神充满了信任。 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xx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他却在最困难的年代里为西南联大请来了众多的大师，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  这里记载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景象，那就是普通的老百姓、颠沛流离的逃难者，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向流亡的大学生们和老师们投去尊敬的目光。大概他们知道，这些显得文质彬彬的人，将会是日后复兴的希望。事实上当时的那些师生中的大多数人，都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zy1}的贡献。 抗日根据地民主ZF抓住时机，大力地恢复和发展国民教育，兴办冬学，扫除文盲，与日伪的奴化教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时间，抗日的教育成了弘扬精神，团结鼓舞抗日军民，打击消灭日寇的强有力的武器！ 危难中的就是这样保存了自己的血脉。 侵略者不允许有任何抗日爱国的意识存在。在东北，日本多次密令伪满教育机构“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废止任何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的教科书和教材”。 这是汪伪ZF颁布的《战时宣传政策基本纲要》。 奴化教育就是要消灭、软化中国人民的抵抗，让中国人民心甘情愿地做亡国奴。 通过，通过文艺进行奴化教育。在教育方面，日本当局通过伪ZF，建立了完整的日本殖民统治的教育体系。 它{dy}步要做的是删除过去的、教科书中间的有关爱国主义的、中华的、中华的、精神的这方面的课本的内容。 在抗日战争中，还有这样的一种英雄，这样的一种战士，他们不曾拿枪，却同样捍卫着中华，同样与敌人做着殊死的战斗。赵天麟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一个战士。他是在{yt}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被侵略者暗杀的。 这是当年天津租界里的耀华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中校大多沦为废墟，而天津租界里的耀华中学仍然悬挂中国的国旗，唱着中国的国歌。当时耀华中学收容了很多失学的同胞。 于是，耀华中学办起了特班。每天下午3点以后，又一个耀华开始上课了。他们全部是没有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这时学校的实验室、体育馆、图书馆、操场、礼堂全属于他们。 老师很大一部分是南开老师，学生很大一部分是南开的学生。换个地方，换个耀华招牌照样念书。 日军几次想进入耀华中学，都被校长赵天麟拒绝。敌伪教育局施行奴化教育，通令全市各校一律换用新教材。赵天麟校长拒绝使用。他还联络当时的一批学校共同xx日本的奴化教育。赵天麟上了日伪特务的暗杀名单。 赵天麟拒绝了亲友让他外出躲避的提议，写下了这份遗书。此后不再赴宴，不再访亲会友，他把全部精力和爱国热忱倾注到办学与抗日活动中。 他说“士，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他说现在这时候正是考验我们华北有志之士，是不是下决心的时候。 赵天麟被暗杀了，在他刚刚走出家门的时候。那{yt}，是1938年6月27日。 高等教育机构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的时候，中国90％的大学受到了日军严重的轰炸、焚烧和摧毁。抗战期间，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搬迁次数达300多次，中国绝大多数的高校都迁出了沦陷区。从前方到后方，跨越千山万水，走过大半个中国。 迁的次数最多的，八迁，是广州文理学院。广州的中山大学是三迁，它不是一步到位，而是迁到一个地方再迁一个地方再迁一个地方，非常困难。 1937年在日机轰炸中山大学后，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说，“敌人轰xxx愈烈，吾人之敌忾愈炽”。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国的大学在日机的轰炸破坏下，顽强地生存并发展着。到抗战胜利时，大学已从1936年的108所发展到141所，在校学生从4万人增加到8万余人。 浓厚的学风，丰富的师资，开阔的视野，在大轰炸的苦难中，保存了中国教育事业一份不死的希望。 不是单一的应试教育，那个时候的学生读书而是为了存亡。他们还根据教、学、助的思想，他们到村头，到街坊，到工厂里边去做小先生，教那些文盲工人、文盲农民。 作为知识分子，你的战场在哪里？决战岂止在战场，战场背后实际上是一系列全方位的较量，军事的、政治的、的、经济的甚至学术的。 在进行着最惨烈的抵抗的同时，中国人把教育也办得扎实和广阔——在简易的民房里，在军旅中，在根据地……平民学校、女工夜校，职业学校、民主夜校。当时的中国，抗战是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而教育也是每一个阶层共同的事业和希望。 百年苦难的中国，总有飘落在海外留学的游子无数次地把祖国回望。 邵象华是中国近代钢铁冶金工程的奠基人。中国的{dy}炉钢，{dy}本冶金教材都出自他手。1938年，邵象华回到苦难的祖国。他是一年前应资源委员会的邀请，放弃在英国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加入筹备中的中央钢铁厂：我非回来不可，那时候一般的留学生出去，尤其像我们公费留学，都是国家培养，当然是要回国工作。这不成问题，我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当他回国时，全国抗战已经开始，中央钢铁厂已经停办。邵象华辗转于昆明、乐山、重庆，直到1942年，他才在重庆綦江的一个小钢厂，炼出了中国人的{dy}炉钢。 当时海外回来的学子，大都集中在教育部门和资源部门。资源委员会是国民ZF负责工业规划的部门。回国的学子以全心的投入规划中国的复兴之路。而当抗战开始的时候，正是他们策划组织了沿海工业的大西迁。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时国人看工业，基本上都是把它看成一种产业。但他们来看工业，就把工业和整个国家，整个，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相联系。 回眸百年，每当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头，都有大批的海外学子回到祖国。不怕牺牲，自强不息，用理想、用深情、用自己的血肉身躯里的全部精血，保存了中华的命脉！ 中国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易经》里边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是坚贞不屈、勇往直前，过去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个一直传留下来。 顾炎武一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是深入到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东西。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要有这些东西来传承下来啊，才能维持我们的长久。 八年全国抗战，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种种优秀品质和与祖国同命运、共生死的情怀，令人感慨。在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海外的学子纷纷归来报效国家。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有4000多名留日的学生辍学回国，共赴国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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