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年了。以一个晚辈的身份，写些文字怀念他老人家，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事情。

    南华门东四条，是我曾经熟悉的一条小巷。和马老先生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想我小时候一定是个调皮捣蛋有余的孩子。每次，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一进巷子，我就迫不及待地要跳下车去，到作协小楼前高大的梧桐树下拣树叶，或者撒丫子在幽静的巷子里奔跑。我喜欢那里两边高高的院墙，喊起来仿佛还有回音。巷子的尽头，豁然开朗。自然，这里是孩子们玩闹的{zj0}选择。马老先生家的四合院就在这片开阔地的北面。院子很幽静，虽然知道那里面住的个白头发老头，但孩子们一般不敢冒失地进去，总觉得那里面是住的是大作家、大领导。

   有一次过年，我在院子里和伙伴们放炮，天知道怎么炮仗在刚出门的马老先生旁边炸响了。我想，这下一定是完了。大家正准备跑，马老先生回过头来，和蔼地摆了摆手，笑笑说，没事，你们都得小心点。惊慌失措的我们哪里还有心情在院子里点炮，各自撒腿回家。我脑海里只剩下他老人家慈祥的脸上深深的皱纹。

    后来，东四条我回去的少了。偶然去了，总不由自主地往院子里张望一下，希望能看到他老人家。

    1988年，我读高中二年级。那时候，太原五中、省实验中学、成成中学、太原十二中等几所重点中学联合成立了一个文学社。这个叫泉声的文学社因为是跨校际的，所以在当初的中学校园里轰动一时。省实验中学的孔繁荣老师作为文学社的指导老师积极支持了我们。既然是文学社，那就一定要有个刊物。于是大家商量，办个月刊，名字叫《太阳雨》。

    为了把刊物办好，大家在课余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创刊号的稿子已经备齐了，可总觉得哪里有点儿遗憾。于是，我不由想起马老先生和他的四合院。如果能让山西文学界的泰斗为我们的刊物题个词，那该多令人鼓舞啊。可转念一想，马老先生那么忙，能理会我们这些学生吗？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背着准备好的稿子，约了两个同学，又来到了马老先生的四合院。

    那天，院门开着，敲了敲没有声响。我们蹑手蹑脚地进了院子。马老先生正在午睡，听到有人来，他才起身。我知道我们实在是太唐突了。可和马老先生说明了来意，他却非常高兴。他一边翻看着我们的稿子，一边说，“不容易啊，行，我好好看看”。他和我们约定，第二天给我们提点意见。

再进马老先生的院子，我们已经满怀欣喜了。马老先生一直在等我们，他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我们喝水，一边说，“想说的还挺多，可不要耽误你们上学啊”。从发刊词里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到开篇的长诗；从我们稚嫩的小说和散文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到错别字的修改，马老先生一篇一篇地为我们讲解、提出修改意见。

“我有口音，你们能听懂吧”。老人不时地问。我们说行。正说着，家里来客人了。马老先生招呼他们，“你们到那边坐的等，我和娃娃们说的正高兴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为了我们这一群中学生这样尽心，还用说什么呢。

    说完稿子的事情，马老先生招呼我们到里屋，拿出他为我们写的题词——“今朝辛勤耕种  他年方可结果  题赠《太阳雨》 马烽  八八年”。题词是用毛笔写在一张十六开的宣纸上。“看看能不能用。印出来了，得给我一本了啊。”他用浓重的口音一顿一顿地说：“文学刊物这个东西不好弄，你们中学生搞，更不容易。不过苦尽甘来，就剩下是甜了。”

                 

    马老先生的题词，放在了创刊号的扉页上。那些看似轻描淡写或者诙谐的对话和字字句句间，凝聚了一代文学前辈对我们的勉励和告诫。

    那个年代，复印机和电脑都是xx品。我们的刊物是刻在蜡版上，然后用油印机一张张地推出来装订的。刊物出来了，我挑了几本印的不错的给老人送去。老人下乡去了，没有见到。我把印好的刊物小心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给老人留下。

    后来，马老先生给学校打过一个电话找我。我知道后赶紧去看他。马老先生询问了一些文学社和刊物的情况，我回答的结结巴巴。他起身风趣地说：“你这就是茶壶里的饺子吧。”他进了屋，边往出走边说：“拾翻见两个书，喜欢了你就拿上看看。一个是我的，一个是问西戎要的。”我激动地捧过来仔细一看，一本马老先生的《致初学写作者》，一本是西戎老先生的《寄语文学青年》。

   

    二十多年过去了，马老先生给我的那两本书我也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那些曾经付出心血油印的刊物我一直没有舍得扔掉。

    马老先生离去的噩耗传来是深冬的夜晚。送别他的日子，上千人守候在告别厅门前。马老先生身上盖着党旗，静静的躺在那里，好象睡着的样子。

    怀念一个人，真的是冥冥之中的事情。今年新年刚过，我和同事说起马老先生的往事。他说，当初报社送别马老先生的稿子就是他写的，题目是《告别，为了纪念》。他问我，这么多年了，怎么忽然想起来马老。我不得而知。

    所幸的是，在我们日复一日地增加着年龄的同时，一个人，因为永远的离去，已经让他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