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藏医药研究进展
藏医药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古老的医药体系之一。她在西藏及其毗邻地区、蒙古、俄罗斯Buryat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北印度等地区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在欧洲和北美也有良好的声誉。在当今回归自然,倡导系统xx的医学风气下,藏医药在xx某些疑难病症和常见病症方面的独{tx}果,以及为现代医药体系提供医药学指导思想、诊断xx方法和xx选择性方面焕发出诱人的魅力。国内外对藏医药的研究和开发应用有蔚然成风之势。本文拟对中国以外地区,重点包括俄罗斯、美国、欧洲及亚洲部分地区,对藏医药的研究历史和现状作概况性介绍,希望为藏医药保护研究及其开发利用提供借鉴和帮助。
一、藏医药研究在俄罗斯 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始于十八世纪末期或者更早时期。研究范围广泛,几乎涉及到藏医药的全部领域,并且在藏药的现代研究方法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从十九世纪初期到1979年发表的有关藏医xx面俄文文献和出版的俄文书籍共有433篇(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藏医药研究文献更多达数千篇。 Badmayev P A (1811-1923) 用俄文介绍了藏医药的诸多情况,并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rGyud-bzhi) {dy}部《总则本》的俄文本。Dambo Ulyanov介绍了藏医药xx传染病、霍乱、和麻风病,及《蓝琉璃》的大致情况。Aleksey Matveevich Pozdneyev (1851-1920),是俄罗斯xx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对蒙古和西藏颇有研究。他于1908年在St.Petersburg出版了《四部医典》的第二部《论述本》的俄文译本,其中参考了蒙古版的《四部医典》。这几位较早的藏医药研究者和出版者有的虽是东方学专家,但却缺乏专门的医学训练;有的虽做过医生,xx学者,临床大夫或植物学家,但却缺乏相关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知识,也没有藏医药或者印度医药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出版物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重要的,但由于历史和方法的限制,也很难给读者展现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概念和藏医药系统及理论的本质形象。
此后,从二十世纪初到六十年代末,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虽未间断,但发展不大。前苏联xx的藏学研究专家M.I.Tubyansky对藏医药的学习问题颇为关注,于1935年发表了题为“有关藏医药学习中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他说,“必须承认的是,至今还没有人能从整体及实际内涵的角度彻底的掌握了藏医药学,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把一些藏医药原始的教科书翻译成俄文或其它的文字就叫做学习或研究。” M.N.Varlakov在此期间发表了20多篇有关介绍藏医药的历史,藏医xx、藏药、临床、藏药化学及药理研究的论文,并于1963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选集。
二十世纪七十年xx始,特别是八十年代,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空前热烈,并且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Mumiyah-asil是藏药中神秘的xxxx之一,《青海省藏药标准》(1992)将其定义为“岩精膏”(藏文译名“扎星” ),认为是鼠兔科动物红耳鼠兔Ochotona erythrotis Buchner的干燥粪便。俄罗斯却对mumiyah进行了近20年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A.Grechikhin在1971年以“石怪的眼泪”为题综述了俄罗斯对mumiyah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没有人确切知道mumiyah起源于什么,但有三种起源学说比较典型,即矿物说,动物说和植物说。在手抄本的《四部医典》注释本中,有信息表明mumiyah是鼠粪,这些鼠的洞穴中有稀有金属的沉积。Biruny在他的《矿物学》一书中认为mumiyah是野生动物和家畜粪便经xx发酵后产生的。N.V.Syrovezhko则把它看作是植物(plant),称作Tibetan Plant mumiyah-brag zhun,并研究了它的药理活性和xx活性等。Ash Shakirov则认为mumiyah是一种岩石分泌的矿物,他描述mumiyah是“固体形状,呈黄、棕和黑色,表面有光泽,味微苦;当环境温度升高或降低时它就变的软起来”。他认为mumiyah的性质与其所含的钼有关,有类似Bitumen(沥青)的性质。他还研究了mumiyah在防止伤口感染,促进骨组织愈合,及xx活性等方面的作用。A.Grechikhin则综合上述各家学说和研究成果认为mumiyah是矿物、植物和动物三者结合的混合物。他描述这种xx的特征时总结到,mumiyah可以快速地促进骨组织的愈合和恢复,因为它含有氧化钙、氧化钾、氧化磷及锶(strotium)和铍(bervllium)等矿物和金属元素;它有较强的xx作用,可以杀死某些对青霉素有抗性的微生物。从对mumiyah的研究,可以看出俄罗斯对藏药的重视和深入程度。
从几种渠道的统计结果来看,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俄罗斯发表的藏医药的文献超过2000篇以上。其内容广泛,研究深刻,从藏医理论到藏药成品,从藏医的外科手术器材到藏医教育的漫汤挂图,几乎无所不及。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较为典型的几位xx学者的研究成果,以窥一斑。Elbert Gombozhapovich Bazaron(1931-),于1982年收集整理并编目了从十九世纪初叶到1979年间发表的藏医药俄文文献433篇,并由Natalia Bolsokhoyeva博士全部译成英文。E.G.Bazaron的研究领域涉及古代藏医外科手术器械,藏药的医学分类法,藏医的基本理论介绍,藏药材Gentiana barbata Froel. 和 Odontites rubra L. 对大白鼠凝血系统的影响,mumiyan brag-zhun的起源,并对Hippophae rhamnoides L.的化学成分和xx等药理活性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Sof’ya Mayorovna Batorova(1944-),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藏药。关于藏药植物名称,藏药植物分类,《四部医典》第三部中第3章,第26章和第59章中60个xx肝病的xx研究(包括化学成份分析及药理作用),比较了不同种属的药用植物在xx肝胆疾病中的可替代性及新证明的其它药理活性,蒙古的藏医药传播和使用情况,Saussurea lappa Clark (藏名ru-rta)的替代药材Echinops Latifolia Tausch根的水煎液的药理活性,及其它几百种藏药材的药理作用分析等。
Tamara Anatol’evna Aseyeva (1943-),在她研究早期主要以译注藏药材名称为主(1973-1983年);1983年以后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药的组方方面,很有特色。她介绍了《Bolshoy Aginsky Sbyor》中藏药xx的分类,病重时藏医所用的药味往往会更多,并且探讨了从这些众多的药味中挑选了3-5味组成精干的新xx可使其具有原有药理效用的可能性。在研究针对某些疾病的藏药组方原则时,作者注意到藏药复杂的xx系统是源于最初的3-5味药味的组方,只是随着后来的发展才演变为60位甚至更多xx组成的庞大组方。作者分析针对某种疾病的组方原则时认为:①按照不同的疾病将基本xx进行分类、配比,如在xx器官和组织炎症时应配有调理机体失调之xx,②列表比较xx的调配和方中每个组份的藏医xx特征,③对针对该种疾病所使用xx的使用频率进行比较和取舍,④应考虑对单味药的化学组成、药理作用与其在组方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比较。作者还详细研究了xx肝病的39种藏药制剂的不同xx效果,xx炎症的不同组方及其它藏药组方原则等。
俄罗斯关于藏医药的研究大多是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来完成的,在今天Buryat的泛贝加尔湖地区,特别是Ulan-Ude。并且,俄罗斯的藏医药研究者几乎全部是俄罗斯人自己,这与下面将要介绍的美国和印度等许多地方的藏医药研究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地方的藏医药研究大多都是由藏族人来进行和完成的,所以应当称做藏医药在各地的传播似乎更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