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高明区几百人1月24日自发聚焦，反对该市南海区建设江南发电厂污泥焚烧项目，据《广州日报》报道，聚焦过程秩序井然。
　　这是在广州番禺、花都等地遭到居民抗议后，垃圾焚烧再次成为街头政治的主题。
　　在此之前，厦门PX化工项目，上海沪杭磁悬浮高铁项目，也曾引发相关地方市民的群体行为，人称“散步”，“散步的市民希望见到能被说服的市长”。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街头行为都起到明显的互动作用，番禺垃圾焚烧厂、厦门PX项目和沪杭磁悬浮高铁都得到了重新考量。
　　“散步的市民”能遇上肯倾听和能说服的政府，自然是令人欣慰的事情。然而，是不是要先有“散步”，然后才能使市民的声音被听到，这却是一个问题。
　　我当然不是嫌市民的街头表达多了。在世界别的国家，有更多的街头表达，甚至无日无之。这些街头既可能针对具体的利益，也可能表达对社会的看法，经常是规模很小的，陈述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见，少数时候规模巨大，那一定是针对着影响巨大的政策或者要求变更某个法律。
　　但毕竟，街头政治是议会政治、会议堂政治、市政厅政治的例外，或者说补充。民众的利益、意愿、主张和要求，一般应该能够在议会、会议堂、市政厅去提出和商议，而且确实有了通过这些设置提出、讨论并且实现的制度。
　　大多数情况下，街头政治属于程序政治的范畴，少数情况下可能脱出程序的轨道。但无论如何，走上街头是现代公民一项当然的权利，只是现代政治既不一般性地拒绝公民走上街头，又会尽量避免街头成为政治的现场，而是通过议事机制来预先协调利益，并通过议事机制解决已经出现的利益冲突。从而，街头不再是冲突的主要场所，而是“从议事堂到议事堂”的特殊的中间地带。
　　在中国，发生市民“散步”或者聚焦的那些城市，人们针对的是一些十分具体的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到他们的具体利益，至少所有被“散步”或者聚焦反对的项目，都再度审慎地考量了市民的要求，有的项目被中止，有的项目被迁移。这就是说，这些项目确实未能预先充分考虑相关市民的利益，而且事情其实可以有另外的方案。
　　在市民走上街头之前，是否有一张会议桌来容纳相关市民，让他们就一项决策预案表达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将决策预案在几张办公桌之间转来转去？是的，我们这里有太多的办公桌，有太多人办公室，甚至也不缺乏决策的密室，却缺少真正协调利益、平衡社会的公开的真正的会议室。我们有许多会，在宣读、在部署、在落实，而吸纳利益高度相关者去讨论、商议、谈判的会议室、议事堂、市政厅，却是很缺乏的。
　　或许，这就是人们会走上街头的原因。那些走上街头的事情，原本是需要一张对话桌、一张谈判桌、一张会议桌来解决的，然而没有，密室决策、办公桌决策率然而出，相关利益人只是被安排的对象。也许，决策也曾考虑过他们的问题，然而那是“为民作主”的考虑，不只是往往无法准确反映相关利益人的想法，而且对他们有感情上和权利上的伤害。
　　缺乏真正的民众议事机制，公共事务就通通成了“管理问题”，而不再是社会自我xx的秩序。政治事务变成了官员事务，而非民众事务，而且民众被隔离于与其利益高度相关的决策之外，只能听安排，当他们不准备听安排时，就只能走上街头。而且民众长期被隔离于公共政治，还造成了一种压抑，日常情况下，这压抑如沉默的火山，偶尔又形成突然的喷发，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群体事件甚至大规模骚乱。
　　有真正的会议桌，而且这张会议桌足够容纳社会各人群的代表，有良好的代表分配机制，有相应的议事规则和政治制度，办公桌后面才有可能真正坐着公仆。官员在办公桌、报告台和酒桌上，民众表达利益只能在街头，这是政治的分离。会议桌、议事堂、代表分配、主张公开、议事制度，这才是政治融合的办法。人们有权走上广场和街头，但制度不可以不反思是否开辟了民众在场的政治道路。
　　                                  201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