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朋友托朋友求我写碑文，这碑是为一棵故去的老白果树而立的。写碑文我是头一遭，给一棵死去的树写碑文，更是连听说都没听说过。碍于朋友的情面，无法拒之，只有从命的份了。当天晚上，我就草就了下面的文字——

 昔，村前有一巨树，村人呼之“老白果树”，即银杏也。何时何人所植，已不可考。历传：“先有白果树，后有大吴家。”足见此树年代之久远。古树高可参天，远眺，巍然屹立，形如山丘；近之，龙踞虎盘，气势磅礴，华盖蔽日，可遮数亩之荫。干围有“七庹八揸一媳妇”之戏说。树形奇异，枝干北向，昵抱村庄半壁，俨如伞盖。山东境内，唯莒县浮来山三千岁银杏树可与媲之。古树历经沧桑，犹生机盎然，春发夏旺，秋披黄袍金甲，浆果累累，赐赠惠及世代子民。惜之哉！□□年夏午，古树横遭雷击，伤及膏肓，日见干枯；□□年春夕，继损于无情火，枝干燃烧殆尽。村人痛哉惜哉！遗恨掷千金而弗能再，乃于□□年，为之建庙一座以纪念；□□年，重植新株，以承传。感于乡民情之切切，今刻碑并镌文，立于古树故土遗址之侧，以告后人：“勿忘大吴家之‘母亲树’曾居于斯焉！”

 就这样，半文半白地把碑文写完了，我反复看了多遍，忽然觉得：为一棵故树立碑，决非某某人心血来潮、兴之所致之举，其中肯定有一种不可言宣的隐情。

 碑文也叫碑碣，就是在石头上刻下文字以存世。碑文化属于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从秦始皇刻石纪功，即大开树立碑碣之风。东汉以来，碑碣渐多，用以纪事颂德。有碑颂：秦始皇琅琊台刻石即是，山东平度的郑道昭为其父郑羲正名的天柱山魏碑亦然；有碑记：过去建庙宇、修桥梁等，记下修造的过程及当事人的善举；而更多的是墓碑，但凡普通人家也是要为故去的先人们树碑纪念的，然，许多只有正面的“显考”、“显妣”之类粗略的记载文字，背面一般没有碑文。而今，大吴家的消踪灭迹了的老白果树，不仅要为之树碑，且要镌刻碑文，就是奇事一桩了。

 如此，我忽然想起了“崇拜”一词。人类自脱离动物界开始，就伴生了崇拜现象，崇拜日月星辰，崇拜风雨雷电，以至到了崇拜某一动物某一植物的精神境界。由崇拜而信仰，由信仰而宗教，渐渐产生了一种种群体性的精神力量，形成了凝聚一个个群体的不可或缺的亲和力乃至氏族的图腾标识。大吴家的老白果树是不是也这样啊？我想：老白果树存在了3000多年，与世世代代的大吴家人结下了不可割舍的情缘，他的突然消失，不能不说是大吴家人的莫大损失和遗憾，由此而产生的伤逝情结，是大可理解的。再从另一角度考虑，兴许，老白果树在的时候，人们只是平平常常地过日子，没有觉出老白果树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可是，一旦老白果树不在了，村里稍有一点悖逆人们心愿的事情发生，就可以很自然地与老白果树的消失联系在一起。老白果树实际上早已成为村人心目中的保护神了。然而，大树却倒了，没了。于是，为了找回这一心灵的失落，就为故树立碑。这不失是一种捷径，是一种很好的精神疗法，一种信仰的寻觅和补充，一种自我安慰的思索和行为，一种追求吉祥如意的宗教式的希翼和寄托。

 我说这些，不是在反对人家给故树树碑立传。其实，我更认为，此举是大吴家村民尊重和珍爱历史的表现，更是一种文物保护意识的体现，应该倡而导之才是啊！

                      稿成于2010年1月28日  引用碑文为前一日撰